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劳心于政治，这源于儒学的根本关切。孔子思想中没有“两个世界”（今生、来世）的说法，他信奉现实现世的生活世界。在孔子看来，老年人安享晚年，朋友间信任交往，年轻人怀抱理想，化行俗美，民生和乐，这是理想世界应该有的模样。让天下成为对人类而言更美好的所在，参与政治就比其他一些事务更紧急、更有必要。唯有建构有序、和平、稳定的政治体系，才可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为百姓的幸福安康提供最直接、最根本、最长期的保障。

　　为政的本质在“为正”

　　《学而》作为《论语》首篇，由“学”打开入道之门。行走在通往理想之境的大道上，要做人、要做事，这就是广义的“为政”了。然而，做人做事需要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在纷杂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聚光灯将会敏锐地映照于社会的决策系统、管理系统，即人们通常情况下所理解的“政治”，孔子所论述的“为政”一般情况下也是就这个层面而言的。《为政》篇紧随《学而》之后，这一编排，足以见得政治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论述政治，重点不在于进行政治概念的界定和探讨，他采取了启发式的言说形式，引导从政者投身于政治的现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政治的本质。孔子常常将政治与“正”并举。例如，《论语·颜渊》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中，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卫灵公》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深刻认识到物质基础、军事力量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同时，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更本质的力量对秩序带来的更加深层的影响，那就是人心与人性。如果政治不能起到引导人心、治人之情、化民成俗的作用，将背离它最本质的使命。

　　在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政治往往面临复杂的价值抉择。这种抉择反映着为政者的智识，也将带来不同的治理结局。政治关乎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利益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无法有效而协调地将这些选择付诸实践，人们便会处在战争状态之下，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战争的存在是普遍的，甚至涉及每个人，关乎时时刻刻。《礼记·乐记》云，“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即是对此种“战争”及其恶果的形象描述。正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理性认识，孔子重视维护权力的公信力。而为了保有权力的公信力，他们将引导、教化人心之正视为权力的天职，达成政治的真正威力。

　　为政者贵在“帅以正”

　　在政治体系中，理想的为政者或权威具有重要作用，这在诸多学派中具有共识，孔子对于他们的作用模式有自己的看法。

　　孔子谈“无为而治”，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就在这一章，孔子不仅谈舜之“无为”，还论他“何为”的问题，以此将“无为而治”与“恭己正南面”形成了一个串联结构。因为有了恭身修己、以正君位这样强力有为的前提，才有了无为而治的结果。孔子认为，理想为政者的作用模式，在于正身修己，成为典范，随之而来的是，百姓们争相仿效，天下趋之若鹜。这其中蕴含着孔子政治学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底层逻辑，即权力的行使在于权威发挥作用，而权威作用的发挥深深扎根于行使权力者本人的典范行为。当为政者的典范行为直观地呈现时，示范作用就相应而生了，即被影响者通过观察，产生联想，得到启发，进而复制或模仿，诞生了自己的行为范式。孔子将这种具有高度作用力的典范行为凝练为一个字——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论“正”，并非经由抽象的思辨，而是将它落实到“正身”，表现为威仪动静。修身之要就是为政之本，自身的素养，就是从政者最大的资本。

　　在孔子看来，比起使用威胁的手段迫使他人服从，激活人内在的自觉，进而主动跟从的方式要高级得多。应了一句话：一个人是什么，比他灌输了什么，影响更为深远。

　　建构“天下”之“正”

　　在西方传统中，或大或小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斗、冲突中相接，最直接的问题是：你为谁而战？何人得益？他们将角逐与分配视作核心问题。孔子却不这么看，他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思考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维度：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政治的对象是“天下”。“天下有道”“天下治”应该具有何等模样？应该如何建构“天下”之“正”？

　　解决这个问题时，孔子的学说常将“家”“国”与“天下”并谈。“家”指卿大夫之家，“国”指诸侯之国，“天下”指溥（普）天之下。这一组概念皆有统治范围的义涵。中国古人视普天之下都是中国的疆域，这貌似和他们有限的地理知识和想象有关，其实并不尽然。必须要注意的是，儒家所论“天下”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概念完全不同，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并不特指某一固定的统治区域，没有某个确定的地理空间，往往是对统治权的泛指、虚指。而一统的文明正是“天下”这一“虚指”最实在的支撑。那么，这种文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也是“天下”观念最核心的要义，这一要义呈现在“天与天下”的语言结构中。

　　在“天与天下”的语言结构中，“天下”观念最原初、最本质的寓义得以彰显，蕴含着古代中国人对“天”之“下”之存在方式的思索。无论孔子说“天下有道”，抑或“天下无道”，都是以“天道”为坐标，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论述。儒家文化所理解的人类理想文明图景的型构，正锚定在天地之间，与天道相应相辅相成是“天下”这一文明观的标识。孔子极力描绘“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这些话语无一不以天、天道作为参照坐标，孜孜以求天与天下的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社会视政治的对象是“天下”，上应天道，下涉天下之民、世界秩序建构，即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也就是说，政治为天下之公器，理应为天下人谋福祉，不为某部分人所专有。孔子之所以称颂西周初年的政治盛举，在于它实现了“天下之民归心”的目标。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好的政治理应赢得民心。孔子视“正”为政治的本质属性。相应而言，从政者自身正、引导正、树立正，则是孔子提出的实现秩序与文明的方案。这一思维使得孔子的政治哲学具有整全视野，它向上、向外拓展，超越民族国家，也向下、向内渗透，进入个体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