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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5日下午，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山东老年大学主办，孟子研究院、中共济宁市委老干部局、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济宁老年大学承办的“居仁与隆礼——孟荀思想解读”第十一讲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宏星（东方朔）作了《“先王之道”与“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历史意识》主题讲座。

　　一、引言

　　荀子有关“先王之道”（“法先王”）与“法后王”之关系及其意义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有关此一问题所涉及的知识性的了解，已经相当丰富和深入，且许多观点也颇富启发。

　　在通常的看法中，孟子重“法先王”，荀子重“法后王”，先撇开孟子不论，至少在荀子那里，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所以荀子一方面说：

　　“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非相》），

　　“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强国》）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天论》）

　　“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

　　荀子甚至批评那种主张“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异道”（《非相》）的人是想欺骗愚弄别人的“妄人”。在荀子看来，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变化，但治理国家的原则、统类或共理却是不变的，这种原则、统类或共理在荀子看来就是“先王之道”或“礼义之统”，所以我们必须“法先王”。在《王霸》篇中荀子说，表面上看，国家似乎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荀子认为，这只是君主在变更，所谓“禅禅也”，而治国的原则或大纲大法却是不变的，这个大纲大法就是“礼义之统类”，所以荀子说“类不变，虽久同理”（《非相》）。

　　但另一方面，荀子又主张：

　　以今持古。（《儒效》）

　　处于今而论久远。《性恶》

　　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性恶》）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不苟》）

　　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非相》）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非相》）

　　以上说法表明，荀子非常重视“法后王”。为什么荀子重视“法后王”？通常的解释是，先王由于时间的久远，礼法条文失传、脱节了：

　　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

　　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

　　大，详则举小。（《非相》）

　　这种解释是有文献根据的。但问题并似乎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要问，为什么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荀子的这一主张是针对哪些问题而提出的？这里的“先与后”仅仅只是自然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吗？如果是，则先王之道如何作用于后王？如果不是，则后王如何面对和继承先王之道？我们继承先王之道又究竟要继承什么？怎么继承？一句话，荀子的“先王之道”与“法后王”涉及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

　　下面我们将围绕1、“古今之辩与历史意识”；2、什么是“先王、后王”；3、如何保存先王之道？4、“百王之法不同”；5、“宗原应变”与“以义应变”等五个方面简略地作出说明。

　　二、古今之辩与历史意识

　　假如我们从分析的角度上看，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这里包含一个“先、后”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先后”问题的本质在先秦时期其实就是“古今之争”的问题，而“古今之争的问题”在理论形式上则涉及到“历史意识”问题。因此，荀子的先王之道与“法后王”在理论上包含了荀子对待“古今”的态度，包含了荀子特有的历史意识。

　　事实上，“古今之辩”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讨论的共同话题。作为儒家的荀子，在古今问题上对先秦诸子的观念有批评也有继承。从儒学内部来看，荀子尊孔，认为孔子全德备道，于历史文化一面，孔子既厚重历史传统，但也注重对历史传统的损益，如孔子对礼的态度：“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孟子内转，重内圣之主观精神和天地精神之阐发。但孟子在对待先王之道和历史传统方面，在荀子看来存在问题，例如在古今问题上，认为孟子：

　　1、“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2、“案往旧造说”；

　　3、“言必称尧舜”等等

　　其实，儒家的理想和目的在于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整顿秩序，不过，到战国时期，儒家的学说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合，《汉书·儒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黜”就是贬降、废弃的意思，表现在古今问题上，荀子必须重新思考“古与今”、“先王与后王”问题，重新思考“古今之辩”问题。

　　从理论上看，历史的急遽变化与社会的动荡，将会把“古今”问题亦即如何看待先王之道、如何看待历史传统、如何立足当下以展望未来的问题突出地呈现出来（先秦与近代），这里就蕴含一个历史意识问题。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便是一个历史意识问题。

　　所谓“历史意识”乃是人们在社会转型、裂变的过程中为其所思所行建立方向感和归宿感的理性活动。身处于变化或动荡的世界中，人们必须审古度今以面向未来。然而，思想家的这一审度却蕴含了对古、今的一种价值判断及其对未来走向的一种期待，并藉此为自己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寻找位置、寻求方向。因此，历史意识总是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需要建构“历史意识”以引领行进方向的时代，一方面，由周文所凝聚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理想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则所谓“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荀子·尧问》）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先秦思想本身却在“天人”、“名实”之论，“王霸”、“义利”之辩，“古今”、“礼法”之争等诸问题上发展到了一个批判总结的阶段。

　　无疑，荀子哲学正是在此没落之世斩截而出的一个思想系统。作为一个儒者，荀子不仅要批难百家以确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还必须从儒学内部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前面说过，站在荀子的立场，在“古今”之争的问题上，荀子推尊孔子全德备道，但认为孟子“案往旧造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荀子·非十二子》）、视历史为当下行为之范本的观念不足于成一代之思，更不能成一代之治。

　　因而，与孟子不同，荀子力主“隆礼义而杀诗、书”，所谓“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以礼义之统之庄严整肃客观化此仁义理想。具体到“先王之道”与“法后王”的关系问题上，荀子则一方面认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类不变，虽久同理”，主张“法先王”，即法先王的道贯。

　　但荀子认为此百王无变之“道贯”必须在今日之“后王”中见其粲然明备，所谓“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然而，如果从历史意识的角度作出观察，荀子何以提出“先王”、“后王”之说？“先王”、“后王”的观念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何种哲学生长的可能性？

　　三、“先王”与“后王”

　　有关荀子先王、后王之说，学界的讨论主要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先王、后王何指；一是先王、后王孰重。

　　事实上，《荀子》“法后王”的义释问题可溯至汉代。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将后王解读为近世之王，法后王则取法于近世之王。杨倞承袭此说。有学者认为，荀子所谓“先王”即是尧舜，盖《大略》篇有云：“先王之道，则尧舜而已。”

　　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冯友兰先生认为：“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在孟子时，文王、周公尚可谓为先王，‘周道’尚可谓为‘先王之法’。至荀子时，则文王、周公只可谓为后王，‘周道’只可谓为后王之法矣。”显然，照冯先生的说法，所谓先王、后王只是由于时间距离的间隔而得出的不同称谓，其实际内容却是一致的。

　　与冯先生观点相近，但显然走得更远、持论更为极端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主张。依郭先生，荀子的历史观完全是“复古”的、“开倒车”的，绝不能因其有“法后王”的说法而认为他有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所谓的‘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依郭先生，在荀子“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这一“时间久远”的网篮里，荀子非但未发展出任何注重现世的观念，相反，荀子倒是要藉此来证明他的不变的宇宙观，为他的复古和保守奠定哲学的基础。

　　我们固然不否认荀子之先王、后王之说之划分有以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为参照的因素，但此处有两个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做细心的思考：即相对于儒家道上古、法先王的传统，荀子提出既法先王，又法后王的主张，即此先王、后王在理论意义上的关系（而非历史时序上的）如何梳理？另一方面，荀子提出此先王、后王之说，是否只是从自然时间的间隔来理解此“先、”“后”？

　　相对于将荀子要么归于法先王、要么归于法后王的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荀子其实主张先王后王并重，此中先、后的时间概念并非对立，荀子是要以后王之道去推知先王之道。有的学者则显然走得更远，认为荀子“‘法先王’正是‘法后王’，这便是荀子的逻辑，便是他‘法后王’所要昭示的道理。

　　四、如何保存先王之道？

　　将荀子“先王”、“后王”概念当作一个历史的名词来解读，并分别确定其具体之所指，此一研究方式当然有其意义。但显然，梁启雄先生的看法似乎更能够帮助人们揭示荀子此一观念所可能包含的“意义剩余”。因而，荀子的“先王”、“后王”之说与其将之理解为有待考证的历史事实陈述，毋宁将之看作是一个富含意义期待的哲学命题，或许更为适切，亦更有意义，我们只消举出篇中一段论述，似乎便可得管中窥豹之功，荀子云：

　　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

　　依李涤生先生，荀子此段论述之中心意思乃是“言君子推礼义之统，而应肆无穷”，盖百王之道，一脉相承，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若把握其统类之条理，即可由后王之礼宪推知先王之原理原则。

　　荀子明确告诉我们，“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效》），“学者以圣王为师”（《解蔽》），“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这是明确告诉我们“法先王”。但问题在于，在荀子“法先王”的观念中，此先王（之道）是准则、范例给了我们呢？抑或此先王之道只是指引我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向、一种引导，一种为我们敞开的可能世界？如果是前者，我们的努力可能就只是尽力地“复制”过去；如果是后者，那么，此先王之道就有赖于我们去制作、去创造。当然，此只是我们在理论上所可能给出的一种追问方式。那么，荀子又是怎样来理解的呢？荀子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要“法先王之道”：

　　与时迁徙，与世偃昂，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儒效》）

　　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

　　由之，古今一也。（《强国》）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天论》）

　　此处“其道一也”、“古今一也”、“百王之无变”、“道贯”等等各种说法，它表达的是先王之道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变的、古今一也的道贯之所以是“无变”的，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具体准则本身没有时间或空间的限制，而在于它包含的礼义之统类的共理是不变的（如，人是类，这个类的共理就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是不变的），这种礼义的共理是构成我们身份认同的根源，是我们精神或意义方向上的一种形式指引。准此，我们实未尝不可以说，先王之道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归属于先王之道。

　　由此看来，有关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其间的根本问题可能不在于确定何者为先王，何者为后王的问题，其真正的本质乃在于“如何保存先王之道”的问题。

　　五、“百王之法不同”

　　在理论上，“如何保存先王之道”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先王之道的理解，也就是“法先王”的理解。对于前者，荀子坚执百王之道“无变”。然而另一方面，在当下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毕竟应如何“法”此先王之道？此一追问，在理论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对先王之“法”的态度；另一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行事、作为的立足点和合法性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荀子之态度相当明确，先王之道必法，理由已如前述；而对于先王之“法”，荀子的态度亦同样清楚，亦即我们必须采取“宗原应变”（《非十二子》）、“以义变应”（《不苟》）的方式，而对于为什么要“以义变应”原因，荀子也说得非常清楚，盖“百王之法不同”（《王霸》），故我们必须有循于旧法，有作于新法，善言古者有节于今。先王之法所表现的法度政事以及各种具体的规章、准则，总是因时而变，因事而变，若固守此类原在特定的时空中所制定的规定以应变化了的世界，此即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六、“宗原应变”与“以义应变”

　　检讨荀子“法先王”“法后王”的观念，从历史意识的角度上看，的确有两方面突出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就时间表现于改变现状的行为而言，在荀子那里，“变”的确构成了世间万物的主题，但也正是由于此“变”构成了荀子“法后王”和演化式、而不是例证式的历史意识的哲学基础。面对变化着的世界，我们一方面不能抛开先王之道，因为先王之道是治乱的普遍的标准，是不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固守一套不变的具体的行为法则，要以变应变，亦即以变化的行为、方法因应变化了的世界，因时因地以制宜。我们翻检荀子之文本，可以发现荀子在言“变”的另一面，即是对“应”字始终给予正面的提撕，如其云：

　　“以义变应”（《不苟》）

　　“应当时之变”（《儒效》）

　　“应”当然是“变”的逻辑结果，也是“后王”施政作为的基点，但此一“应”字，一方面表现出人改变现状的自觉的、理性的努力，而正是这种努力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表露无遗，也正是在此一“应”字中，人重新确认了其自身在世界中的尊严和位置；另一方面，人的因变应变，因变无穷，故人的应变亦无穷。时移势易，人必须因应身边随时发生的新情况、新事态、新问题而有所作为、有所改革、有所创造，不堕于因袭和墨守成规。

　　结语

　　在一个变化激烈的社会中，时代会向我们提出如何面对传统、又如何立足于当下以开创未来的严肃问题，表现为“我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而这些问题也可以理解为自我认同和现世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在儒家偏于保守的传统中，荀子的主张为开新、创新，因应和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荀子的这一历史意识主张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整理：马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