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60年代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美国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时期，这场文艺运动中的作家们关注到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自然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态智慧，积极建构美利坚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时期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等作家的众多作品都表现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促进了美国生态文学的形成以及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展。

　　儒家生态智慧的

　　传播路径与接受语境

　　儒家生态智慧的传播路径与接受语境主要源自中国文化典籍在欧洲和美国的翻译与传播。1836年，爱默生首次接触到了约书亚·马什曼翻译的《孔子著作》，之后爱默生又阅读了戴维·科利翻译的《中国古典著作〈四书〉》。爱默生不仅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中国儒家经典语录，还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征引《四书》的内容。爱默生的挚友梭罗在哈佛大学和爱默生家的藏书中阅读了以上两本儒家典籍，还阅读了博迪耶翻译的《四书》，并在《日晷》杂志上刊登了摘录自《四书》的50余段选文。中国的“四书”中传达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自然生态观念和德性智慧契合了爱默生、梭罗这样的超验主义者回应美国19世纪自然危机与精神危机的需求。爱默生认同中国孟子的名言——“圣人，百世之师也”。梭罗也阐发了“四书”中的生态思想。他们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等中国古代文献中，发掘出儒家生态智慧，体悟到自然的神圣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这一时期涌现的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漫步》和《缅因森林》，麦尔维尔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霍桑的《胎记》等文学作品，都蕴含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意蕴。

　　儒家生态智慧

　　在美国文学中的三重维度

　　儒家生态智慧深刻影响到美国文学的创作，呈现出三重维度。

　　第一重维度是自然的神圣性，即对宇宙整体观的再诠释。爱默生用“四时行焉”与“天人合一”来表现《论自然》的自然思想并进行了本土化阐释。儒家生态智慧以天地化生万物的创生之德为天地最高的美德，“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之自然创生正是自然的生生之仁德。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人也要参与自然创生而达成“参赞化育”。概而言之，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儒家生态智慧主要有：强调宇宙的整体性、自然的神圣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这些儒家生态思想促进了爱默生等美国学者对自然的重新认识。爱默生引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由此感悟到自然是宇宙的精神，喟叹自然默然不语却能生成万物。他还在《论自然》里提出“自然为精神之象征”的观点。

　　第二重维度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生态伦理的文学表达。儒家生态智慧启发爱默生和梭罗等学者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启发了美国学者对生态伦理的思考。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来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精神的推崇。在《漫步》里，他讲了雨后的彩虹和黄昏的金色光束神圣无比，自己漫步于大自然金光的洪流中宛如走进了神圣的圣地。在《缅因森林》里，梭罗还讲述了原始森林中孕育着巨大的自然神力，表达了对破坏森林和对自然祛魅的担忧。梭罗多次引用儒家典籍，以表达人对自然应该怀有敬畏之心的观念。

　　第三重维度是德性修养，即自然与精神的同构性。爱默生和梭罗在《日晷》里引用了许多翻译版《四书》中重视自然、注重德行修养的语句，如“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等。关注自然与精神同构的生态智慧，成为爱默生等超验主义学者的学术信仰。爱默生认为，“超灵”蕴藏于人心深处，仰望自然之宇宙星空、山川形胜自然能觅得个人内心的超灵，由此，人可抵达精神信仰的至臻至善境界。他借用孟子的“浩然之气”来佐证自己的超灵观点。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强调人要修养自己的品德，不必担心没有人追随。在人人都追求物质财富积累的19世纪美国，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批美国学者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儒家生态智慧的跨文化影响

　　美国学者对儒家生态思想的文化过滤与创造性转化，体现出中美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其一，“超灵”与“浩然之气”体现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伦理的分野。爱默生的“超灵”观念虽然援引孟子“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将自然之气和人精神的“浩然之气”融为一体，体现了“超灵”和“气”的相似。但他是借自然精神来传达人的“超灵”，自然精神实际上是人的精神的外化。爱默生的“超灵”彰显的仍是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而孟子的“浩然之气”则是儒家思想集体伦理观念的体现。爱默生“自然为手段”与儒家“人气合一”还有本质差异。

　　其二，“天人合一”的祛魅与“精神外化”的重构。梭罗和爱默生赞赏儒家生态智慧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他们的观点又有所不同。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论及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书写时，则申明人是从知天来比照知晓世事。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描绘自己晨起在湖泊中沐浴时引用中国经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表达自然之水涤清万物的神圣性，沐浴可以使得身体与精神焕然一新。显然，梭罗对自然精神的解读不同于儒家伦理思想，美国学者更多指向的是自然的神圣化，即把自然看成个人精神的外化。

　　其三，“天赋性善”与“个人自立”体现出儒家德性思想与人文主义的美国化。“天赋性善”与“个人自立”存在着文化差异。爱默生将“天赋性善”转化为美国式个人主义和自我解放的思想资源。他一方面肯定“天赋性善”所彰显的儒家德性思想，另一方面则强调个人独立的重要性。在《论自立》中，他主张人是价值判断的根基，个人的自信和个人尊严尤为重要， 他反对19世纪美国的宗教桎梏与传统束缚。他认为，“天赋性善”诠释了个体的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和个人自立的必要性。爱默生用“仁义礼智根于心”表示对“性善”的赞同，他以“性善”进一步充实了个人主义思想。这与和儒家德性思想的伦理基础具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儒家文化与19世纪的美国文化相遇，恰逢美国文学处于民族文学建构的关键期，又是美国现代化进程展开的重要阶段，工业文明对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破坏，也令19世纪的美国人陷入精神危机。中国“四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促成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生态转向，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儒家生态智慧在美国的传播和转化证明：中西文明只有交流互鉴才能创新发展，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