张岱年先生和我提出国学书目八十五部，它包括了儒佛道三教和诸子百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在历史上影响深广的要典（见《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导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这个书目也许太大，也许还需要补充调整，那么让社会人们共同参予研讨，加以改造。但总得有人先提出一个方案作为讨论的基础，而且我相信此书目的主要部分的必读性是无可怀疑的。张先生又从八十五部中选定十部书，作为必读之书。它们是：《周易》、《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史记》、《纲鉴易知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幼学琼林》。这个书目是给青少年提供的，其实它对于成年人来说也似乎太多太高。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理想目标，从培养跨世纪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着眼，不能太迁就目前的水平，这是其一；读经典主要应在青少年打基础的时代，这一时期读书最快最牢，终生难忘，中年以后虽然理解能力大为增强，但记忆力差了，而且要挤出读书的时间很不容易，这是其二。所以社会要抓青少年经典训练，中年以后靠自觉。对于有志于从事人文学科事业的青年，不妨再多读几本书，例如儒家经典中，除了《易》、《论》、《孟》，要读《礼记》和《孝经》，不然很难了解中国的宗法制度和传统道德；道家经典中，除了《老子》，还要读《庄子》，你的心灵或由以而大开；佛教经典至少读《金刚经》、《心经》、《坛经》，由此领略佛家的精神；史书方面，除了前四史，应读《贞观政要》，这是一部高水平的政治教科书，治国经验皆荟萃其中；文学方面，唐诗之外，还要读点宋词，而《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则是中小学生的读物，文科大学生则要加读《红楼梦》、《聊斋志异》和《金瓶梅》，它们会帮助我们知世、论人、增智、为文，其益莫大焉。

　　读经典作品，当然要读原典；今译今注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依赖。读原典好比品尝丰美的饭菜，色香味俱可细细感受体验。读今译好比吃别人咀嚼过的饭菜，不仅味道差得多，而且加进了别人的分泌物，与原品不会一样。现在的障碍在文字上，一是文言表达方式，二是繁体书写，这给一般青年阅读原典带来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必须克服，也能够克服。所谓必须克服，是指原典具有无究可诠释性，不可替代，不下功夫直接阅读，就达不到基础训练的目的。所谓能够克服，是指中国人闯古文繁字关有较好的条件。文言孕育出白话，两者本就相通，文主仍部分地活在白话之中，受到人们的喜爱，而经典的许多语句常成为座右铭流行在生活中，所以人们学起来的兴趣，有接受的能力。再说，今译今注逐渐增多，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原典。至于繁体字，它流行了两千年，形成六书的规则，只是笔划多一些，结构上有规律可寻，认识并不困难。古代典籍的简化字本仍是少数，多数是繁体字本，一九五六年以前所有的书刊皆用繁体字，大型史书、类书、丛书至今重印繁体字本。所以当代知识青年应该在“用简”的同时“识繁”，学会识繁这一本领，其中珍宝可任你选择。这至少跟学外语同等重要，而掌握这一本领，只要在小学认字时期适当加以训练就可以了，比学外语容易得多，因为繁体字毕竟是自己祖国的文字，接触机会又多，用不了太多时间就可以学会。我的想法是：不给学生以“识繁”的训练，等于剥夺新一代乃至后代直接阅读古典的权利，给民族文化的传承制造人为的障碍，谁能承当起这样重大的责任？我们有些人一看到繁体字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便认作是文字使用上的混乱，急急忙忙加以扫除。繁体字是正正经经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字，如今古书出版还在使用，港台澳地区还在流行，并不是什么乱造的文字，何必要加以“横扫”？满街英文为什么不“横扫”？我觉得繁体字的适当流行一种社会需要，是好事不是坏事，它让人们在这种环境中更好地掌握“识繁”，以减少古书及同港台交往的麻烦，有什么不好？我套用“一国两制”的话，可不可以在文字上实行“一语两体”？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两体都有生命力，你要消灭一种不可能，问题在于印刷品如何统一，可以坐下来讨论。回到读经的问题上来，我想强调的是：决不能把文化的传承寄托在少数专家翻译古书上面，这样局限性太大；与其化大气力组织上专家搞今译本、印简体本，不如让青少年普通得到读文言、识繁体的技能，使他们能够直接面对原典，这样做的效用不知要扩大多少倍，费事又不大，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我说一段经历。我去韩国开会，看到那里的现代经济很发达，社会管理水平是先进的，同时韩国又大力提倡儒学，何持了尊孔读经的传统。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在汉城遇到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中国留学生，该生告诉我，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学过《论语》、《孟子》，来至韩国，学校却要你认真学习，没曾想跑到外国来学中国的经典，于是感慨万千。我看到韩国人修身处世中表现出儒家道德很深的影响，青年人彬彬有礼，行有所循，社会风气很好。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现在是“礼失而求诸邻”，要有惭愧之感，要借此激励自己，赶快把优良的传统恢复发扬起来。

 来源：牟钟鉴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