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哲学学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哲学的方式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推出彰显中国智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三大体系”，建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紧扣时代脉搏、回应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实践过程，还蕴含着深厚哲理。202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发现研究课题、寻找创新灵感，在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取得一系列学术创新。第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辛鸣认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方案，于多样与分化中熔铸真实共同体，在发展与进步中涵养科学富裕观，贡献出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家样本。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不仅在哲学意义上拓展了对“共同”的时代理解，也在文明意义上标注出“富裕”的时代高度。丰子义认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要加强实践经验总结，又要加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以夯实其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重要的是抓好这样一些着力点：激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资源，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阐释，推进经验到理论的提升，推动发展理论的对话交流。周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双重内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

　　第二，系统梳理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徐梦秋认为，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在摸索性、试错性的实践中，从简单到复杂地形成了各种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它们是人类从解释自然界与社会，向改变自然界与社会过渡的桥梁和中介，是否以恰当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为指导改变自然界和社会，是盲目试错的实践和自觉能动的实践的分水岭，也是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桥梁。杨耕概述与反思了中国、苏联、东欧、西方学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象、性质和职能的研究，并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独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以“经验观察”为前提，从实践活动出发研究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前提”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高度统一。

　　第三，充分研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张亮认为，源于西方的“马克思学”已经更多地成为一个当代中国问题，只有在当代中国才能得到更彻底更充分的认识。以新历史方位重新观测西方“马克思学”可以看到，学院与政治的双重身份使西方“马克思学”的发生、发展呈现出复杂学术面相。从中国立场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学”，根本目的是以之为镜鉴，奋力开创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新局面。夏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其演变当中从批判理论转向了无批判理论，其根本问题在于无法坚持面对资本逻辑新形态所保持着的自觉的批判意识。而沿着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展开研究，我们却可以在其基于资本逻辑批判所展开的不懈努力中洞悉资本主义自20世纪以来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诸多可能性路径，从而为我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思考与批判提供一些思想的借鉴。王雨辰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是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文化批判，只有分析不同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理论本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才能真正把握其文化批判理论的实质。

　　文化哲学研究与巩固文化主体性

　　2024年，中国哲学界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引领、以“两个结合”为研究路径和方法论指导，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第一，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冯鹏志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拓了中国特色文化思维的新高度，明确了中国特色文化道路的新使命，建构了中国特色文化格局的新图景，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思想遵循。汪信砚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持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郝立新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结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和弘扬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深刻阐释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基础、本质内容和发展规律，为考察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第二，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万俊人提出，认识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品质的相与相契之道，是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条件，从中既可发现二者之间相互结合的潜能或可能，也可发现它们之间相生相长的动力和前景。董平认为，“两个结合”是当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中包含着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孙乐强认为，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形式。

　　第三，在文明比较、交流、互鉴中彰显文化主体性。陈曙光认为，中国样本的独特性决定了“现代文明的西方逻辑”在中国行不通，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奋斗发现了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现代化原理，创造了蕴涵“中国之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是具有辩证性、整合性、叠加性、自反性特征的新文明类型。韩震认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缘故，不同国家孕育了不同文化，也有着不同的文明观，这就是文明的差异性之所在。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而西方一神论传统却对多样性采取否定性态度。但是，中西文明并非相互排斥的，可以而且有必要进行交流互鉴。孙代尧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经由理论抽象生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哲学，即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这种新文明观形成了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框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垄断，是一种术语革命与叙事创新。

　　中西之辨与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2024年，中国哲学界在汲取西方哲学资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对其做出符合现实和潮流的阐释与创新，推进了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第一，立足中国语境重新阐释西方哲学。王路提出，陈康、贺麟、熊伟等众多哲学前辈认识到用“存在”来翻译being有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他们认识到有些地方应该把being译为“是”，但是没有认识到应该一“是”到底。王齐提出，哲学是一门普遍性的学问，但因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经济、政治发展步调上的差距，哲学普遍主义往往与欧洲中心主义捆绑在一起。她提出有效的普遍主义有三条要义：去除“中心”；自带和能够生成批判性的“元文本”；树立复数的、多元兼容性的普遍主义。多元兼容性的普遍主义是方法论，是哲学的未来“定向”。在此“定向”之下做哲学，需要摒弃东西方的对立和“中心”转移的思维定势，在包容和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对多元的普遍主义哲学进行改进和再创造。洪汉鼎认为，当代哲学诠释学的关键概念是Auslegung（阐释）与Erklärung（说明）。如果从横面分析，它们的区分正是人文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如果从纵面分析，即从诠释学解释概念发展的阐释—说明—阐释这三阶段分析，当代阐释学正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要求。当代中国要成功地积极参与到“改变世界”的伟大行动中，就要形成“解释世界”的底气、能力和话语权。

　　第二，在中外思想交融基础上实现理论发展和创造。程乐松认为，随着西方整个近代知识体系及其表达规范的极速译介和涌入，汉语从文言到白话，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了极为迅速且深刻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的“居间性”：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两个语义体系之间，在不断涌入的异质经验及其秩序安置与传统经验及知识体系的留存之间。这种独特的居间性既会给现代汉语带来更为复杂的思想挑战，也可能带来更大的反思空间。李勇提出，家哲学所谓的现代性世界面临的虚无主义情境是一个伪问题；“亲亲”“生生”和“归家”也不是解决任何现代性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合理办法；“归家”的本质是通过构建一个血亲情理的共同体来解决现代性个体所面临的功利性、社会性、道德性、政治性以及宗教性的问题和挑战。这种尝试是虚幻和失败的，因为它突破了家哲学的边界。朱刚认为，现象学运动在其发展历程中曾发生多次转向。现象学的历次转向中潜藏着一条以时间性为实事本身的线索。自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相遇后，现象学又发生了儒学转向。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以及作为其思想成果的儒学现象学，要在这一以时间性为实事本身的现象学谱系上才能显示出其对于整个现象学运动的意义。

　　第三，康德与当代思想世界。2024年是康德诞辰300周年，全世界范围内举行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研讨会并发表了诸多纪念文章。韩水法认为，在当今时代，人们之所以依然隆重地纪念康德，不厌其烦地阐释其思想，原因在于康德哲学仍旧是活的思想，当代哲学依然能够从中获得理论、观点与方法等方面的启示。张志伟提出，康德的时代是哲学陷入全面危机的时代。康德哲学有两大主旨：头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时至今日，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仍然充满张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康德哲学始终在提醒我们，世界在危机中，时代在危机中，哲学在危机中。邓安庆认为，中国早期传播康德的学者通过对康德的专家型解读和思想性对话的相互促进，阐明了只有在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的“文明互鉴”中才能真正发现各自思想中的真理与义理。因此，新一代的康德研究者，要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轨道上获得真切的哲学问题意识，形成有自身风格的原创性的康德释义学，才有可能赢得国际康德学界的尊重。

　　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古典学

　　2024年11月6—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如何架起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桥梁，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在学术界引发热议。黄德宽认为，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决定了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径的选择。我们可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系统开展先秦典籍与上古文明的整体性研究，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杨庆中认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宜遵循“入乎小学，参稽西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的进路，这是一条由“通而精”到“专而深”，再到“明体达用”地扎实推进的学、研、履的进路。崔延强提出，古典学应超越从学科起源时代就带有的天然胎记，克服“现代性”问题，在大科学、多学科、多元文明共生的视域下重新审视自己、定义自己，建设走向未来、开放多元的当代古典学学科。梁中和提出，世界各国的古典学学者可以围绕古代文明研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项目等，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激发普通民众对其他文明的兴趣和理解，从而在民间层面为文明交流互鉴创造良好氛围。

　　哲学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再反思

　　保持哲学的生命力与自我批判性，离不开对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不断反思。2024年，不少学者对哲学中的一些经典命题提出了新见。主客体关系问题是哲学研究中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模式构成了传统认识论的基本框架，也在哲学史层面引发了一系列反思。王晓升提出，传统认识论一直遵循主客体二分的基本框架。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根据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对主客体关系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李景林强调，中国哲学在“天—人”而非“主—客”的架构中理解存在或价值的义涵，它关联于周围世界的原初方式，是情态性的感通，而非对象性的认知。它以物之存在或价值的“自身性”为前提，表现出一种“自成”与“互成”的统一。陈波认为，没有纯客观的“事实”，事实有认知主体的主观介入；也没有纯主观的规范，规范必须有客观基础和学理依据。有一条共同的纽带，即我们的需求、利益、意图、目标、有差距的现实状况以及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等，把“是”与“应该”关联起来，由此架通了从“事实”到“价值”和“规范”的桥梁。

　　什么是存在？如何存在？怎样认识存在？自哲学诞生时起，“存在之谜”便始终是人们追寻与探索的对象。陈少明通过对书法名帖《兰亭序》经典化历程的分析，探讨了“存在”一词的使用方式及其所运用的意义，并从“存在”的常规用法中区分出三种具体的存在类型（物理、意识与信息）。三者兼顾，才能理解存在的完整面貌。杨国荣认为，把握对象离不开人对世界的实际作用，主体间的理解和沟通同样基于现实的交往过程。通过做“事”，人不断化本然的存在为合乎人需要和理想的为我之物，从而既扬弃超验存在，实现自身的多重目的，又在彼此理解和沟通的同时，建构现实的意义世界。孙周兴提出，从现象学哲学出发探讨声音与颜色现象，可以形成一种“声音与颜色的存在论”，声音的根本问题是“寂声”，颜色的根本问题是“黑白”，无声无色为虚无，而有声有色即存在。从自然人类的具身存在角度说，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唤起一种“听无声”和“观黑暗”的原初感知能力。

　　面向科技的哲学审思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人类逐渐迈入数字时代甚至智能时代的新阶段，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科技、科技与社会等多种关系都面临重构。对此，哲学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下面分别从科技发展的哲学之维、人工智能哲学、生物学与生态哲学等方面进行展现。关于科技发展的哲学之维，刘大椿认为，当下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要重新找回科学所失去的文化内蕴，重建一种有文化的科学。寻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科技发展中最主要的价值走向。成素梅认为，我们必须平衡科技发展与人类价值保护，平衡技术的应用价值与社会责任。在从工业文明转向智能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社会迫切需要重塑有利于人的身心成长和生命意义提升的人文环境。王伯鲁认为，科技伦理治理关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层面或环节，应当在科学认识与价值考量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

　　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探究，殷杰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交互中呈现一种交互主体性，为主体性概念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并且可作为研究分析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以及人工智能对人类道德决策和文化影响等问题的新概念资源与方法路径。王天恩认为，随着信息科技发展的不断深入，明确人机融合进化的前景和问题，直至积极主动面对人类自身的革命，始终是人类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把握自身命运的重大使命。闫宏秀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之“通”应当以更有效、更便捷、更经济的方式进入人类，即人应处于环路。恰恰基于人类生存需要依赖技术，我们才更需要高度关注人的价值，警惕借技术之名走向技术的非人性化之旅。

　　关于生物学与生态哲学，陆俏颖认为，对于生物适应性来说，其背后没有真正的目的。自然物的形成历史都源于物理原因，都可以用物理因果的方式来解释。孟强认为，生态危机根本上是现代性危机，要克服该危机，必须对近代科学革命塑造的世界图景进行重构。田松认为，生态文明、数理科学、机械自然观，三者是相互建构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一种非机械的自然观，需要重建关于世界的基本解释和想象，这需要把关于世界的基本解释，从数理科学中解脱出来，转移到博物学—生态学范式的知识体系上来。

　　科技向善与伦理研究

　　在面向科技的哲学审思中，伦理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在科技飞速发展且影响越发深远的背景下，人类应当做/不做什么，已成为重要的时代之问。伦理学研究为人类社会走向怎样的未来提供着各种可能。下面分别从科技与伦理的交叉研究、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伦理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展现。关于科技与伦理的交叉研究，孙春晨认为，在科技伦理治理中，伦理学工作者需要与科技工作者开展协同合作研究，前瞻性地预判、权衡和应对科技伦理风险，在科技伦理治理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徐向东认为，如果对生物技术的任何道德上负责任的利用都必须在深思熟虑的道德考虑下来实施，那么任何试图超越人类道德本身来“增强”人类道德的努力就不只是幻觉，还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尝试。陈万球、付圣莹认为，新技术的溢出突破道德解释的理论极限，需要创设一种能够将“包容性”和“适应性”统合起来的新伦理解释框架，这种框架是递归的科技道德问题与道德设计创造性的变量函数值，亦是当代科技发展中新的人与技术关系方程式。

　　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廖备水认为，将人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嵌入人工智能系统使其具备伦理对齐能力的机器伦理研究，对于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以及为人类创造福祉具有极为重要且迫切的意义。田海平认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使人工智能行动者达到人的智力和行动水平，其中，它作为人工道德行动者的规范性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一维度上，我们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既然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人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才能使自己成为未来的一部分。闫坤如认为，为了实现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目标，必须先对人类价值观进行考量和分析，再在具体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实现价值对齐的目标。人类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尊重人类选择，维护人类尊严，确保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最终价值目标。

　　关于伦理学理论研究，唐代兴认为，伦理生活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人与社会之间以善意的方式在一起经营平等、有尊严、无伤害的生活，这既需要一种情感动力，也需要一种理性动力，而能够将情感和理性统摄起来使之整体发力、构筑伦理生活基本框架的是共情理解。李义天认为，准确把握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全面梳理美德伦理学的基本观念与基本线索，深刻反思美德伦理学的困境与局限，将有助于我们突破现有的理论叙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介入伦理学的创新前沿，推动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樊浩认为，“非常时代”期待“非常伦理”，“人类种族的绵亘”的“非常”危机提出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必须达到“非常伦理”的理论自觉，建立与“日常伦理”相对应的“非常伦理”的理念及其理论形态和实践智慧以满足“非常时代”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宗教学研究

　　回顾2024年的中国宗教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的推进性工作，仍然落在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与如何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这两个议题上。构建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旨在形成兼具开放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框架及其阐释。吴云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宗教问题上具有深广影响的理论成果。今天我们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就是学习和掌握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以此为指导原则构建具有新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三大体系”。金泽提出，将本土宗教文化作为炼化或凝结建设宗教学“三大体系”的资源，是历史发展赋予中国当代宗教学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中国学者从事宗教学理论体系建设，必然要面对“民间信仰”范畴。在民间信仰研究中，历史线索梳理和现状调研作为基础性工作十分必要，但不能局限于此，还需在理论上有所炼化、提升和建构，助推“三大体系”建设层面上的突破。李建欣认为，新时代我国宗教学（工作）有三大知识体系，首先是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宗教工作的自主知识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其次是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主要由宗教人文科学和宗教社会科学两部分构成。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的。

　　继续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研究，旨在探索我国宗教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路径，以期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魏道儒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各宗教的共同任务，各宗教因自身情况不同，在坚持中国化方向上有不同的要求和侧重点。岳永逸、高鹏程认为，长时段而言，佛教的中国化发展大致有着“危机—调适—复兴”的往复。当前的非遗运动不仅促进寺院在各方面的发展，也是寺院彰显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方式之一。

　　反思与展望

　　2024年，哲学学科紧扣时代脉搏，深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沃土，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关键议题，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批判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成果，深入研究阐释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拓宽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当代文化哲学研究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推进“两个结合”，在文明比较、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中西哲学交融碰撞出新火花，立足中国语境重新阐释西方思想，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架起沟通桥梁，推动文明传承与交流互鉴。中国哲学界通过哲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持续反思，对主客体关系、存在之谜等经典命题提出新见解，当代知识论发展贴近实践与时代需求。科技迅猛发展引发哲学深度审思，关注科技时代人的价值与意义、人工智能、自然与生态等前沿领域，为科技伦理治理、人机关系等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宗教学研究聚焦“三大体系”建设与宗教中国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应现实国情与实践需求。展望未来，中国哲学家将心系“国之大者”，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化阐释，秉持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理念，深化哲学基础理论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为解答全人类的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