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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柳宗元的咏史诗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 2024-09-04 10:26

  我国历史悠久,载籍丰富,诗人们也喜欢咏史。东晋、刘宋间的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三首:《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柳宗元非常仰慕陶渊明,于是也写了三首,而略有变通:西汉名人疏广和他的侄子疏受乃是以要求提前退休著名的,柳宗元的处境、思想与此全相反——他是很有意于进取而被朝廷打下来的,如果也来咏二疏,那就很难措辞,所以他只跟着陶渊明写了《咏三良》《咏荆轲》,而另加一首写望诸君乐毅的《咏史诗》,以凑齐三首之数。

  柳宗元的《咏三良》和《咏荆轲》,题目是跟着陶渊明来的,但观点很不同,甚至相反,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柳宗元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此其所以为大家也。一味尊古跟进的,往往是些不大有头脑的迂儒腐儒。

  所谓“三良”,指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后来秦缪(或作“穆”)公死了,用许多人殉葬,“三良”也在其内,对此人们深感痛惜。《诗经·国风·秦风》中有一首《黄鸟》就是咏叹此事的,诗的大意说子车氏家的三位青年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汉,现在竟然殉葬而死,自己愿意死一百次把他们救赎出来。

  “三良”后来成为诗歌里一再咏叹的对象,主题大抵是歌颂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而对他们的死则表示无限的痛惜和哀悼。陶渊明的意思也是如此,柳宗元的《咏三良》基调完全不同,他认为以活人殉葬完全是一种野蛮,尽管秦缪公有这样的要求,其遗嘱执行人不应当照办,因为真的这么做,就将陷其先父于邪恶。柳诗云: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柳诗指出,以活人殉葬完全与“礼”不合,缪公的接班人“从邪陷厥父”,简直是发了狂。“魏氏言有章”用了一个典故,《左传》宣公十五年(前594)记载: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

  柳诗“魏氏言有章”的意思说,魏武子最后提出要嬖妾为他殉葬是错误的,这时候他的头脑已经乱套了,所以应当按照他清醒时的意见办,把那嬖妾另嫁出去。魏武子的儿子魏颗表现出一种清明的理性,柳宗元充分肯定了他。秦国的“三良”等一批人为穆公殉葬在鲁文公六年(前621),比魏颗发表其高见早不了多久,可见其时秦国的思想文化比魏国落后。柳宗元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写起咏史诗来,思想水平大大高于流俗,也高于陶渊明。

  比较陶、柳的两首《咏荆轲》,也是柳高于陶。陶渊明的《咏荆轲》大抵依据史料加以敷衍,按传统的看法把著名刺客荆轲歌颂赞叹一番,以表达对秦人暴政的痛恨;而柳宗元则指出,燕太子丹高价收买杀手,试图通过个人恐怖手段去解决两国之间的军事政治问题,完全是一种“短计”,最后导致了燕国的大灾难。诗中又说,荆轲的水平也不大行,其人“勇且愚”,不值得歌颂。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比较,结论说:“诗人咏史时可以只管取其一点以表达自己的某一感情,往往突出历史上的一方面而不及其余,这与历史家的态度是很不同的。柳诗与陶诗可谓言各有当,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心思,同时也就各有各的妙处。但是比较起来,柳诗所表达的历史观更为深刻,也更近于今天的见解。”(《柳宗元谴责荆轲》,《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

  读一读柳宗元的咏史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人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是不是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和古文家,写诗仅为其余事,流传下来的诗凡两卷一百来首,在四十多卷的柳集中属于比较次要的部分。

编辑:宫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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