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与郑玄同为东汉的经学巨擘。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介绍：京师称郑玄为“经神”，称何休为“学海”。二人围绕《春秋》三传的经义有一场旷世之争。何休撰写“三阙”，立足《公羊》家法诘难《左传》《穀梁》二传；郑玄则混同家法，主《左传》又融通三家，起而与之抗衡驳议。这场论战堪称汉末学术界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纯属私人经义相争，与由官方组织争立博士的经学争论截然不同，并且论战是在二人遭遇“党锢之祸”被禁锢期间发生的；更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竟然在一千年以后的清代乃至民国产生了回响，伴随而来的是今古文之争的回潮。

郑玄像

　　入室操戈一声叹

　　若论何休诘难《左传》《穀梁》二传的缘由，就要谈及何休的师承叙事。《后汉书·儒林传》载：“（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羊弼是史籍中唯一留下姓名的何休的授业之师。但其行迹无考，学术门派与主要事迹均湮没无闻。而李育其人，《后汉书·儒林传》记载颇详，言其少习“公羊春秋”，博览书传，知名太学，为班固所看重。建初四年（79），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李育以《公羊》义理驳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李育之所以驳难贾逵，是因建初元年（76），贾逵摘引《左传》之理胜于《公羊》之处撰成《春秋左氏传长义》，汉章帝予以嘉奖，不仅下赐了布匹衣物，还决定让贾逵给被选拔为“《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讲授《左传》（参见《后汉书·贾逵传》），此事堪称公羊学经师之耻。何休在其《春秋公羊解诂·序》中用一个“恨”字，充分表达了对那些未能抵挡左氏学派攻击的先师们的气愤和悲叹；并论及自己撰写《公羊解诂》的缘起，是因传注《春秋》的人解义不足，谬说甚多，使得贾逵之流利用其隙漏，扬《左传》以攻击《公羊》。对此，徐彦《公羊疏》也有记载，贾逵作《长义》41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望夺去《公羊》而兴《左氏》矣”。何休之所以“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即为此。

何休像

　　《拾遗记》（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据万历新安程式刊本影印）云：

　　何休木讷多智，三坟五典、阴阳算数、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谱，莫不咸（成）诵也。门徒有问者，则为注记，而口不能说。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废疾》，谓之“三阙”。言理幽微，非知机藏往，不可通焉。

　　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儒林传》中解释“公羊墨守”，认为何休借墨翟守城以明守卫《公羊》之志。“膏肓”一词出自《左传·成公十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何休借此痛批《左氏》如病入膏肓之人，不可救治。《穀梁废疾》则是讥《穀梁》亏缺义短，如瘫痪之人已成废疾，难以复起。《拾遗记》说这三部书理论幽微，难以通晓，如三座宫阙一般高不可攀，故称之为“三阙”。

　　今见记载“三阙”传本最早的文献来自《后汉书·郑玄传》：

　　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郑玄读罢“三阙”，愤起应战，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引经据典，针锋相对，驳斥何休对《左传》《穀梁》的曲解。郑玄的诸多驳论皆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即从何休文章中找到矛盾点，以驳倒他的立论。

　　例如关于鲁隐公究竟是“即位”还是“摄政”的问题，何郑双方各执一词，势同水火。首先看“三传”的态度。《左传》说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持隐公摄政论。但左氏认为隐公未真正“即位”，只是因为桓公年幼暂时摄政，孔子不过是据实直书，并无褒贬；《公羊传》《穀梁传》则认为，孔子是为了成全隐公让位桓公之心而有意删之，只不过《穀梁传》言“让桓正乎？曰：不正”，认为隐公本该“即位”，让位桓公并不合理；《公羊传》则主张“母以子贵，子以母贵”，认为桓公才是合法“即位”者。

　　何休《左氏膏肓》（袁钧辑：《郑氏佚书》，光绪十四年浙江书局刊本，以下“三阙”皆引此本）云：

　　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且《公羊》以为诸侯无摄。

浙江书局刊《郑氏佚书》书影

　　何休首先提出，依据古制，诸侯年幼，周天子便会委任贤能的大夫去辅佐他，并无摄代之义，所以《左传》说隐公摄政，与古制不合；然后将周公与隐公相比较，认为当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死后都不记“崩”，说明不以周公为天子，而鲁隐公生称“侯”，死后称“薨”，这分明都是诸侯之礼，哪是什么摄政呢？古人对“死”的称呼有着严格的规定，《礼记·曲礼下》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郑玄《箴〈膏肓〉》（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据明万历新安程氏刊影印本，下引该书皆为此本）云：

　　周公归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记崩？隐公见死于君位，不称薨云何？《公羊》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传》？

　　面对何休的诘难，郑玄并未从礼制方面说明隐公是否为摄政，而是首先指出周公与隐公之死身份本就不同，一为臣子，一为国君。周公死时已经归政成王，既然身份为臣子，死自当记“薨”不记“崩”；而隐公死在国君之位，故记“薨”。郑玄在《发〈墨守〉》（袁钧《郑氏佚书》本）里也曾对此问题发论，其云：“隐为摄位，周公为摄政，虽俱相幼君，摄位与摄政异也。”然后，郑玄针对何休说“《公羊》以为诸侯无摄”一句发难，他引用《公羊传》隐公三年宋穆（缪）公之说“吾立乎此，摄也”，证明诸侯有摄，表明何说与《公羊》抵牾之处。这正是拿《公羊》之矛攻《公羊》之盾，以至于何休读了其驳论后不得不憾慨：“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康成这是闯进我的家，拿起我的武器来向我进攻呀。后人因此事遂成成语——入室操戈，比喻以其人之说来反驳其人。

　　其实，何休之言究竟是自谦还是认输还很难说。细考“三阙”，会发现何休对《左传》《穀梁传》的很多诘难，逻辑相当严密，其诠释多从《公羊》义理针砭时弊；而郑玄的很多驳文并未分析何休之论，更多的是致力于使《左传》所载的礼制更加常态化。这就难免会出现二人各说各话的情况。如成公八年，冬，“卫人来媵”。《左传》解释“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何休《左氏膏肓》云：

　　媵不必同姓，所以博异气。今《左传》“异姓则否”，十年“齐人来媵”，何以无贬刺之文？左氏为短。

　　《春秋》载，鲁宋联姻，鲁嫁伯姬，三国往媵。成公八年“卫人来媵”，九年“晋人来媵”，十年“齐人来媵”。卫、晋同为姬姓，倒也符合“同姓媵之”的条例，可是齐为姜姓，就违背了“异姓则否”的原则。所以何休说，成公十年“齐人来媵”，《左传》竟无贬刺之文，左氏为短。郑玄《箴〈膏肓〉》云：

　　《礼》称纳女于天子云“备百姓”，于国君云“备酒浆”，天子云“备百姓”博异气，诸侯直云“备酒浆”，不得云“百姓”，是不博异气也，何得有异姓在其中？齐是大国，今来媵我，得之为荣，不得贬也。

　　郑玄引《礼记·曲礼下》（《十三经注疏》本）“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诸侯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埽洒’”，来证明天子娶妻，其媵不别同姓异姓；诸侯娶妻，则只能同姓媵之；然后说齐国是大国，送女子来媵我鲁国的伯姬，“得之为荣”，此为特例，所以《左传》没有贬斥。其实何休是循《公羊》“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之说，即《春秋》之所以写“卫人来媵”“晋人来媵”“齐人来媵”都是因为“伯姬以贤闻诸侯，诸侯争欲媵之，故善而详录之”（《解诂》）的角度出发，提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异气”。而郑玄则另循天子、诸侯礼制的角度来驳难何休，还站在夫家娶妻的角度对《左传》进行辩护，其解释“齐人来媵”无贬文的理由也很牵强。所以刘逢禄《箴膏肓评》云：“所谓说之不以其道说也，岂春秋之礼乎？”

　　其实何、郑二人经学宗主理路完全不同，有所轩轾也是难免的。王鸣盛在《蛾术编·说人·郑氏著述》中说：“古人意见不同，无妨论难。……若《发〈墨守〉》《箴〈膏肓〉》等，特欲会通三传，非不知《公羊》义理、《左氏》典故，各极其精，是郑与何休亦并行不悖也。”实为客观之论。

　　杜门不出十余年

　　“经神”“学海”这场刀光剑影的论战背后，是二人身处的汉末时代背景，尤其二人一起遭遇了党锢事件，皆因“党锢之祸”杜门不出十余年，与这场论战有着深刻的关联。

　　若据《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何休是“年五十四，光和五年（182）卒”的话，其生年就是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比郑玄晚2年出生而早18年去世。何休的父亲何豹官拜少府，位列九卿，所以何休成年就以“列卿子诏拜郎中”，进入官僚后备队伍，开始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初活动。但东汉后期官僚子弟的习走之路与何休的政治期望相去甚远，不久他便称病辞去郎官之职。不涉官场政治，并不等于对社会政治漠不关心。作为纯正的儒生，何休有着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寻找着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当被正直官吏的代表、清流党人的后盾陈蕃征辟时，何休即欣然应召，“与参政事”。陈蕃于汉灵帝时出任太傅，与外戚窦武同心勠力，谋诛宦官，事败被杀，与陈蕃有关的宗族、门生、故吏皆被斥免禁锢，何休也受到牵连而被免官。《后汉书·儒林传》用一句话记述了何休在“党锢之祸”中的遭遇：“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何休就是在这17年的禁锢免官期间，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向古文经学宣战，并且撰写了《春秋公羊解诂》，另外还“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撰成《春秋汉议》13卷。

　　灵帝光和二年（179），朝廷对党锢部分解禁，《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灵帝“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何休终于结束了十余年免官废锢的经历，并为司徒所征辟，重返仕途。众公卿推荐他担任要职，“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但由于宦官垄断了中央与地方官职的任用权，何休受到佞臣排挤，只是担任了议郎。之后由于何休屡陈忠言，政绩显著，又升迁为谏议大夫。灵帝光和五年（182），何休于谏议大夫的任上逝世，终年54岁。《全后汉文》辑录有蔡邕《何休碑》残文两则，“孝友尽于闺庭”“辞述川流，文章云浮”。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考证：

　　邕所作《何休碑》已佚，仅存《文选·褚渊碑文》李善注所引三句。樊县在今山东兖州西南，东汉属任城国。何休卒葬故土，时蔡邕当在泰山羊陟家，故得为之作碑文。

　　蔡邕是东汉末年清流的代表人物，与陈蕃、何休一样，在东汉末年腐朽的政治集团中与宦官抗衡。《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着他因弹劾宦官获罪，“流亡江海，远迹吴会”的经历。何休去世时，蔡邕正寄身于太山羊陟处，对何休的遭遇感同身受，深怀敬意，故而作碑文铭赞，对其道德文章推崇称扬。

蔡邕雕像

　　郑玄比何休年长2岁，其八世祖郑崇曾任职尚书仆射。但郑玄出生时，家道中落，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皆没有出仕。郑玄年少时曾任乡啬夫之职，好学而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后汉书·郑玄传》）。当时的名士杜密任太山太守期间到高密县巡视，与郑玄结识，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后郑玄辞去吏职，入太学授业，从师第五元先，攻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因“山东无足问者”，郑玄西进入关，后经涿郡卢植推介，拜关中名儒马融为师，深造多年，质诸疑义，古文经学的造诣精进。桓帝永康元年（167），41岁的郑玄学成归乡，“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后汉书·郑玄传》），“或旋因融丧，留视殡葬，至明年永康元年，始及归里，年已四十一矣”（郑珍撰：《郑学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回到故里高密的郑玄“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祸”起，郑玄受杜密的牵连，在灵帝建宁四年（171）被禁锢，“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后汉书·郑玄传》）。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提到自己被禁锢了约14年。这是他学术的大成时期，《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便是此时所作。灵帝中平元年（184）党禁解后，郑玄凡征辟皆不应，潜心经术，献帝建安五年（200）卒。

潍坊市峡山区郑公祠

　　结合二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党禁唤起了人们由内在产生的进行著述的欲求”（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但党锢对何、郑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从何休先撰“三阙”再撰《春秋公羊解诂》的行为来看，何休对治世要务的热切盼望是愈禁愈强烈的。正如他曾经被清流士人的治世热情所鼓动，应陈蕃的辟召入世，他对于太平的希冀程度与对现实的绝望深度形成反比。虽然陈蕃已经不在，但何休的文笔还在。“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解诂》隐公三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解诂》宣公十五年），“《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解诂》定公六年）。在何休微妙的措辞中，展现出一幅由“衰乱”到“升平”再到“太平”的充满了历史进化哲学色彩的理想图景，（昭）定哀之世就是太平之世，哪怕这种希冀只能是不实之“文”，但这就是何休身处禁锢而依旧对经世怀抱热情，通过著书立言去挽救政治的胸襟与意志。

　　同样身处党锢的郑玄选择的是另一条路。郑玄临老告嘱其子益恩的书信，字里行间透露出早年遭遇党锢而放弃出仕、专心述圣的抉择：“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后汉书·郑玄传》）据郑氏弟子所记，郑玄答弟子张逸问《书说》，云：“《尚书纬》也，当为《注》时，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说’。”此事亦可旁证郑玄在党禁时期“杜门不出”，注解经传，与何休交相问难之背景。（参见皮锡瑞：《郑志疏证》）党禁解后，郑玄依然是“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袁绍征辟其为左中郎将，不就；公车征辟其为大司农，“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参见《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清楚、坚定地表明了不愿沾惹政治的态度。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探讨了汉末党锢对士人思想的影响与经学的变化，将之聚焦在何、郑这场论战，认为这场论战具有经学史之时代意义；并将去世于灵帝光和五年的何休、献帝初平三年的蔡邕和建安五年的郑玄称作“象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近代回响化古今

　　“经神”“学海”这场论战的结果，由范晔《后汉书》率先做了引导。《郑玄传》中，范晔讲完何、郑驳难“三阙”一事，遂评价：“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可见，范晔是将二人论战放置在今古文之争中来看待的，“古学遂明”并不只是郑玄的功劳，而是与争立《左传》学者共同促成的局面。但后世学者据此以为何休不敌郑玄，自知理亏，并将其视为东汉最后一次今古文之争，古文经学由此兴盛的标志性事件。自唐以来“五经”统一，经学发展格局趋于定型，何、郑之争在清以前再未起波澜。有意思的是，一千年以后的清代，这场论战再次发生回响，成为清代经学史瞩目的焦点之一。

　　回响的第一声来自刘逢禄。在庄述祖与孔广林辑佚“三阙”之后，刘逢禄便注意到何、郑之争。他不满“宗郑”风气下被时人一再改写的“范晔版三阙”故事，以“何休学”为旨趣，撰写《春秋公羊释例》以重建《公羊》义理，撰写《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以阐明何休之意，尤其“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刘逢禄：《刘礼部集》）。他无形中打破了乾嘉以来的章句训诂之风，将清人视野拉回到汉末《春秋》学，并且将“学海”“经神”论战的故事重构于清代。

　　一声之后，回响迭起。章太炎对刘逢禄质疑《左氏》以及古文经颇为不满，尤其当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将对《左氏》及古文经的驳难推向高潮后，章氏立即撰《驳箴膏肓评》等书以示回应。皮锡瑞据袁钧辑“三阙”作《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3卷，对何、郑之争及清人之论作出梳理评说，持论相对公允。廖平精研《春秋》“三传”，著述颇丰，其中《起起穀梁废疾》《箴箴左氏膏肓》是其集中回应何、郑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学人欲为《穀梁》正名，认为何休、刘逢禄对待《穀梁》过于苛刻，如许桂林《穀梁释例》、柳兴恩《穀梁大义述》、钟文烝《穀梁补注》等。直到崔适认为《穀梁》为刘歆所伪造，并提出“《穀梁》亦为古文学”的观点，《穀梁》愈发受到质疑。民国王树荣就发展崔适之说，坚信《穀梁》为刘歆伪造，彻底将《穀梁》拉入今、古文争论之中。［参见笔者：《绍邵公墨守，续〈公羊〉薪火——王树荣与〈绍邵轩丛书〉》，《走进孔子（中英文）》2022年第5期］另外，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还提出“三疾”一词，特指郑玄对何休“三阙”的回应，专指郑氏《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之辑本，但迄今未见有学者去引用。

　　纵观“经神”“学海”论战的近世回响，会发现学者多有先入为主的经学立场，尤其面对今古文问题时，自身经学立场成为其解经的最大限制。如被贴上“古文学家”标签的章太炎，虽以古文经学为主，注重训诂考证，但早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学家，然而在回应何、郑之争后，逐渐迈向了今文经学的对立面。华喆提到：“经学家往往会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之上，来判断其他学者的结论，从而忽视了不同经学家之间的学术立场差异以及空间、时间等因素。”（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因此，当我们以今人视角再观这场“经神”“学海”论战，我们既要避免被范晔史笔倾向影响了认知，又要避免陷入今古文相争的囫囵境地，而是要从“一门一户”之见中跳脱出来，重新反思，赋予其崭新的生命力。

　　（作者李翠，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