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受“西学东渐”运动影响，我们习惯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儒学、文学关系研究被冷落，对文学道德说教、伦理化倾向持批判态度。袁行霈曾言：“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后，文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着文学本身的演进。”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儒学与文学关联紧密，其被遮蔽的复杂关系和内涵需要当代学者予以系统研究，讲清楚、讲明白。可喜的是，世纪之交前后，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兴起一股“反思”热，主流的声音之一，就是批评近代以来简单照搬西方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病，倡导回到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现实本身，探索其民族特色和演变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两创”的重要论断，为今后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学界也积极发挥“两创”精神，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新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及文学研究，从更新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入手，拓宽研究视野，开辟新的角度和思路，推动“儒学文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出现新的研究局面。篇幅所限，本文仅以2019年以来的研究为主，择其主要方面，梳理近五年来儒学文学研究的进展及成就，以期对既有成果及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文儒会通研究的学理分析

　　这是此时期儒学文学研究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合“两创”要求、时代特色和学科发展远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视野下，力图打破儒学、文学的学科壁垒或单向性研究局限，构建更高远、更多维的“统一场”，在新的理论空间中对二者进行会通研究，做出新的观察和阐释，生成新的知识理论体系。就时段而言，近五年除了通观学理研究外，尤重于宋明时期。赵敏俐、王培友、郭万金、党圣元、廖可斌、张文利、郑伟、李伟等研究可为代表。

　　宏观理论研究层面，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儒学文学会通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要深入探究会通研究的基础。诸家首先从多个层面揭示了目前文学儒学会通研究存在的问题。如廖可斌、张文利认为，在相关学术界，关于理学与诗学的关系及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对立论”与“否定论”至今仍占主流地位。即便打着“会通”旗号的一些研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与不足：或者泛理学化，将几乎所有的诗学现象与理学联系起来，都视为理学影响之结果；或者出现“两张皮”现象，对理学与诗学的研究是分离割裂的，均未能实现真正的会通。由此诸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从实践主体身份、实践主体的文道观念、文学实践等方面阐述了会通研究的客观学理基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国文学在形成之初，就与哲学、史学密不可分，早期文本呈现出文化的综合形态。中国古代文学或曰诗学天然具有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重视文学的伦理道德功能的特征，与儒学具有共通性。具体到共处于宋明以后思想领域这一大系统的理学与诗学，二者之间本无截然界限，彼此自然相互影响渗透，互相制约，又相互生发。同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官员、学者、文学家”三位一体的角色定位，使中国古代士大夫或曰“文人”往往同时展开对哲理、政治与文学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对理学和诗学的思考探索，必然是相互贯通的。还原宋人会通兼容的多重身份属性，还原宋代文史哲兼容并蓄的学术谱系，是宋代理学诗学会通研究的必要前提。李伟提出，“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

　　其次便是会通研究的内容、路径、价值等，涉及发生会通的文化生态因素、主客体的规定性属性及特征、载体形态及呈现方式，以及会通作用机制等多个层面。如廖可斌认为，理学与诗学会通研究的具体内容，大致由理论逻辑、空间、时间三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又可以有专题研究、个案研究、断代研究、通代研究、区域研究、通观研究等形式。中国古代理学与诗学的宗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异同，应该是理学与诗学会通研究的重点。张文利认为，应以基本文本为主体，以本命题为导向，以哲学和文学为两翼，深入推进宋代理学诗学的会通研究。王培友提出，要对发生关系的“理学”“诗学”概念加以界定，确定其边际范围、参与研究的文献数量，考察其客观实在性等，以夯实研究基础；重点围绕两者之“交叉”关系进行考察，包括“会通”之历史文化生态、会通载体、历史事件和实践主体，以及会通机制所应包含的诸要素，如会通途径、关节点、关键性话语、会通范式等；应提高学术站位，提升研究境界，突出解决“焦点问题”、重视采用“体用文”综合考察、“循名责实”等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郑伟就目前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提出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也就是上述会通研究基础的问题，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以及《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郭万金关注明代理学与诗之会通，认为重点在于作者身份与作品表征，要在诗与诗学、主体心志、思想学术的交织互渗中描述明代士人的思想脉络、诗歌旨趣、文化心理，在理念上突破哲学与诗之界限，于变化交会中观其会通。李伟强调“文”“儒”会通的当代价值，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党圣元则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创建根源、特征及形态，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价值思想和学说，植根于传统文化、思想、哲学价值论、思维以及文学艺术之中。儒家“诗教”原则，标志着古人文学价值思想的自觉，亦标志着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文学价值观话语系统的正式建立。主张文学本体构成与宇宙——人生对应，审美与人格——道德融合，文心、诗心与生命——心灵会通，诗教、文道与价值——意义同构，是儒家文学价值思想最基本的特征，对儒学文学会通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微观研究层面，则着重以某一题材、观念、概念、现象为对象，绾合儒学文学两家，探究其相通相融的内涵与逻辑。如张文利认为，宋代书院记对理学家道统地位的褒扬、教育思想所蕴含的理学元素，以及对原始儒家用世精神的复归等，都鲜明地体现出理学对书院书写的浸润。王培友认为，两宋理学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清淡”风格追求，是理学家诗人“德音清和”德性境界体认与其诗歌“清淡”创作自觉相融合的产物。理学家的“清淡”审美理想，对理学诗的风格、面貌等特质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莉以宋代诗学中的圆物为例，阐明理学对宋诗论的渗透与影响。宋人诗论圆物多涵经书义理，且是儒家进退出处之德进入诗学范畴、批评诗歌的枢机。理学使宋人执圆物论诗法，以理学之苦求、活求为诗法。理学内求内应的治学之风约束诗歌审美取向，宋人以圆物言诗贵内在。潘链钰认为，韩柳元白等有识之士，面对中唐之病，试图以“文”疗“经”：以文学为刀，先以道统重构更植儒学骨髓，再以复古归质修复思潮肌理，终以子学之兴振奋文坛精神。此在中唐至北宋之思想与文学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侯晶岩[7]提出，周代君子精神是周代重德思想的延伸，几乎贯穿儒家的诗书典籍之中，这些经典著作又直接推动了君子精神的传播。君子文化对文学形象塑造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而文学形象又以其生动的方式将君子精神中的敬德精神传承下去。

　　二、“文儒”身份认同与个案研究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与西方迥异，以儒学为主要的精神底色，没有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区分，而是统一称之为“士”。“文儒”即儒士中从事文章撰述的人，名称出自《论衡·书解》：“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文儒”本质上仍是“儒”，“文”从属于“儒”。立足于“文儒”的身份认同，相关文学儒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从家学渊源、思想根源、作品内涵等方面考察创作主体对“文儒”身份的认同意识，在立身为儒、以文为器的理念下，重新发掘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多重价值。熊湘、张健、王维玉等关注以韩愈、王尚絅等为代表的士人在文儒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坚守，并由此揭示出其创作观、批评观的复杂性。熊湘认为，韩愈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儒者与文人两种身份的矛盾或一致，并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互相拼合，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士大夫形象。他的身份自塑揭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角色组合模式和创作形态，其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参照。张健则从人性论、工夫论和文道关系三个角度考察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评论，认为韩愈只是文士，并非儒者；并由此确定韩愈在宋代理学脉络中的位置，是其在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地位的观念源头。王维玉通过考察王尚絅的诗文创作与为学旨要，重新审视其“左苏右程”观。作为学者（文人）兼官员，王尚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对于圣人之道，在文人与儒者之间的犹疑与坚守、私人学术与官方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学统与政统的偏离与依归。渠嵩烽、雷恩海、杨丽花、谭德兴等则进一步挖掘高攀龙、徐铉、宦懋庸等士人儒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精微繁复的联动关系及其时代价值。渠嵩烽认为，复性是高攀龙的学术追求，也是其文学创作观念展开的内在理路。“摄情归性”、无意而工、“患难透性”是诗歌摆脱为情所限困境的必然途径和学理依据。其文学实践与之既有统一又有背离之处。雷恩海、杨丽花认为，徐铉尊儒崇文的思想，接续隋唐思想文化正脉，于五代扰攘之际形塑思想文化体系，成为宋初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参照和来源。谭德兴认为，宦懋庸是晚清贵州文学与文化的重要代表。其集儒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特殊性，使其诗文创作呈现出浓郁的儒学色彩，体现出儒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刻互动，这也是晚清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王成等则另辟蹊径，瞩目于少数民族政权及文人儒学素养和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此领域研究的丰富内涵。王成认为，顾八代的理学思想融通易道，在多维场域的影响下，诗歌内容显露理学化倾向。这是清初思想影响下的鲜活个案，丰富了满族文学的创作题材。孙伟、胡代银、谭德兴等则由个体转向流派、家族，在宏观视野下考察了其自我定位及文学创作的儒学内涵、成因等。

　　二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家进行多角度考察，深入探求其主体意识对文学创作的渗透与影响，对于因理学家身份而被遮蔽的文学创作价值予以重新审视、阐发。此时期较为集中者，按时代先后，两宋有石介、周敦颐、邵雍、程颐、范浚、朱熹、陈宓、杨简、汪莘、李复、陈普、杨时、张栻、林希逸、言子、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苏门三儒（姚枢、许衡、姚燧）、包恢等，元代有卫辉、真德秀、吴澄、陈旅、欧阳玄等，明代有陶安、何瑭、陈献章、陈白沙、薛瑄、王阳明、冯从吾、王夫之、蓝鼎元、林希元、高攀龙、刘宗周、文清诸子等，清代有顾炎武、李光地、王柏心、陆世仪、陈梓、湛甘泉、张伯行、尹会一等。就论文个案研究体量而言，朱熹一骑绝尘，达20余篇；其次为王阳明，约有6篇；再次为陈普、邵雍、王夫之、真德秀、杨时、吴澄、陈白沙等，数篇不等。可见，作为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核心人物，朱熹、王阳明在文学儒学研究方面仍是“大热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趋向深细化。如朱熹，郭齐、尹波在方志、谱牒中新发现三篇题名朱熹的佚诗文，并根据现有材料进行了初步考论，以补学界所缺。张健关注朱子的文章论，认为其在内外关系的架构中，以道德与文章关系为基础，将文章纳入其理学体系。最高的文章境界与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致。如王阳明，武道房指出，王阳明的文学思想从他的心学本体论延伸而来。“心”“天理”“良知”均是关于本体的言说，这是理解王阳明文学思想的锁钥所在。刘青衢从哲学视角出发，以陈白沙与王阳明理学诗中的理学思想为对象，分析其哲学概念，梳理其逻辑关系，揭示其哲学意义。另外，丁友芳、周群对王夫之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在易代的特殊历史境遇中，明末大儒王夫之提出诗以达情论，凸显出鲜明的学理、济世及诗道等方面的理论特质，既丰富了儒学文艺观的内涵，也折射出特殊时代对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激发效力。

　　同时，一些曾经在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儒学家，亦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丰富、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如叶文举关注南宋湖湘学派张栻的辞赋创作，认为他的多数赋作“尚于理”，是比较典型的理学赋，而少数赋作表现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文人情怀。其赋作虽“略于辞”，但并非不“工于辞”，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才力。郭万金、贾娟娟认为，陈白沙是明代最具诗名的理学家，虽颇为文学史冷遇，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诗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其自然率意、主张性情的诗歌追求之下始终有着深沉的儒者关怀与难以割舍的风雅情结。李鹏飞认为，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故以宋代理学诗人范浚为个案，揭示其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明确其宗唐心态。常威提出，冯从吾融会心学、理学、关学，不乏圆融又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他的理学、文学并不相碍，但以理为本的文学倾向明显烙刻了程朱理学的印记，将主静但又标举动亦是静的主张融渗于文章写作法门，体现出一己独有的特色。赵骥通过对杨简诗赋作品的深细分析，认为杨简以心学思想统摄文学创作，具有灵动、洒落的语言风格，固定的写作模式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哲学思想的内涵，但也造成了文学创作中的“分裂”和同质化倾向。

　　另外，从宏观的角度瞩目于群体、文体研究亦成为重要一极，包括孔氏家族、理学流派（如北山四先生、苏门三儒、艾轩学派、文清学派等）等，由此探究儒学与文学互相渗透与联结下的关系，总结一段时期文学创作的趋向、规律、整体特点等。如郭万金、贾娟娟瞩目于明代儒林的诗歌创作，认为明儒重学而不废诗，明道而可论文，承续诗教传统，以宗经卫道为任。其作为中国诗史传统中最为认真的一段儒学实践，承前启后。渠嵩烽则深入挖掘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理路，将其大致分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这四种传统对应理学与诗歌深度融合的四重理路，最终聚合为一个兼备诗法、诗评与诗作的“同心圆”。邓莹辉关注宋代理学家的自然诗观及实践，认为“自然”为两宋时期诗学的最高审美标准，平淡自然几乎是理学家唯一的创作原则和评价标准。文体方面则以理学家为核心，雅俗兼具，如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宋代理学家家训诗、戏谑诗、艳词等，结合社会变革与思想文化背景等因素，呈现出体裁多样、情理兼容的创作特征，揭示出理学诗人的生存状态与群体面貌，尤其是其正统之外生活化、世俗化的一面。

　　三、儒学视阈下中国文学的嬗变、阐释及经典建构

　　作为中国学术中心和士人精神底色的儒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谓全面复杂而深入细致。近年来学界在儒学视阈下全面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重点研究其嬗变轨迹、阐释方式及经典建构方式与过程，揭示其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因素和规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学理依据和文学典范。

　　一是多角度勾勒儒学视阈下中国文学的嬗变轨迹。时间跨度大，从战国秦汉一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涵盖各个朝代。地域覆盖广泛，以中原地区为主，亦涉及偏远地区如粤西、云南、贵州等。虽然多立足于某一点，但仍较为完整而粗线条地勾勒出一条儒学发展与中国文学嬗变关系的轨迹。如吕文明认为，随着汉末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落并发生裂变，玄学影响下的文人出现了“以无御有”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名士对于起兴的重视、唯美的追求和道的追寻，使文艺精神进一步升华。席娜立足于北朝自十六国至隋朝的经学层级，探讨经学内部诸经典间的作用排布和外在格局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寻求沟通经学与文学的可行性办法。李伟基于“文人”阶层形成的历史视角，提出重视“文人”创作个性和文学审美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儒”分合的理论框架，是理解唐前文学史观念发展嬗变的关键。雷恩海、杨丽花以晚唐文学视野中的王通接受为例，提出士人希冀以此重振儒学，由此可窥探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所造就的伟大凝聚力与态势，以及如何在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上，为宋初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邓莹辉全面梳理理学官方化与宋季诗文嬗变的关系，探究理学影响下宋季诗学、文学的变化，文学新质产生的原因，文化下移、文学重心转移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以及理学对晚宋文选嬗变所起的作用等。吴致宁则以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金代儒学继承诗教观，追求风雅传统，并对其时文人意识、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罗海燕专题研究元代的儒学承传与诗文格局之互动关系，借助谱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此时期学术变迁与派别分化、学术与诗文的联动、理学门派传承与诗文流派的生成等进行系统论述。左东岭提出，元明两代文人受到宋代以来理学观念影响，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或行道或守道，或出仕或归隐，由此形成不同的人格心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温世亮关注明中后期“学凡三变”现象，认为由词章向心学转变，与重道轻文传统、科举制度、心学流行等文化机制密切相关，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诗学与心学的杂糅。这既是观测明中期学术生态嬗变的重要基点，又是探究明中后期诗坛生态的一个重要的视角。钟乃元认为，明代粤西经由无差别的文教治理后从“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化，透视出的正是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文人们也在文学领域对其路径进行了多角度书写。董雪莲、段伟认为，明末清初云南在学术上体现了儒学复兴的鲜明倾向与实践精神，诗歌创作也由此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预示着新的走向。雷斌慧认为，从黄宗羲《孟子师说》到黄以周《子思子辑解》，充分展示了清代浙东学者对儒家道统的构建和细化，由对义理的关注转化为对考据的重视，由立心到尊礼。由此不仅真实展现了儒学思想之演变，而且透露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嬗变的消息。蒋明恩提出，清末民初，随着理学道统的衰微，桐城派以理学为根基的文道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并出现分化，分裂出以吴汝纶父子为核心的北方桐城派文人群和“二姚一马”诸人。两个文人群体对文学的不同探索，为后起同光体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经验。谭德兴以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首次对边省儒学与文学之互动进行深入探析，从微观层面论述近代社会激烈变革中，僻壤底层社会文化与文学深刻变动的特点、动因及影响，揭示出儒学的发展繁荣是近代贵州文化与文学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并从世界视野探讨近代贵州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前瞻性、儒学发展的焦虑与困境，阐明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地域特色。

　　二是多层次探讨儒学与文学之间的互文阐释。在学界积极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文化生态下，儒学阐释学与文学阐释学亦发展迅速，鉴于儒学与文学之间复杂密切的关联，如何打通二者关窍，在学理与实践上实现二者的有益互动，促进儒学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多面向发展，是此时期学者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李春青从学理层面研讨“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对中国古代儒家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及其对文学阐释学的影响展开讨论，分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在阐释学上的关联与分野，进而考察古代文学阐释学的经学印记。严耀中以阐述儒学影响为主线，对魏晋文学中“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现象进行了重新解读。山水诗及画在晋宋之交出现，是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的结果。黎育瑶认为，汉代赵岐《孟子章句》阐释中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是良好且成功的。全书以经学内涵为基底思想，文学为表现形式，将二者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文学既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经学也没有影响文学的独立美。

　　另外一种重要方式，即关注具体作家作品，通过作品主题、意蕴、体裁等表现方式探究时代及作家儒学思想，挖掘其对作品主旨、风格等的形塑和规制，由此探究二者相互渗透、融合的内在逻辑。如黄若舜认为，《牡丹亭》一剧内含汤显祖的“戏教”思想，以及从心学角度对“克己复礼”这一道学命题的理解。考察《牡丹亭》的内在观念，可体认汤显祖以戏剧作为耕种“人情之田”之“礼器”的社会教化观，并反思儒家经典作为士子“精神救药”的意义。王培友认为，两宋理学“心性存养”具备丰富涵蕴，其诗歌主题类型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哲思之美和道德定止境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柯小刚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杜诗《春夜喜雨》等篇体现了由情溯性、以性化情的中和工夫，是其内圣的一面；《望岳》则是以阴阳创生之道与天下之义来望泰山，是其外王理想的体现，展现出泰山的政教意义在一个布衣儒者身心中的重新生成。林阳华、王刚则分别以朱熹诗歌作品《春日》《斋居感兴二十首》评论史为切入点，考察理学与诗歌的关系演进，探索其中蕴含的理学诗学观。苏瑞隆、刘奕阳则从汉代设论作品的内容出发，结合两汉社会变迁的史学背景，论述士人自我志向与儒家思想的关联，在“显隐观”“俟命观”“通变观”三个方面，展现出修身立德、灵活处世的人生追求。曾留香、邹定霞通过系统分析薛瑄诗歌，认为他将主体的审美意趣与客观的物象相互渗透，形成一种有情、有我、有悟的“曾点气象”，从而发扬了理学本身所倡导的主体意识和自得之趣，为诗歌创作找到一条兼容理学精神与文学趣味的路径。黄玉顺、徐振贵则从生活儒学的视角深入文学作品，发掘二者之间思想与内涵的互动与贯通，颇有新见。黄玉顺从儒学的审美德性论、审美活动论以及审美教化论等三个层次概述儒家的文学理论与思想，这是梳理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础，亦是中国文学史或明或暗所呈现出来的美学面貌。基于儒学思想史，此书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先秦时代之文学、经学时代之文学、玄学佛学时代之文学、理学时代之文学、近代以来之文学五部分，分别对“生活儒学”进行文学性的阐释，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的独特面貌。徐振贵在戏曲话语与儒学话语的互动中，重新审视元明清三代戏曲与儒学的关系，为日渐泛化的“文以载道”价值重估提供俗文学视野，透视儒学如何通过日常审美生活融入普通民众的心灵世界。

　　三是系统探讨文学经典建构与经典文学化的问题。广义而言，经典除了指儒家经典外，还包括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过历史选择和读者广泛认可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中国文学经典建构以其突出的文学价值占据主导因素，又与儒学关联密切。此时期学界除了宏观的学理观照外，多以具体作家作品为切入点，揭示其经典建构过程、意义、影响等。如沙红兵指出，中国文学典范应凸显诗文文体、文学境界、儒学正统等几个基本要素。以传统诗文为核心，向上向子、史延伸，向下向词曲、小说扩展，这些作品与正典相比不尽符合儒学标准，与美典相比也不尽是纯粹抒情、美辞的文学，但因文学性突出亦被奉为经典。这些经典与诗文正典、美典既有界限，又多元一体，共同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典范。刘成国系统考察了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认为北宋仁宗朝前三十年，是《原道》走向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它被士人精英尊为文以明道的典范，它所揭橥的道统谱系为儒学各派提供了争取正统地位的言说方式。自仁宗嘉祐年间至北宋后期，《原道》虽遭遇到佛教契嵩和儒学内部的质疑批判，反而开启了宋代学术思想在本体论、心性论等层面深入发展的契机。绍兴和议后，在南宋，借助科场文化的推动，《原道》成为普通士人文章写作的必读作品，经典的形成跨越了各个阶层；而在女真统治下的北方中国，直至蒙元时期，随着理学北传以及文坛宗韩之风的兴起，《原道》的经典意义才逐渐凸显。李剑锋提出，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李由认为，南宋佚书《敩斋古文标准》体现出理学逐渐官方化的背景下，理学之士对“古文标准”的重构：既重唐宋古文创作的历史统绪，又重道学统绪，并将古文评点之学与程朱性理之学相结合，从文章学与理学的双重视角肯定理学家之文，将其纳入古文典范之列。此举迎合了南宋中后期士人弥合理学与文学分裂的思潮，促进了理学文章的文学经典化，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经典文学化则涉及经学与文学分合的渊源、历程等，重点关注文学艺术风格、技术手段对经典的渗透与解读，由此揭示经典何以成为文学最高典范的因素、过程与价值。龚鹏程专论“经学如何变成文学”及文学解经的传统，溯源于《文心雕龙·宗经》，指出文学家治经以有益于写作为目的，主要方法有以经为诗料、由经典中寻章摘句以备采摭、以文学体裁改写经典等。文学解读则是以文学之眼阐明或彰显经典的文学性。由被诠释活动建构的文学性，成了经典自身原即具有的属性，也因此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了极高的指导与规范作用，“托古改制”与追求法度是两种重要的方式。现实事物对于经书文学意义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韩维志指出，西汉时期，春秋公羊学成为五经中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它将经典崇拜糅进传统儒学固有的圣人崇拜之中，并将新时期的圣人崇拜发扬到极致。这一经学思潮影响于文学，使各种文体普遍具有两大特征：依经立论，重视循规蹈矩的模拟而非超越性的创新。赵伯陶则以《聊斋志异》为中心窥管儒家经典与古代小说关系，认为《聊斋志异》的文化品格以士林文化为主而辅以乡村文化，其根基即在于儒家经典对当时读书人的耳濡目染。

　　四、儒学与文学批评的融合与互动

　　中国文学批评更偏重感悟体验式的鉴赏与理论层面的探索、总结，作为士人重要的思想源流，儒学贯穿文学批评的构建与发展流程，打造出不同于西方文论标准的中国式文学批评底色。儒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文儒会通趋势下，两者的融合与互动成为近年来不少学者瞩目的焦点，并产生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一是诗教精神与诗学话语的进一步诠释与建构。如赵寅君、郭万金指出，孔子编定《诗经》所凸显的是一种“正”的价值关怀，而诗教体现的便是儒家文学教化的精神诠解。《诗》、礼、乐协同成教，对于诗教的理解应放置于经典教育的整体背景中考虑，对于“教”的观察、检验亦当落足于“人”的气质养成。徐琳认为，鲁国文学思想筑基于孔子的诗学批评。鲁国文学无论是作家群的族类，还是思想体系的丰富性、文学样式的多样性，都带有普世性和异质性的色彩。鲁国文化建立在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上，是诗教之下的政教，鲁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潘链钰系统梳理“主文谲谏”与中国诗学话语的建构方式。从历时性角度而言，先秦儒道文论表达内蕴“主文谲谏”之思，是诗学话语趋于内敛含蓄之萌芽与滥觞。汉儒“主文谲谏”之提出启发了后世象征、暗示、写意等诗法之发展，而赋情于物、寓意于辞，又为六朝唐宋诗学话语追寻内在之致、味外之旨与情外之境提供了坚实基础。明代诗学转以戏剧表达彰显“主文谲谏”之思，而清代诗学在观念建构与意象批评上也深得其旨。徐啸雨、李昌舒关注朱熹文论中的“诗哲之争”及其矛盾调和，认为朱熹以“文道观”作为文学的总原则，强调感性情感思维应该为理性道德思维所规定，但在其具体的文学阐述中又存在着对这一原则的违背，最终则凭借其理学的伦理学指向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种矛盾，使文学获得了理论上的地位而不被驱逐。李延欣认为，方回对“诗熟”的阐释与儒家对“仁熟”的解说，在性质、取径和最终呈现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结合方回对“君子应熟于仁”的论述，可见其诗学思想和理学取向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曹琳关注郭璞诗文引《诗》用《诗》情况，认为其《诗》学特征以《毛诗》学为主，间涉三家《诗》说，在注书中注重《诗》的字句本义，在诗文中注重《诗》的经学功能，这一不同侧重体现了其《诗》学面貌的非单一性。邓莹辉等关注宋季理学与诗学之关系，认为“吟咏情性”依然是宋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核心概念，与一般纯粹诗学倡导“情性之真”不同，理学诗人更强调“情性之正”。“养气”是宋代学者极力倡导的诗学原则，文人普遍认为艺术修养可以借助“重学”来完成，“知道”与“养气”一体两面，互相依存。

　　二是从早期源头考察文道观的建构与后世衍变，尤重于阐发宋明理学视阈下文道观的内涵与新变。前者如党圣元、刘伟论述先秦儒家文道观的建构过程：从原始巫术时代至西周时期周人建构“德”“礼”思想体系，包括孔子以“仁”学思想贯穿礼乐文化的思想学说，即从“神”之“文”到“德”之“文”，为奠基和形成阶段。从“德”之“文”到“心性”之“文”，即孟子思想学说中强调“心”“性”与诗乐统一关系的言说，为深化阶段。再到“化性起伪”之“文”即荀子思想学说及其以“心”“伪”绾合性情与诗乐之关系的言说，为拓展阶段。以《诗大序》《礼记·乐记》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对先秦儒家文道观的整合与重构，为总结定型阶段。先秦儒家文道观本质上是“道”，即以“德”“性”为本体和本原概念派生出的用以制约、规范“文”与“道”的关系，用以形塑“文”的价值共同体，为后世儒家文道观、文学价值思想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根基和基本依循。何旺生、刘锋杰从《论语》中“文德”“吾道一以贯之”“学以致其道”等出发，研究它们对刘勰、韩愈、二程、苏轼等文道观的影响，以此证明《论语》是后世载道观的伟大源泉，在创作中肯定“道”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地减弱文学的审美性。杨树增、陈杰、黄永刚立足于中国早期散文之发展，阐明中国文学的道统与文统的关系。中国文学从未中断，重要原因就是始终以道统为指导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统，道统决定着文统的发展趋向，文统完善了道统的阐述方式及体系。二者共同作用，形塑了中国文学的丰富面貌。李克臣、黄丽阐述“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其所载之“道”与礼“义”同。后者如尹楚兵、李琦认为，冯从吾作为晚明理学大家，其文道观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总体上围绕“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展开，在以否定文学为主的同时，又对文学高度关注，呈现出对文学警觉的态度。邓莹辉、杨梓认为，宋季理学诗学从重道轻文走向道艺双修。北宋理学家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随着理学官学地位的获得，吕祖谦所倡导的“合周程欧苏之裂”诗学思想逐步为文坛所接纳，多数晚宋学者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创作实践，从而使理学诗文一定程度回归到文学本体。另外，王宁以韩愈、周敦颐为中心，考察唐宋儒学形上建构与文道关系由并重转向重道的演变，王福元则阐述了儒学复兴与北宋前期文道观从重道到重文，重回重道，最终走向文道并重的嬗变过程。

　　三是多视角观照儒家文论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因应关系。如杨隽探讨刘勰“文心”论的“六经”精神源流，认为刘勰将“文德”作为“文心”论的精神之源，以“文言”思想为理论基础，揭示“文德”养成的逻辑路径。丁静认为，曹植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到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这不仅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刘顺基于儒家“相感”说，关注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内涵，认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要点在于对他人、他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由此反观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陈莹提出，南渡后在“拨乱反正”、收复山河的时风激荡下，“崇正”思想逐渐影响到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掀起了一场“复雅”的文艺改良运动。同时在“崇苏”风气影响下，在北宋并非“正统”的苏轼“以诗为词”被抬升到“东坡范式”的高度。由此南宋前期词逐渐形成了“雅正”审美风貌。刘泽华另辟蹊径，借鉴福柯“权力—知识”的概念，探讨儒学思想对传统文学的规训机制。儒学通过对“诗言志”命题的掌控，以之为传统文学话语场的信条，成为儒学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言；“礼以别异”的观念促成的文体等级谱系，充当了规范化裁决的规训手段，将其他文体的发展导向诗学传统；“文如其人”的观念让“文”成为审查作者道德是否合乎儒学思想的“全景敞视”监视机制，而儒学促成的传统道德成为这个规训机制的惩戒方式。由此文人的创作活动常常笼罩在偏离的焦虑中，这种心态在文学史上扮演着驱动器的角色，促进并规范文学的发展。王万洪关注孟子对《文心雕龙》成书的影响，提出《文心雕龙》对孟子文艺理论的转化与运用，集中于“知言养气论”“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诗》乐理论以及孟子在审美感受上提倡的“共同美感”原则和“言近旨远”的含蓄多义原则。左志南针对南宋儒林的黄、苏优劣论，认为其实质在于黄庭坚之儒学修养自觉意识较强，其指向也符合宋儒关于人格境界的界定；他们抨击苏轼儒学修养自觉意识缺失，认为其儒学思想多有不纯正处。这是理学体系日趋成熟，话语权日趋强势的一种表现。

　　另外，还有几篇，虽然数量不多，但角度独特，反映出此时期儒学与文学批评“两创”视域下的创新性思考与实践。如对礼学与文学观念建构及其现代价值的探讨，王守雪关注中国文论中“礼”的形态及其现代价值，认为中国文学渗透了礼的精神，乐教和诗教就包含在广义的“礼教”之中。家庭、故土等伦常理念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给人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依托。礼义观念褒善贬恶，可以熏陶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文学的正能量。“礼”的节制精神可以纯化、端正文学的思想情感，“礼”的宗教因素与敬畏意识可以提升文学的品位，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方向下的文学具有对症治疗的意义，应该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袁济喜、程景牧则瞩目于南朝礼学对美学观念的建设。受玄学与佛学影响，南朝礼学将自然与名教相融合，以重建汉魏以来的礼乐文明体系。萧统、刘勰将礼学与日常生活、施政结合起来，并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中自觉运用礼学来重构文学与美学理念，以纠正当时的审美倾向。再如生态哲学视野下儒学与文学批评研究，亦颇见新意。卢政、张献第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发掘了理学的生态意蕴，并从审美观、创作论、风格论等方面对宋代理学文艺思想进行了生态哲学意义上的阐发。这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生态哲学与理学、与理学文艺思想的深入对话，实质上是在新时代对宋代理学文艺思想进行范式重建的一种有益尝试和努力。管宗昌关注“仁”的早期文学书写，认为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苏荟敏提出，以哲学性情论为参照，理学诗学性情论在普遍认可“吟咏性情”为诗之本质的同时，更重视“性”的基础地位，认为诗歌创作、鉴赏都必须符合“性情之正”。理学诗学性情论是“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对当代文艺创作中的某些问题仍具备一定的阐释乃至批评的能力，对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浅阅读”现象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指导作用。

　　五、儒学对海外文学的影响与渗透

　　近五年来，儒学与海外文学研究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关注不多，成果有限，传统学术范围内的影响与渗透研究仍是中心主题。约略划分，主要有两类：一是立足于具体作家作品，阐述儒学对其文学思想、创作的影响与渗透。作为对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中国理学家，朱熹对朝鲜半岛的文学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学界研究的集中点。如申斗焕将朱熹与李滉（朝鲜王朝中期朱熹性理学的集大成者）的梅花诗进行对比，认为李滉梅花诗深受朱熹的影响，虽然两者的梅花诗所呈现的形象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不是单纯地表现人类感性的文艺美学，而是发现包含“道文一致”文学理论的性理学艺术哲学。张呈涵、战禹良分别以李睟光（朝鲜朝中期文人）《芝峰类说》、郑道传（高丽朝末期到朝鲜朝初期文人）《三峰集》等为中心，探讨朱熹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文道观”“性情论”“自然观”是最重要的三方面，同时指出他们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接受是有所取舍的。刘圣国则从宋纯（16世纪朝鲜朝代表性诗人）个人生平及其汉诗着手，探究儒家思想对其汉诗主题的影响。阮文忠（NGUYENVANTRUNG）认为，越南后黎朝时期多彬彬儒士，汉文创作诗歌在主题、风格、技巧等方面展现了儒学的深刻影响。阮廌作为越南汉字诗与喃字诗大家，其《国音诗集》体现出儒家中庸观、修身意识、“诗言志”意识。黎思诚作为越南儒家帝王，汉字诗中体现了儒家的责任意识、民族意识，《琼苑九歌》蕴含“内圣外王”思想。刘丝云从日本江户儒者汉诗人的儒学流派、身份认知、家族承变、道德论述、艺术选择等方面，整体探究这一时期儒者汉诗人及汉诗的面貌。以其朱子学派儒者或古学派儒者的身份认知及特征为着力点，分析此群体汉诗形态及形成原因。从其坚守的风雅诗观及渐渐发展的“咏史”诗的角度，揭示儒者汉诗人创作中的道德特质，并分析其诗体、意象、典故上的艺术特点。二是系统探究儒学对地域文学整体风貌的影响。如武丽娜瞩目于欧洲启蒙文学，认为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中国儒学思想进行“带有目的性的阐释”，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启蒙思想。他们或在文学作品中突出中国儒学思想的自然理性精神，或借用有关道德、政体观念进行创作内容的转化与吸收，从而起到深刻的批判与启蒙作用。同时阐述了西欧启蒙文学催生浪漫主义文学演变的过程及其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相较于以往研究大都从中国儒学对欧洲哲学、社会、历史等角度进行影响与意义的探讨，本文深入到文学领域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六、未来研究方向

　　由上述可以看出，近五年来儒学文学研究作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扭转了初期儒学、文学各自为战或多单向性影响研究的局面，趋向会通、融合研究，多角度、多层次推进了儒学文学研究的进程和整体格局。与此同时，该研究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综合诸家所论，下面仅以笔者管见，对儒学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作一尝试性论述。

　　一是继续推进儒学文学会通研究的学理基础、研究策略等。统观历史，儒学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复杂，涉及哲学、文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二者既相互交融，又彼此冲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面向。因此，从更新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入手，深入探求二者会通的路径、内在逻辑、价值内涵等，构建具有高屋建瓴式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应是此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可绾合儒学史与文学史，寻求二者互动发展的同频与异调，摸清主脉，挖掘其中的影响因素、发展规律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考察进一步深化这一研究。

　　二是在会通基础之上，超越身份的局限，重新审视集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三种身份于一身的士人，其思想底色是文儒融合而非分裂的，其在文学创作中如何贯彻、融会并体现此种思想的复合性，应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结合历史发展脉络，于时代的变化交会中考察其思想脉络、创作旨趣、文化心理、艺术风格之嬗变等。

　　三是进一步完善儒学文学研究格局。就主题而言，经学、宋明理学与文学研究依然是热点和焦点，对具有源头价值的原始儒学挖掘不够，由此导致一些文学现象及作家思想的探讨偏离真实，描述不够细致。就时段而言，除杨树增、马士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及黄玉顺《儒家文学史纲》可归于通史研究外，魏晋、唐宋、金元时期均有专著进行系统的整体研究，其他时期则多立足于某一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而论及一点，缺乏全面观照，需要进一步查漏补缺，以完善儒学文学研究整体格局。

　　四是坚守文学本位，变换研究视角，力避陈旧选题与低水平重复，注重在观念层面、艺术层面求创新、求突破。儒学作为士人的思想底色，对文学创作内容、主旨的影响较为直观，这方面的研究也最为集中，成果迭出；而其对观念、艺术层面的渗透更加复杂隐微，如体性、语言、意象、声律等，这方面的深层研究尚较为欠缺，需要进一步完善。

　　王元化多年前曾呼吁“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两创”精神的指导下，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引中，这一呼吁更显其时代价值。儒学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既可补哲学、文学独立研究之不足，构建更加高远、合理、完善的跨学科体系，又可以学理指导实践，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