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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西方“文明论”与“文化观”的冲突——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作者:陈斓 2024-11-12 09:35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交流互鉴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指出现代化的发展植根于文明的发展,强调要在多元文明基础上构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特别是现代化发展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体现“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精髓,把西方长期割裂的“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范畴完整、准确地统一起来,既破解了西方“文明论”与“文化观”的冲突,又破除了现代化唯一道路论。

  西方“文明论”与“文化观”的形成与困境

  在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范畴。例如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中认为,“文明”的含义在西方话语中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用法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是伴随着海外殖民与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的英国现代化意识形态,它要求把个人的道德准则与商业活动、资本增殖联系在一起。在德国,文化则专指艺术作品、书籍以及反映民族特性的宗教和哲学体系。

  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出发,“文明论”与“文化论”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现代化道路的矛盾与区别。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揭示了为什么纯粹的、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只能在一个荒岛上,通过一个纯粹的英国商人的规划才能建立起来。这种孤岛文明观念透视出英国人的文明观,立足于“文明—野蛮”、发达—落后、城市—乡村、西方—东方诸多概念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在资本的扩张中达到极致。例如,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剥削,导致大量农民失去耕地流离失所,土地沦为资本增值的原材料,但是这种资本主义进程以“文明论”为名被赋予了文明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种英国式的现代化进程描述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通过这一论述,他们第一次把英国所谓的“文明论”与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了“文明”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关系。

  德意志“文化论”植根于对英国“文明论”的批判。“文化论”者认为“文明论”所推崇的市民道德是对人类心灵、理性的狭隘理解,“荒岛”割断了人与既有的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相反他们从“大地”出发,从文化的连续、延续出发。

  总体来看,西方世界长期垄断着对“文明”“文化”与“现代化”概念阐释的话语权。“文明论”主张英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认为只有符合这种现代化标准才是“文明的”,并以殖民和扩张追求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趋同,是现代化“优胜论”;“文化论”主张德国文化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他们的现代化道路也应是民族的、独特的,是保存和发扬这种最优秀文化的手段,表现为“文化优越论”。这两种学说,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维护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方未能解决“文明论”与“文化论”之间的冲突,伴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直到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反映在不同现代化道路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交流互鉴观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上更为深刻地回答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怎样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系列问题,破除了一切形式的文化优越论,为思考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答案。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必须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与动力,明确指出了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个文明都有其文化成就,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都体现为文化的成就。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文化没有优劣之别。不同文明的发展与交流,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主题。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才能克服和超越“文明冲突”;只有批判那种一元论、一神论的文化观,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进一步对文明的内涵进行深刻阐释。他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因此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基因在生命有机体的传承中发展,这种传承在延续中发展、赓续,不可能被移植、被割裂、被“组装”。生命有机体的活力来自新陈代谢。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构成了文明生存的基础、发展的活力,而僵化与封闭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导致文明的衰落。

  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揭示了文明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2023年3月,他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各国基于自身文明发展历程上走出的现代化道路,也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中国大地,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宽阔的世界眼光,揭示了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为世界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借鉴。

  文明交流互鉴观体现了“第二个结合”

  文明是共同体的产物,文化认同、文化与文明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唯一论的狭隘观念,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以合作共赢的交往方式取代西方霸权主义思想。

  文明交流互鉴观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高度重视共同体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根据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对于人类共同体的不同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土地作为共同体的财产,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个人作为公社的成员,劳动的目的是自给自足,来保持联合体的共同利益;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单个成员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占有者,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人,其中每个家庭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无论是哪种所有制形式,人类社会都是靠共同体发展生存的,“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完全是按照商品生产—交换和雇佣劳动契约建立起来的,农民失去土地,没有生产资料,变成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变成孤立的个人。资本家将资本与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机器体系中,“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底蕴的重要论述,以人类文明多样性为基础,主张所有国家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升华,为思考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文明交流互鉴观继承与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看,生存竞争、种族是第一位的;马克思所谓“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以共同体为前提与条件的,而西方的古代所有制形式是以掠夺与战争为前提与条件的。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基础是家庭,家庭的第一功能是互助、守望相助,所以中华文明不但有家国一体的国家观,还有面向“大同”的天下观。把共同体当作前提与目的,而非把竞争作为前提与目的,是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合点。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建设多元、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为解决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全新方案。这是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这一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蕴含着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宽阔的世界眼光。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后)

编辑:董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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