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汉字具有表意特点，造字的构形取象一般来自造字者视线所及的事物。民俗作为人们模式化的生活文化，自然是造字者最多的身边所见，难免在汉字构形中留下印记。总体来看，汉字构形中的民俗基因大致可以通过形象、义符和声符所含信息来呈现。

　　文字图形呈现民俗

　　在隶变发生以前的古文字阶段，汉字构形是通过对物象的描摹而形成的，因此，造字者有很大空间以图形化的方式来反映其眼中的民俗现象。例如，“为”字的甲骨文作（见图1）（见图2）等形，像“爪”（人手）牵着“象”，呈现“役象以助劳”的场景。这种生产民俗的呈现，传递出如下信息：上古时代中原地区多象，生态、气候环境类似于今日南亚地区。

　　字形中的图形式民俗，往往需要系统观察才能获悉。如“衣”的古文字构形，下部像襟袵左右掩覆之形，从造字者视角看字形正面，（见图3）字右掩左者为右衽，（见图4）字左掩右者为左衽。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表明，中原华夏穿衣习俗是右衽，而异族习俗是左衽。但古文字构形“左衽”“右衽”并无确定方向，有学者就认为华夏族并不存在右衽的习俗。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定量调查了商周金文的“衣”字形偏旁（独体很少）。结果显示，“衣”旁字形中支持“左衽”的204见，支持“右衽”者36见。这个结果貌似对华夏“右衽说”不利，但进一步系统分析却有意外发现。从书写便利来说，把“衣”的最后一笔往右下写长（即图4）是最符合自然书写习惯的，这有其他字符的旁证。比如“心”旁，商周金文下部两个斜画交接的写法共计164见，其中159见类同于“衣”的左衽写法，左画往右拽，5见类同于“衣”的右衽写法，右画向左拽；再如“皀”和“巳”则只有类同于“衣”字左衽的写法。对比左衽型写法与右衽型写法的比重，“心”是159比5，“皀”是127比0，“巳”是5比0，而“衣”则是204比36。“衣”的右衽写法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字，这种情况很反常，可以证明有相当一些书手，即便忍受一定的书写不便，也要保持“衣”的“右衽”形态。“衣”字的“右衽”形态主要出现在春秋时期，而说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的孔子也正生活在春秋时期，这种对应当非巧合，至少说明春秋时期的华夏民族是有“右衽”习俗的。

　　义符词义关涉民俗

　　随着汉字构形图像性的消退，通过文字自身意义来表义的“义符”逐渐增多，因此，民俗基因在晚出的文字中常常通过义符来呈现。这里的“义符”包括形声字的义符和会意字的表义部件。比如，始见于秦简中的“郵（邮）”字，《说文解字》将其释为“邮，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可见，“邮”是个会意字，那“邑”“垂”会意如何表达“境上行书舍”呢？《说文解字》：“邑，国也。”“垂，边也。”二者合起来表示国家行政区域周边的处所，也就是所谓“境上”（边远区域）的“行书舍”（传送书信的客舍）。信件物品的传送方式，是经济民俗中的重要内容，而“邮”字的构形则传递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驿站型传送方式的信息。

　　民俗的义符式呈现，更多见于形声字。例如，汉字中表示颜色的字有一种奇特现象：甲骨文、金文中的颜色字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为表颜色而专造的字，“朱”“黄”“黑”“白”的造字本义都与颜色无关，它们的颜色意义都是假借用法。但是，《说文解字》中却一下子冒出了“绿”“红”“紫”等26个以“糸”为义符的颜色字，而它们见于出土文献都不早于战国楚简或秦简。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些“糸”旁颜色字中的多数，如“缥”“缙”等，却又基本退出了现代社会的交际舞台。

　　这种文字现象，其实与历史上服色习俗的兴衰有关。西周金文中多有周王赏赐臣下“衣”的记载，而无论爵位高低，所赐“衣”前的修饰词涉及颜色的只有一个“玄”字。“玄衣”即赤黑色的礼服。西周金文41例“玄衣”中有30例属于西周晚期，由此推知，整个西周的衣色都不具有后世区别身份地位的意义。西周以前少颜色字，当与此有关。

　　《诗经·绿衣》用“绿衣黄裳”来讽刺尊卑颠倒，表明当时对衣服颜色已有尊黄贬绿的习尚。随着春秋战国时“五行”“五方”与“五色”相配等观念的兴起，以服装颜色来表明身份等级的习俗得到充分发展，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礼记·玉藻》曰：“衣正色，裳间色。”孔颖达疏证：“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皇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颜色种类细致区分的社会要求，自然会催生大量颜色字在战国秦汉时期新生。在此背景下，人们为颜色字造字时，每每想到的是服装颜色，所以才会用“糸”这种成衣原料来表义。当烦琐的服色习俗成为历史，随着对驳杂服色分辨需求的降低，大量“糸”旁颜色字又退出了历史舞台。

　　包含民俗基因的“义符”还有很多。如“羞”，甲骨文作（见图5），从又持羊，其中的“羊”代表美食，字形表示进献美食。“羊”作为义符蕴含饮食习俗，还见于“羡”“羑”等字。“羡”字从“㳄（涎）”从“羊”，会垂涎羊肉之意；“羑”字的本义为“进善”，上“羊”下“久”，“久”表示读音，“羊”为与善有关的义符。还有“善”“美”“義”等字也含有“羊”这个义符，也都有美善的构意。通过这些字的义符，很容易体味到传统饮食民俗对羊的特殊喜好。

　　声符语源蕴含民俗

　　汉字构形对造字意图的表达有时通过语源的联系来提示。语源即词语音义的来源，往往表现在汉字的声符上，而声符所示语源有些就蕴含着民俗。例如，“婚”字，从女昏声。为什么从“昏”得声？有人考证说，结婚、婚姻的“婚”之所以用“昏”作声旁，是因为古代有抢婚习俗，抢婚往往在黄昏时分，所以“婚”的音义来源于黄昏的“昏”。

　　又如，田猎的“畋”字，其音义来源于声符“田”，甚至可以看作“田”的音义分化，而分化理据正与民俗相关。甲骨文的“田”字作（见图6）（见图7）等形，描摹了农田阡陌的形象，但并不只表示农田，更多的用法是指田猎，其中蕴含田猎与垦田一体的早期刀耕火种习俗：以焚烧林木草莽来开垦田亩，这一过程同时也在围猎禽兽，田猎完成即有田亩的呈现。所以，甲骨文“田”字之形，也是对田猎结果的一种描摹。后来，为了区别才分化出“畋”字，而现代简化字又合并到“田”，正好回归了汉字构形中的民俗表达。

　　再如“堂”字，其声符“尚”也蕴含古代的居住民俗。从空间位置看，“堂”通常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台基上，位于居住单元主要建筑物的前部中央，两侧有“房”，后部有“室”。与这种空间位置相适应，“堂”一般不作寝居之用，而是举行典礼、接见宾客、议决家事等重要活动的场所。复旦大学陈剑在《金文考释四则》中认为，“从语源来说，高出地面的‘堂’应该就得义于高尚之‘尚（上）’。”

　　与“堂”字相类，“房”字的声符“方”也有关乎居住民俗的语源信息。“房”以“户”为表义偏旁，“户”是单扇门的形象。在古代民居中，主要屋室设双扇的门，而次要的房间则设单扇的户，故“房”字从“户”得义，表明它在宅所中的地位是次要的。“房”的声符“方”也能显示这种次要性。“方”有旁边义，所以处于王朝周边的国家称“方国”，“在水一方”也就是“在大水之一边”。《说文解字》：“房，室在旁也。”段玉裁注：“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也。”由此可见，传统居住民俗中“房”的特征，通过声符“方”的语源意义得到了传达。

　　以上就汉字构形呈现民俗基因的方式作了示例性介绍，实际上，汉字构形作为传统民俗现象的一种载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挖掘的空间很大，能够呈现的精彩还有很多。

　　（作者：刘志基，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