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儒学与全球治理仍然是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在全球化视野下，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呈现出诸多新特征、新结构和新趋势，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为解决人类文明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目前，对于儒学和全球治理研究呈现出研究角度增多、研究深度增大的发展趋势，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无限可能。

　　一、儒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儒家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如何更好地发挥现实作用，成为2023年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仁爱思想是儒家核心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彭国翔《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思想与实践》将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中的“根”看作“仁”，认为“仁”不仅具备所有世界主义的基本共识，超越了地域和族群，更以普遍的人性为价值依归，避免了极端世界主义流于抽象、一般和迂远的问题，而在“理一”与“分殊”之间保持了平衡，这是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最大的意义与特点。刘延翠、茹宁《孔子儒学对世界人权发展的贡献》认为孔子仁学蕴含“平等”“博爱”“民主”的人权价值原则不仅与世界人权的核心价值契合，还对新时代条件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多元人权”具有借鉴意义。儒家思想的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蕴含了精神品质是构建全人类共同文明的关键。黄玉顺《论儒学与人类共同文明的构建》提出人类共同文明需要共同创造，这种“文明”创造需要文明对话。儒学可以贡献其经过自我损益的“仁”“义”“礼”等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人类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自然的实践积淀与价值追求，随着时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愈加显著。傅其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历史与现实》分别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属性命题、可交往性逻辑、交往的历史轨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性在新时代的凸显可以从阐释、媒介大众化与文明互鉴三个方面来审视。张瑞涛、刘泽翱《庚续与转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统文化根基》指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赓续、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了“抽象人性”“私利优先”“文明优越”逻辑，是解决人类文明发展难题的“中国智慧”。

　　二、儒学与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及其内部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儒学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如何在人类文明进展中更好地发挥儒学价值成为热点话题之一。全球文明对话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郭萍《儒家自由主义与自由儒学——论儒西文明对话的两种思想形态》认为面对儒西文明对话，儒家形成了两种思想形态，一个是以“兼取—通融”为思想进路的儒家自由主义，通过调和传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形成兼容并包的学说，其实质是解答传统儒学与自由主义如何并存的问题。另一个是以“溯源-重建”为思路进路的自由儒学，通过追溯现代自由的大本大源，创造现代性儒学理论来解决现代自由问题，其实质是为了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以期与既有自由主义展开平等对话。两种思想状态互为补充，为儒西对话提供多种可能。在文明互鉴视域下，中西哲学互鉴，使得哲学视野变得更加宽阔，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孙冠臣《文明互鉴视域下“本己”与“克己”差异性分析》将海德格尔“本己生存”与孔子“克己复礼”做对照性研究，可以澄清其差异性是文脉传承的对立，并由此指出儒学的现代复兴在“儒”，而不在“学”，真正儒家复兴需要两个历史性条件：一是要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建设相一致，二是儒士的新生。于盼盼《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一带一路”建设》认为，“一带一路”彰显出了极具特色的“中国智慧”，蕴含了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应进一步挖掘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使“重义兼利”“诚”“信”“和而不同”等理念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意义深远。

　　三、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世界舞台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必然要求中华文化高质量地走出去。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是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软实力和话语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大战略。本年度，对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聚焦于儒家经典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两部分，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随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是目前学界探索的重点问题。常樯《何以“儒行天下”——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立场及原则》认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分为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应持奉两大立场：一是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作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在具体实践层面上，还应坚持六种原则：跨界原则、分层原则、物化原则、双向原则、线上原则、共荣原则。訾月琳、张峻溢、赵舒仪《基于YouTube的西班牙语儒学传播研究》则是以YouTube为传播载体，研究表示虽然西班牙语儒学相关内容发布数量增长趋势明显，但传播效果有限，仍存在传播主体作用不够突出、内容制作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应加强传播主体建设，推动国内外传播主体合作，通过进一步分析受众需求来提升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为下一步儒学海外传播提供了方向。儒学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其现实任务是要在新时代脉络中开创出传统思想和经典的现实意义。邢雷《文明交流互鉴视角下的〈大学〉世界传播与启示》以《大学》为研究对象，阐明《大学》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旷剑敏《孟子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诠释特征研究》认为，人文共同体已经打破地域性成为全球合作的系统，构建当代人文共同体已成为时代的需求。孟子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诠释特征主要为现代性和共通感，有利于人文共同体的构建。王灵芝《〈中庸〉在俄罗斯的译介与阐释》梳理了《中庸》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历史，认识儒学在俄罗斯被解读和接受的状况，为今后《中庸》的俄译和走进俄罗斯提供借鉴。

　　四、儒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路径，儒学所提倡的和平、包容、自强、创新、仁爱等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儒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作为近年来哲学研究的热点方向，试图为谋求天下太平探索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和往年相比，本年度儒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视角更新颖，研究更加深入。张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儒家思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儒家思想追求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仁者爱人”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上的相容性、观念上的相通性，是将传统儒家思想运用于现实发展的重要举措。杨庆龙、游思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天下观的继承与发展》阐明儒家天下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渊源之一，其中蕴含的“仁爱”“无外”“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有所体现。钱余、潘洪林《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交往伦理的创新性发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儒家交往伦理既有内在一致性，又超越了儒家交往伦理中蕴含的解释性理念，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儒家人与自然交往伦理的“天人合一”、人际交往伦理的“和而不同”、国际交往伦理的“天下大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支撑。儒家传统仁爱思想对于化解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邹陆林、蔡彩虹《儒家“仁爱”思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儒家仁爱思想，认为这是一个由内向外不断发散的层次圈，即“爱人”“仁民”“协同万邦”，或“爱人”“爱物”，“推己及人”将东方儒家“仁爱”文明与西方“博爱”相结合，在追求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认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红梅、姚金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合儒家“仁爱”思想的三重逻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合儒家“仁爱”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实践与价值逻辑。从理论来看，“仁爱”对于体用关系的思考，不仅可以“一体之仁”的整体性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思维借鉴，更可以“仁者爱人”的发用透析重塑人类社会交往新秩序的理论逻辑。从实践来看，“仁爱”中蕴藏的“忠恕之道、义利兼顾、和而不同及万物一体”的思想资源，可为重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实践逻辑。

　　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实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前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徐安玉《秉承与创新：和合文化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认为，“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精神纽结，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意蕴和思想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的超种族、超文化的价值诉求，正是“和合”这一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具象。从经典典籍中挖掘先贤智慧应对当今社会风险挑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论语》蕴藏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明确的中国哲学路径。冯璐、吕耀军《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儒家路径——从〈论语〉中的“仁”说起》以《论语》中的核心理念“仁”为切入点，认为《论语》论“仁”之处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仁”是“差等之爱”，是“克己复礼”，是“为仁由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路径。蔡祥军《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项目为例》从实践角度出发，以国家《论语》译介工程项目为例，积极探索儒家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以达到交流、共通、合作之目的。孟子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是本年度有关儒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是创新之处。刘奎、陈晓霞《孟子“三辩”的义理结构及人文意蕴——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考察》中首次将孟子共同体思想中的三重辩证关系中的“人禽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联。“人禽之辩”通过“共情”，彰显了人类可以跨越种族、肤色、国界、意识形态等，建立起彼此间的情感呼应和人性诉求；“义利之辩”则说明个体、群体与他者可以实现“共赢”，达到利益均衡与协调；“王霸之辩”则强调在多元世界的政治冲突中，各国之间应当立足构建和谐稳固的多边关系，将“王道”作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从孟子思想的角度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五、儒学与全球治理研究

　　和合是传统儒家在实践中孕育的处事原则和价值理念，可以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各国文明和谐相处创造有利条件。章雅荻、余潇枫《和合治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建构》认为，“和合治理”以“和合”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和合主义”价值范式为理论内核，以“类群—和合”与“宇宙—和合”为两大基本假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重要原则。和合治理在与全球不同治理理论的比较中凸显其体现中国智慧的治理行为体的包容性、治理结构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开放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公正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和合体”“聚合体”以及“竞合体”的治理类型，体现出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现实可能，彰显出中国智慧的巨大生命力，为“和合治理”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路径。

　　2023年，儒学与全球治理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视域更广。和往年相比，2023年儒学与全球治理研究涉及儒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学与全球治理、儒学与世界文明互鉴等多个方面。研究不仅关注古代，而且放眼海外，着重分析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趋势。多数学者选择在具体研究中再一次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为切入点阐明观点，在儒学实践研究中，实现了儒家经典的复兴。二是研究实践性更强。2023年，儒学与全球治理研究在推出不少理论性文章的同时，和往年比，开始有更多学者关注如何将理论落到实处，实践性文章显著增多，多数集中在具体的战略策略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以此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国智慧为全人类共享。三是从“中国儒学”走向“世界儒学”。2023年，儒学与全球治理研究与世界互动性增强，儒学逐渐从地方性知识变为全球性精神财富。本年度儒学与全球治理研究中的具体文章涉及世界多个国家、多个地区的儒学传播研究，包括不同文明之间的哲学比较研究，开启儒学传承和发展新视野，由中国走向世界，让更多人认识儒学、了解儒学。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