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日-3日，由政协衡水市委员会主办，衡水学院承办，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协办的“2024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河北衡水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韩国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本次研讨会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经学智慧与王道秩序

　　董仲舒作为汉代经学家，通过援引阴阳五行理论，建构了一整套以天道为基础的王道秩序。这其中有从精神层面进行的价值观念的建构，也有对社会秩序的安顿。因此，关于董仲舒经学建构逻辑的学理分析以及对其所包含的经学智慧的掘发一直是董仲舒研究的热点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的余治平教授指出，董仲舒“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道信仰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认同建构出了一个牢靠的学理根基，贡献卓著”。他认为，国家宗教是需要人为制造对天的尊重与敬畏之感，董仲舒通过灾异说使君王保持戒惧的态度，成功改造了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同时诠释了国家信仰发生的原理和要求。董仲舒还建构了“一”、“元”的本体论结构，引申出最高上帝、绝对存在和终极价值。他所谓的“一”，指的是万物的起始，存在于世界之中；“元”代表了天地万物创生、化成自己的基点，蕴含着原初、根本之义，呈现着时间政治的开端，国家宗教的教主则取法天道，受命应天。

　　山东大学的葛荃教授与蒲业虹副教授基于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贡献。他们认为，董仲舒树立了天的神秘性的至上权威，将天的权威与君主结为一体，从而完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另外还以“天谴”说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君主。在董仲舒那里，天是具有内在秩序的运动体系，规范着社会政治关系和统治者的政策原则。他运用阴阳学说，提出了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的思路。董仲舒建构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不仅促成了儒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将儒家思想体系化。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理论研究要具有跨学科的视野。

　　衡水学院的李奎良教授着重分析了董仲舒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他认为，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治国方略的理论依据，其中的大一统理论是董仲舒社会制度设计的总纲，包括政治大一统与文化大一统两方面。具体到官员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方面：董仲舒建议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庠、序；责令地方官岁举两位人才；朝廷对人才考察后量才授官。在官吏的财产管理方面，官吏不能兼小利、与民争利。就经济思想来说，董仲舒的调均政策有助于实现无大贫亦无大富，进而达到社会的安定。

　　河北师范大学的秦进才教授探讨了董仲舒“正谊明道”思想在宋代以后的政治实践与影响。他认为，以朱熹将“正谊明道”思想纳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标志，其政治影响便开始了。这主要体现在：有些皇帝提倡“正谊明道”，用于激励臣下，要求臣下将此作为从政的行为规范，他们通过纳入殿试策题、提写匾额、撰写诗词等举措将其转化为统治思想；另外，有些官员也积极传播、弘扬“正谊明道”思想，用于教育参加科举的诸生。

　　衡水学院的魏彦红教授认为，阴阳与五行观念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源泉和理论支撑。董仲舒在论述五行思想时，将五行观念比附政事与官职，根据木、火、土、金、水五行设置司农、司马、司空、司徒、司寇五个官职。这些官职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衡促进。这就表达了政权机构内部权力要相互制约，否则就会导致腐败。应当说，制约平衡是防止腐败的有力手段。

　　山东大学的徐庆文教授探讨了董仲舒对《春秋》“夷夏”观念的发展。他认为，董仲舒将地域和种族层面的夷夏观念拓展到伦理道德层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夷夏的对立和排斥，将“夷夏之辨”转化为“夷夏之变”。主张“爱及四夷”，逐渐用道德、礼义感化夷狄，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实现途径。

　　二、关于历史文本与思想变迁中的董仲舒

　　《春秋繁露》作为汉代公羊经师董仲舒的一部传世文献，是后世学者在研究中能够直面董仲舒的重要依据。由于后世的流传及时代的影响，《春秋繁露》能否全面还原董仲舒的真实形象是学者们首先要探讨的。因此，关于《春秋繁露》及其他董仲舒相关文本的参校考证、辨析以及版本历史源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董仲舒思想不能绕开的问题。

　　中华书局的张继海副总编基于文本编校的需要，细致考证了董仲舒“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的说法。他通过对比考校文献，得出结论：记载董仲舒“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的文献有《史通》、《太平御览》学部中引自《汉书》的文字、《艺文类聚》的兽部、《太平御览》百谷部和兽部引自《邹子》的文字。可见，董仲舒“乘马三年不知牝牡”一事至少有《汉书》和《邹子》两部古籍作了记载，随后被唐宋的其他古籍转述和引用，只不过《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在流传中脱去和佚失，同时《邹子》的记载也未能流传下来，这对正确理解这句话造成了困难。

　　衡水学院的曹迎春教授探讨了《春秋繁露·执贽》篇中苏舆所言的阙文问题、先秦贽见礼问题以及“畅、玉、羔、雁”四种贽礼问题。她认为，根据董仲舒对士、庶人的看法推断，《执贽》篇未写士、庶人之贽未必就是阙文，而是有意略去。因为贽不仅是等级符号，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象征。具体来说，天子所用之“畅”，即“鬯”，为酒中极品，用于通天降神；玉的种类主要包含圭、璧，用于朝聘、祭祀、随葬、盟誓；羊具有丰富的道德品格，为吉祥的象征；大夫所执之雁为鸿雁，而非家畜之鹅，是人伦的象征。

　　衡水学院的王文书教授系统考察了《春秋繁露》一书在唐宋时期流传与刊刻的过程。他认为，魏晋时期，《春秋繁露》由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的一百二十三篇汇总而成。至隋唐其中的部分文献亡佚，变为十七卷本。到北宋时期形成了两个版本系统：三十篇十卷本、八十篇十七卷本。后楼钥和胡矩合作利用胡矩萍乡刻本和潘景宪藏本相互参校，后由楼椝刊刻，形成江右计台本《春秋繁露》，成为后世《春秋繁露》的母版。

　　通过思想变迁考察董仲舒亦是董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韩国启明大学的金基柱教授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为背景，指出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不仅仅是儒学官学化的推动力量，还在汉朝治国理念的转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认为，董仲舒克服了法家和黄老道家的局限性，试图通过文化整合实现超越血缘关系的“公的世界”的统一，除了依靠基本的统治术之外，还应形成克服人们异质性的文化认同感，进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三、关于思想史折射中的董仲舒

　　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在传统儒家的经学建构中，董仲舒的历史形象具有不同的面向。尤其是在晚清以后，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一些经世儒者对董仲舒权威的树立或者思想的新诠释，在某种程度上都折射着思想背后的某种价值观念与现实关怀。

　　四川大学的特聘教授王瑞来从天谴论的视角探讨了董仲舒思想作为精神资源在宋代的运用及其对宋代政治的影响。他认为，董仲舒被宋人纳入到儒学道统之中，并将其著作上升到儒学经典的高度，赋予了董仲舒的经典无可置疑的权威性。董仲舒的天谴论思想也成为宋人的主要理论资源。宋代士大夫阐释董仲舒的天谴论，既体现在限制君权、革新行政的政治层面，以求由威吓带来恐惧并希望君主产生良性互动，也体现在对传统儒学经典的阐释上。

　　上海师范大学的樊志辉教授在诠释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的基础上深刻探讨了“现代性经学”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经学’是特指儒家基于经学智慧和经学思想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而完成的经学叙事。”《春秋董氏学》的基本思想要义是建立在儒家经典的诠释下完成自己的思想叙事，经学叙事的底层逻辑是“问题”，内在旨归是王道秩序的建构。这是现代性经学书写的尝试与开启，可视为“现代性经学”的典范与路标。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现代性经学叙事的思想空间：“现代性经学”表达的内容与方式、经与学的思想边界、克服这一限制的途径以及发展的可能路径。

　　河北大学的程志华教授提出，不同于其他有关董仲舒的人性论性质的研究，牟宗三的分析是以他的人性观为判准和前提的。牟宗三基于“理性”和“材质”两种视角、“顺气”和“逆气”两种理路分析了董仲舒人性论的展开步骤。他从“用气为性”与“用理为性”两个视角分析了董仲舒人性论的性质，最终将其定位为“气性”未能透，“理性”未沾边。程教授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对其本身具有着“名理”的内在分析和“政教”的外在要求。而牟宗三的人性论变化了视域，放弃了“政教”的外在要求，将“气性”扩展为“理性”视域。

　　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认为，熊十力在清代公羊学之后，基于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汉代春秋学重新判教，呈现了抑董仲舒扬何休的态度。具体来说，熊十力对孔子的定论：早年之教为小康学派；晚年读《易》有革命思想，而倡天下为公之大道，即寄望于庶民阶层，消灭统治阶级，废除私有制。熊十力认为，就《公羊》三世说而言，董仲舒之三世说为倡君恩臣义之论，而何休之三世说与《礼运》天下为公为一义。因此，他批评了董仲舒为帝制辩护从而背离了孔子晚年的真精神，表彰了何休保留了孔子的口说传统，体现了孔子学说的革命倾向。

　　四、关于董仲舒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转型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在董仲舒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下以经学的形态展开，不仅意味着儒家文化为华夏民族提供了一套价值系统，同时也意味着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面对着如何自处的困境，甚至当代学者依然要承受现代性冲击的余波。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键人物的董仲舒，其思想价值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对董仲舒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的关切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儒家思想在学理上呈现内在价值的应有之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光研究员认为，传统民本思想的关键在于实行仁政德治。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不与民争利主张都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只有传承与弘扬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才能真正做到“心系民之忧”“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韩国高丽大学的申昌镐教授论述了董仲舒知识官僚培养与治国方式及其现代意义。他认为，董仲舒的建议使国家社会的体制与秩序得以整顿，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渐形成更为严密的制度。董仲舒的知识官僚思路主要是围绕《春秋公羊传》并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展开的，所提出的治理方式主要包含以教化为核心的人性恢复教育和以“富之”为核心的民生福祉经济观点。对照董仲舒的观点，我们应深刻反思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六艺在科技文明社会应以何种方式实现。

　　兰州大学的王涵青教授基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思考当前农业伦理的困境与可能转向，做了“系统耦合”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她转化了董仲舒的话语对象，即由上位者转为具有善性可成之中民之性的普罗大众。她认为“无论就天道（形上）或人道（伦理）内涵，均可以仁道贯穿并以阴阳二‘气’基础界面为媒介，与四维结构进行系统耦合，充实与修正‘时’、‘地’、‘度’、‘法’四维结构之论述。”

　　河北大学的敦鹏教授从分配正义角度解读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并以现代性的视角反观董仲舒分配理论的价值与局限。他认为，差等性是董仲舒分配正义思想的基本逻辑，以差等的逻辑指向平等的理想。董仲舒关于分配的思考，体现了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平等的观念，这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也有相契之处。但是，此种对平等的追求在理论上面临困境、在现实中可能会造成“平等”对“自由”的侵犯。要真正的实现正义，就要使各阶层“各得其所”。

　　以传统滋养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资源激活传统是实现董学转型的另一视角。

　　中国海洋大学的陆信礼教授认为，董仲舒以“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基本内容的德教思想对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两者都代表了各自所处时代的价值共识，应该摒弃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内容，比如与“平等”观念的违背。相契合的精华内容则需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比如“义”为“公正”的资源，“信”为“诚信”的资源。

　　德州市委宣传部董子研究院的沙金双与王庆祥认为，必须以“两创”方针为指导挖掘董子文化中的时代内涵。他们提出，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使董子文化中最基本的核心要素与当代价值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将董子文化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着重从董仲舒思想与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生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五个大方面开展研究。

　　五、关于儒家思想及其现代化

　　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的瓦解，儒家思想开始遭遇基于现代性标准的批判与择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也开始确立。持续一百多年的古今中西问题最终导向的上世纪末展开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而这一省思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是儒学现代化。此次会议就对此也给予了多视角的关注。其中既包含了对儒家价值观念的挖掘和探索，也包含了关于儒家在当代背景中的形态考察。

　　兰州大学的陈声柏教授提出，经学研究是“中国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内在价值与中国学术自主性进行反思与回应的产物”。儒学的现代化应从传统经学中获取滋养。经学不仅是中国哲学“中国性”的价值之源，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史料。但是，在现代性背景中重提经学，必须先厘清经学所指为何。他认为，经学的含义分为：狭义经学、广义经学、“经典之学”。“研究经学要持有开放的心态、采取多元的立场、培养跨学科的眼界。”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经学在现代社会如何调整？“经典之学”是否拒斥作为意识形态的制度“经学”？以及研究儒学多元视角之间的关系。

　　山东大学的黄玉顺教授在儒家文化的层面主张现代的儒者应当积极探索儒家文化的现代形态。他认为，儒家文化是儒家所倡导或认可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经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新文化运动针对的是皇权帝制时代的儒家文化形态，而不是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因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只是扫除了儒家腐化的部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当代儒者也应当追求以周孔、孔孟之道为实质的现代性的儒家文化形态，以寻求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山东大学的杨朝明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学，文明中国的“中心”在孔子，《论语》承载了传统中国人数千年的文化理想。古代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把握孔子智慧，了解《论语》精义，与今天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效融通、有机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体来说，在尊重和继承历史文化基础上损益前行；培养精英，唤醒自觉，以明德引领风尚；从立志开始，遵道而行，树立规矩意识；扎根孝悌，培养爱敬，知使命，勇担当。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的陈寒鸣教授认为，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同时又不断创新的内在生命力，是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儒学现代化的关键也在于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并根据当代中国的生产生活实践开辟儒学的新路。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体认，调整、转换儒学的生长基点和思想内容；将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投置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将儒学融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次会议的宏论还有很多，比如张晚林、杜运辉、王琦、霞绍晖、张宏斌、深川真树等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儒家之天、中国文化主体性、经筵进讲、三统说、汉朝国族意识、类观念等的研究，以及诸多学者以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对董仲舒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兹不一一赘述。

　　董仲舒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全面阐发，不仅推进了董学研究的学术进程，也助力了董子故里——衡水市地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从董学研究来看，其基础性研究已显成熟性趋势，如何激活董学资源，使董学智慧真正走向中国的思想舞台逐渐成为董学研究今后要解决的问题。董仲舒研究范式是否会在“传统文化热”、“经学热”的持续中实现新的转型，尚待董学研究的后续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衡水学院董仲舒与传统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