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山东曲阜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收到百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国孔子网精选部分高质量论文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本期推出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系研究员陈翠玉的《从<易经>和孔子对“时”的概念看越南18世纪“时变儒士”吴时任的生命关怀》。

　　十六世纪十八世纪是越南封建主义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这是封建帝国主义的所有弊端全面呈现的时代。在那个“岌岌可危的时代”，有一个人出现在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但在每个角色中都表现出色。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争议，因为他扮演许多对立的角色，相互矛盾的政治观点，许多不同的思想。这个人就是吴时任。本文在概述吴时任从“时”概念理解吴时任的复杂角色和矛盾的政治生活立场。

　　《易经》和孔子对“时间”的观念

　　“时”的概念在东方哲学中引起了很多反思。由于“时间”与人类事务的紧密联系，“时”已成为中国乃至中国生活和政治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在中国和越南的文化和思想中，经常看到人类政治概念与“时”一词相结合，例如：时势，时运，事变，时机，随时，逢时，识时，失时等。在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中，“时”的概念被认为是衡量思想家社会政治意识的尺度之一。由此可见，“时”的概念通过《易经》和孔子的思想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是所有经典中最受推崇的著作，也是历史上许多中国哲学流派的灵感来源。《易经》也有助于中国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中国第一部以“时间”一词为主题的著作。第十七卦隋（隨），在《易经》中说：“随时之义大矣哉。“（意思：顺应时势行事极大意义。与时俱进并不意味着盲目地跟随或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按照内在必然法则的指令行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率，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和风险。

　　从结构上看，这个卦达到了两个要求。下线：一阳出现在两阴下。上线：阳成长并占据主导地位，但仍然服从阴。这意味着阳服从阴。阳代表力量，但它服从阴，代表柔软和灵活。这意味着服从，但不是强行服从，被动服从，而是主动服从。因此，根据每个事件行事是一种复杂而巧妙的“走下坡路”。

　　对于孔子来说，这通常被认为与他对当代和谐相处的概念相似。在历史上，儒家学者想要承认孔子的德行时，找不到比“知时圣人”更好的称号了。因此，孔子以其正直和完美的政治和道德观点，能够为他的时代服务，包括精明和甚至善于操纵的皇帝。他自己也说过，没有什么是可以做的，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是绝对适合或不适合他的。通过服从和相信自己，他能够抓住机会，即使是最小的机会，也能实现他的理想。

　　其次，《易经》强调变化和非极端性。按照《易经》的说法，没有卦，是绝对不好的，或是绝对好的。它们总是在阴阳之间变化，以创造卦的属性。坏的总是有一小部分好的，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易经》是第一本关于中国人辩证法的书。

第三十七卦

第三十八卦

　　第三十八卦（睽）（在《易经》中代表分离，对立于第三十七卦（家人）代表结合。在第三十七卦中，从1到5的线都是良好的状态，但在第三十八卦则相反，从2到5的线位置不好。在象征的意义，风吹使火迅速上升到顶部。这表明这两种倾向可能完全不同，即使彼此相反，但它们仍然可以一起走。《易经》写道：“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天地在上，在下，是一体的，这是不同的，是分开的，然而，一切都是它所创造，女性是阴，男性是阳——他们不同，但彼此同情，一切都不同，但他们遵守相同的法则。

　　如果没有时间分离，两个极端之间，两性之间的关系或事物之间的联系之间就不会有联系。如果没有分离，就只有混合物，永远不会有巩固。因此，它还表明了跟随消极和积极的可能性。在这里，有必要了解改变的原理，对立面的补充性质。

第三十九卦

　　《易经》在教我们当宇宙之道关闭，时间属于相反的时候如何应顺呢？与其坚定地向前迈进，因此冒着被胁迫的风险，不如坚持不懈地等待局势重新出现。不是因为我们不敢往前走，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要等待元素充分表达自己，然后自我改造创新。也可以通过卦第三十九卦蹇来证明这一点，带有卦的符号，中间的四条线是正位的，但两端的两条线是阴的，表现出柔和的姿态，没有僵硬的攻击，在抵抗面前停下来的必要（在卦中三条较高的线，象征着危险;下方三条线，象征着停止。将军在面对坎河时停下来，后面是山艮;顾名思义，既前进还是后退都很危险。前进或后退都有障碍，因此，一般等待）。第1行和第6行是阴的，开头和结尾柔和而灵活，使四行之间真实地相互交替，自我变化。在这里，行为表明“耐心是好的”，“视时机而定”（灵活利用你的时间）是《易经》在遇到障碍时的方式。

　　因此，《易经》对“时”的概念强调实用主义，在正确的时间抓住正确的机会，意味着一个人不需要费太多无意的心力却能达到目标。在困难的情况下，《易经》强调现象的转变、运动，不应用意志进行干预，或僵硬地抵抗。现象的新状态本身将克服障碍。理解《易经》和孔子思想中对“时”的精神，是吴时任对“时”所应用到他生命挫折的基础。

　　孔子说：“再给我几年生命，五十年学习《易经》，我就可以变得没有重大缺点”（《论语》）。孔子看《易经》很多次，以至于他打破了该书的弦。但是，他仍然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彻底学易。这种愿望显示了《易经》对孔子有巨大影响，因为他表达了《易经》的“随时”精神，被认为是一个懂“时“的圣人。

　　孔子在《论语。微子》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圣人。他们都选择离开了富裕成功的生活而躲藏起来，但他们的行为却截然不同。第一种人，如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的人，根本不能责怪他们。第二种是柳下惠、少连，与上述相比，他们“降意志，自辱;尽管如此，他们的话是建立在坚实的原则之上的，他们在行动之前会三思而后行“（”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第三类，如虞仲、夷逸，“离开社会，隐居无言，个人活动纯洁，因地制宜调整”（“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在宣告了三种圣人之后，孔子写道：“我与此不同。我没有“应该”或“不应该”。（“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也就是说，对于孔子来说，没有什么是合适的或不合适的。

　　在上面提到的三种类型中，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是两个极端，第三种类型处于中间。孔子不属于第一类，也不属于第二类或第三类。他可能是另一种，总是根据情况行事。孔子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也不是一个傲慢的人。因为他可以像最顽固的人一样固执，拒绝一切让步，但也可以完全妥协，只要他的行为对生活有用。智者是“没有确定品质的人”，即没有“固有”或“不可改变”的属性;他会在某个时候表现出一些品质，而在其他时候又表现出另外品质。

　　孟子曾说“孔子，聖之时者也”(《孟子》。萬章下)。他是一个圣人的典范，他充分了解时间，可以消除道德的区别，“好”或“坏”，因为一切都是按照时间进行的。孔子在需要的时候就不能容忍最顽固的人，但必要的时候又可以成为最宽容的人。“当你需要放弃时，就放弃;当你需要前进时，前进......“。孔子已经将自己排除在所有其他群体之外——顽固的、调和的，甚至是那些为了不满足时代要求而隐居的人：“我与所有人不同”，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也没有我能做到的”。孔子总是准备好的，而不是僵化的，把自己修改成任何位置，把自己限制在任何分类上，即使是在美德方面。在他看来，正是美德的稳定性揭示了使我们失去全面发展能力的缺点，也是失去适应当下需求的能力。

　　像孔子这样的理想模式出现在混乱的时期，因为春秋时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吴时任在混乱的18世纪越南背景下的政治选择。

　　吴时任作为“不稳定时代”人物的生命意识

　　在一个独立统一的封建国家中度过多年的和平之后，越南进入了持续三个世纪左右的内战与封建体制解体时期，从1527年莫朝抢劫黎朝的事件开始。此后不久，南北战争爆发，持续了一百年多，同时在黎朝中播下了由郑氏和阮氏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分裂。这一时期封建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引起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在当代越南儒家知识分子的观念和活动上都面临着;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改变了政治行为的能力和规范。莫登庸政变后国家的动荡把受过教育的阶层从“意识形态和平”的梦想中拖了出来，因为封建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向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国家未来及其命运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挑战了他们的才能，使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政治道德都经历了历史的考验。需要有一位能够解决当代政治现实中重大问题的英才及战略家;这是历史和人民愿望的要求。事实上，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符合这些要求的角色，他就是阮秉谦——他当时不将自己的利益与任何政治派别、团体联系起来。

　　受16世纪一位大儒阮秉谦的影响，越南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比前一时期更加灵活与现实。在他们心目中，传统文化和合法王朝的区别更加明显，这有助于他们成为一个不仅反映国家利益和前途，而且反映人民愿望的阶层。换句话说，越南儒家在政治思想上比前一个时期要自由得多。

　　阮秉谦作为莫“伪朝”的官员，越南知识分子表明他们完全有能力继承传统和表现才能，而不必将自己与任何帝国王朝牵连在一起。

　　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吴时任，这个人物在这一时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很多方面，他的能力都非常出色。他是儒家官员，不仅服务于黎郑王朝，还服务于西山王朝;他也是一位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问题，从农业生活、战争动荡、自然灾害、饥荒或军事等国家事务每一个具体问题。对理、欲和心的推理等高度深奥的问题。在实用性方面，他是希尹的儒家，继志性的伊尹之后，是帮助商朝对夏朝进行革命的人物躲藏时，他是海量禅师，竹林禪派的第四祖。

　　然而，吴时任的一生却充满了绯闻，从“杀四父得侍郎”的故事，到追随西山氏族灭亡黎朝郑氏族;这些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太多的矛盾，许多活跃的面孔，许多相互冲突的政治观点，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要理解他的情况，也许唯一的方法是考虑著名的对句：“战国势，春秋势，随着时势势时该此”，在晚年再问庙前被阮朝（越南最后封建朝代，郑阮纷争取得胜利的势力。

　　在这里，吴时任认为他生活时代与春秋战国很相似。当时越南像战国般的混乱，如果越南的封建极权主义在黎圣宗时代还没达到顶峰（当时儒家思想通过考试制度确立了意识形态）的话，也许公众舆论就不会对吴氏南如此苛刻和批评。事实上，在执政数百年后，通过黎朝和三朝的儒家学术，一种“忠孝”的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到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目标是为王权服务，而不是为了思想的解放。“忠心耿耿”既刻板又简单，“一旦从某人那里得到好处，就崇拜那个人”，导致“伪君子”拉帮结派，每个统治集团有其的儒士拥护：有的崇拜黎氏，有的追随郑氏，有的跟从阮氏，甚至黎昭统曾向中国清朝求兵，反对西山，或者阮福暎靠暹罗军队夺回权力。民间传说中的嘲弄仍然存在于这种讽刺：“带着大象（暹罗人的象征）践踏祖先的坟墓”。本世纪伪君子的“忠诚”思想不仅没有为国家历史的任何进步做出贡献，甚至将其“忠于国王”下降到“背叛国家”的水平。

　　在这样的时代，专制的意识形态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处理情况的能力需要智力的成熟，这需要克服任何狭隘思维的束缚，看到历史的巨风，掌握“时机”这个词。而且，据我们的研究了解，认为吴时任已经做到了。

　　在郑氏王朝的6年中，吴时任一直研究《春秋》。他进行把自己的时代与春秋来对比，并且一定发觉在《春秋》中有很多处与他所面对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批评、评论，吴时任创作了一部难得的优秀学术研究著作：《春秋管见》。在他看来，读通《春秋》之后，吴时任能够摆脱黎郑时期的纠结。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政治团体，而不必担心被称为叛徒，像孔子圣之时那样应顺时势。

　　吴时任曾将自己的时代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派争霸，甚至与周皇帝作战，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仪式都被摧毁了。那些有知识和倡导保护旧文化的人，如孔子，没有受到尊重。那段时间让孔子四处游荡，努力“推销”自己所信心的理想。哪里有聆听和尊重他者，他就会留下来，哪里被无视，他就离开。孔子离开鲁国，被遗弃在齐国，在宋魏被驱逐，在陈国和泰国中处于危险之中，最终返回鲁国。很难想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之贤”，竟然要忍受如此沧桑的人生，从最尊贵地位到近乎饿死的地步他都经历过。

　　孔子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理想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他有时质疑自己的是否生错的时代，但他坚决不为了安逸的生活而妥协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为了应用他的理想，孔子对环境或人格不挑剔，他愿意为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协助，如公山弗扰或佛肸;他从未放弃过任何的机会。他对情况或任何好国王的模式并不挑剔;每当人们真诚地向他求助时，他都愿意分享自己的心声。“如果他们利用我，我会让他们的土地成为东周吗？”他把自己看像个葫芦，不是用来看的，而是要用来吃的，这样才有价值，同学们看到他都急于帮助判逆的对象都很怀疑，他说：“真正坚硬的人，即使经过最艰苦的磨砺也不会磨损;真正白的不能变成黑色。我不是像葫芦一样，为什么只挂，为什么不吃？”.

　　因此，没有人判断孔子不忠或不讲道理。因为，“不忠”或“不义”不是孔子生活时期形成的概念。直到孟子后期才出现极权主义团体，所以还有“君王把我当狗，我就把他当路人”这样的革命思想。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背景下，孔子在政治行为方面从未受到“忠诚”意识形态的束缚。吴时任重新考虑了《春秋》一书，也许是为了再次安慰他，他回顾了历史选择，做出了大胆的政治决定。

　　“时机成熟，必跟随”表明吴时任的坚定和不可避免的选择，这是基于正确的时机。他也没有任意追随农民领袖或任意反对黎郑。作为一个博学的学者，他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恶名，（在黎郑时期，他曾经被称为“杀四父二侍郎”，即不孝，追随西山时，又得了不忠的罪名，不忠不孝天地不容的罪徒），但像孔子一样，他选择接受失去被称为“忠诚”狭窄的名声，以加强他所追求的伟大理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基于“时”概念的灵活政治选择逐渐成熟，有助于在那个时期和以后的越南知识分子中建立政治民主传统。这一传统为越南历史带来了许多杰出人物，如18世纪后期西山王朝的吴氏任，潘辉益;1851 年在北部的高伯适 Cao Ba Quat;1862 年和平条约签订后，阮廷炤、阮有勳等在南方为拯救国家而“不听天子昭”为口号......可以说，“岌岌可危时代”的人物，吴时任的政治选择，细致入微的思想，不是吴氏个人的主观产物，而是源于越南封建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成熟，以及儒家思想和东方传统思想中“时”的观念精髓的弹性应用。

　　（陈翠玉，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