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蕴含着文明的自觉，彰显着当代中国的文明立场与文明主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当代中国的文明实践。与此同时，无论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才能理解其本质，理解其在全球语境中的文明角色和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当时的德国提出的“解决办法”、实践任务——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从这一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实践是有高下层次之分的，马克思突出和倡导的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与变革；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实践未曾达到这样的原则高度；这个原则高度说到底乃是人的高度，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这个原则高度并非思辨的逻辑推演或应该确立的状态，它具有现实的必然性，是现代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现实。

　　毫无疑问，马克思当年提出的“人的高度”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马克思思想成熟后并没有改变对实践的原则高度的规定，而是将当时还比较抽象地理解的“人”推进到唯物史观的“现实的人”；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改造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使“人的高度”具体落实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综观马克思的论述，其“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不仅强调人的高度，还突出一种世界历史或全人类的视野，具有不朽的普遍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降是以文明蒙尘为代价而开始进入现代文明的。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的观点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要使我国的文明程度达到世界发达国家迄今未能达到的高度，进而从整体上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实现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的高度自觉，并将之作为当代中国文明实践的本质性规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明”的独特理解具有“原则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在中国，近代以来人们对“文明”的理解与日本学者借用这两个汉字翻译、指称英文“civilisation”（美式英语为civilization）一词有关。该词词根“civil”意谓“城市的”“公民的”，衍生出“开化的”“进步的”等意，与“野蛮”相对。当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翻译、指称并用以展开自己的叙事时，会因汉语思维的“前见”而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我们有必要回到传统典籍中，将这种“前见”和独特理解彰显出来。

　　“文”在中国古代有文字、文采和纹理（规则）之意；“明”有光明、照亮、智慧之意。“文明”合用，在传统典籍中有四处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强调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在人类与自然万物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产生文明，文明即是要遵天文之时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二是《尚书》称赞舜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代孔颖达对“文明”二字注疏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从圣人美德的角度强调了把握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以照拂、教化天下生民之意旨。三是《周易》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既是对万物初焕光彩、文明初现的描摹，后也引申为一种理想的天下愿景。四是《礼记》提出“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是故情深而文明”。这里强调在推行礼乐教化时，情感越是深厚就越会鲜明动人——重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人而文，因人而明，因人有止而文明，因人之性、情、德而文明，而且这样的文明一开始就有着照临四方、协和天下的理想。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基于生命实践对文明作了人文秩序的初始理解，并在这种人文秩序中彰显人的智慧、道德、情感和天下视野，体现出以人为本、天下大同的文明观。

　　这种鲜明的人文精神和天下情怀，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西方学者韦伯和帕森斯都指认，西方文明侧重于理性地控制世界，中华文明则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心理学家荣格揭示了中国“金花的秘密”，指出中国人总能在对立双方中保持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标志”；相反，西方文明突出片面性，虽然总能提供动力，却是“野蛮的标志”。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其中国之行的亲身经验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西方人向来崇尚效率，而不考虑这种效率是服务于何种目的”；“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辜鸿铭也指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他认为中国语言中“文明”从其文字构成来看，是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又说“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还有众多中外思想家阐述了中华文明重情的特质，例如梁漱溟就认为，与西方重物理不同，中国人突出的是情理，“伦理情谊，人生向上”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在“祛魅”的西方现代文明映衬下，中华文明这些特质恰恰能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底蕴和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明理解的核心之处在于：基于人的生命实践，以人、天下为原则，以行有所止的理性智慧追求美好生活。对“人”的领悟就是“仁”，而天下乃是由仁而化的天下，美好生活则是生命的理想状态。从当今人类文明面临危机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恰恰是有原则高度的，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以“第二个结合”推进当代中国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在两者的相互成就中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魂脉和根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因此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彰显了当代中国文明实践的原则高度。这种原则高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中体现出来，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来。

　　一是人民至上的文明本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见物不见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条，并提出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现代化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明确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归根结底，文明是人的文明，“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14亿多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二是文明以止的人文秩序。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其文明是“无止”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则是有止的实践，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的规范之中。人口规模巨大要求我们从实际国情、人口特点出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防止两极分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防止物质主义膨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反对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这些都是由人民至上的文明本质所决定的人文秩序与规范。

　　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不仅追求物的极大丰富，更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就是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天下胸怀。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且强调立己达人，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中国共产党直面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强调和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中国的文明实践，正是马克思所期许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坚信，拥有中国式现代化这样“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中国会更加美好，人类会更加美好。

　　（作者：沈湘平，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