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春节，是众多传统节日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节。各种各样的节日行事，以位于腊月下旬的小年为起点，以除夕夜与正月初一为重点，直到大年初七甚至更晚，都可算作春节。节日的余韵，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甚至有人说“二月二后方无年”，如此则春节前后跨度超过一个月，仿佛天地间都充满喜乐与祥和。

　　春节之所以能如此盛大，既因为它辞旧迎新的氛围，也因为它的风俗其实来自于历史上几个不同的节日，众多不同的节日习俗，经过漫长的演化合流，形成了春节的习俗。

　　周公制礼作乐，今天不少习俗可上溯到周朝，但周朝的新年还不在今天春节这一天。周朝的“岁首”，也即新年的开始，是十一月，可十一月时还是仲冬，跟“春”的到来相去甚远。逢岁首，周天子会举行朝会，并进行祭祀，彰显天子对于诸侯的权力。后来汉武帝时期改用太初历，新年的开始才变成今天的正月初一，周朝的朝会活动在汉朝就被改到了一月。由于新年第一天称为元旦，元旦的朝会就称为元会。这一重大活动后来历朝历代都得以沿用。

　　虽然周朝的新年与春无关，但周朝也有自己的“春节”，即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标志着春天到来，万物生长，对于农耕而言意义重大。以周天子为首，会在春天的伊始——立春这天进行象征性的农业劳动，激励农耕，并祈求风调雨顺。在汉代改用太初历以后，立春与新年的日期总是非常接近，两个节日的意义也因此混同，所以我们现在的新年也叫春节。

　　另外，今天的春节习俗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是上古时期位于冬季农闲时期的腊祭，从天子到家家户户都会在这时利用一年的收获来祭祀祖先。在今天的春节，既有庆祝新年的拜年活动，也有敬仰祖先的祭祖活动，还有迎接春天的摆春盘、咬春饼活动，这些都是腊祭活动演变而来。如此看来，春节或可看成岁首、立春、腊祭这三种重要的上古节日的结合，气氛如此热烈，也就是意料之中了。

　　虽说年年都要过年，但物换星移，过年的习俗一直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又加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过年的习俗也有独特性。所以关于过年的传闻，有时也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陌生。

　　其实不仅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同样。被称为“北地三才”之一的魏收，在他撰写的《魏书·自序》中，提到曾经有一次皇帝与大臣一起庆祝新年的第七天——人日。皇帝忽然发问：为何这天叫做人日？群臣都无言以对，唯有魏收引用了一部今天已经散佚的叫做《答问礼俗》的书回答说：“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意思是说新年前六天每天都对应一种家养动物，而第七天对应着人。这一回答显示出了魏收的博学，让他出尽了风头。曾经的大年正月初一到初七，每一天都可以算一个节日，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过法。只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它们就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显得有些古老，又有些新鲜。

　　【初一】三元之日 驱邪纳祥

　　在古人的眼中，正月初一是“三元之日”，它同时代表了新的一年、新的一月、新的一日，万象更新，所以是一个适合驱邪纳祥的日子。

　　众所周知，爆竹、春联、门神、年画等风俗，最初都因驱邪纳祥的目的而产生。爆竹风俗尤其古老。成书于中古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野兽畏惧烟火和响声，古人或据此认为那些可能会带来灾害的超自然生物也有类似的特征，于是燃放爆竹，利用烟火和响声来驱邪，让一年得以有一个好的开始。中国南北不少地区都有“开门爆仗”习俗，正月初一开门要先放爆仗三声，其目的也是为了“解疫疠”。

　　因对驱邪纳祥的重视，过去，正月初一有不少民间禁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这些禁忌大多具有地方性，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禁忌还有相互冲突的部分。比如起床这件小事，各地风俗就莫衷一是。记载中古时期江南风俗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新年要“鸡鸣而起”，鸡鸣是丑时的别称，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这时天还没有亮。记载北京风俗的《帝京景物略》则说正月初一五鼓时分（大约凌晨三点到五点）不能躺在床上打喷嚏，如果想要打喷嚏，就算来不及穿衣服，也要立刻起床，因为民间认为此时躺着打喷嚏会预示疾病的发生。在近代，湖州农家正月初一不得早起，必须睡一个懒觉，称为“眠蚕花”，这显然是因为蚕桑业是湖州地区的支柱产业而衍生出的节日文化。现在由于观念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这些禁忌已淡出我们的生活，“打工人”在假日里可以安稳睡个好觉了。

　　过去的正月初一还有一些占卜性质的活动。吴中地区的农家会在正月初一这天“看风云”“秤水”。看风云依据俗谚“岁朝东北风，五禾大熟，岁朝西北风，大水害农功”，预测当年的丰歉。秤水则是从正月初一到十二日以瓶汲水，根据每天水之轻重，来预测一月至十二月的降水量，重则当月多水，轻则旱。《契丹国志》记载，在正月初一这天，契丹国主会将用糯米饭和白羊髓制成的拳头大小的团子分发给各帐，破晓时分，各帐将米团抛掷在帐外。如果米团的数量是双数，当晚就会奏乐、饮宴。如果米团的数量是单数，当晚即取消奏乐，改为进行“惊鬼”活动，由十二名巫师绕帐摇铃执箭唱叫，在帐内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田鼠，并且为了禳度灾祸，本帐人不到正月初七不得出帐。

　　古时候人们敬重祖先，祭祖也是正月初一的重要行事，既表敬意，也是希求祖先保佑。一些人家会在新年悬挂祖先画像，称为喜神，陈设香蜡茶果，合家祭拜。也有一些人家会携带供品扫墓，称为上年坟。至亲上门拜访，也会先拜喜神。喜神至少会悬挂三天，有时会长达十五天。在这个节庆的日子，人们借助祭拜喜神，回顾了彼此之间的血缘，通过共同的祖先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就不重视现世的关系。亲朋好友，有条件上门者登门拜年，而那些有事不能上门者，就要遣人递送飞帖，表示拜年之意。接受了飞帖的人家也要通过同样的方式答拜。这种方式和现在的贺年片、拜年消息看起来颇有一脉相承之处。

　　【初二】归宁日 卖鲤鱼

　　正月初二，旧时不少地方都当作归宁日，即已出嫁女子回娘家的日子。旧时女子出嫁后多依附夫家生活，正月初一只好在夫家度过，正月初二始能与亲生父母和兄弟姊妹团圆。女子回娘家，女婿需要同行，故而对于娘家而言又称“迎婿日”。有子女者要带上子女，还不能少了分赠娘家亲戚邻里的礼物。若女子远嫁，无法在一天之内抵达娘家，就将正月初二这天作为动身的日子。

　　如今多说“正月初五迎财神”，其实各地祭财神的日子会有参差。旧时北京习惯在正月初二这一日祭财神。《北平岁时志》载“初二日祭财神，是日多吃馄饨，谓之元宝汤”，因馄饨元宝外形相似。

　　大部分地区民俗都重视正月初一的头香，但北京城的男女更有不少人去抢烧五显庙正月初二的财神头香，甚至半夜排队。五显庙所供奉的五显财神，不同于常见的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是弟兄五人的形象，又称五路财神。渴望财富的男女在五显庙烧香，往往会捐钱给庙宇，换取庙里的纸元宝，称为“借元宝”，供奉家中，饰以彩胜，寄托招财进宝的愿望。如果得财，就会以当时十倍的钱财去酬谢财神。这就使得庙里香火绵延不绝。

　　旧时北京祭财神，用公鸡、猪头、鲤鱼。也有富裕商户用更为奢华的整猪、整羊、整鸡、整鸭、鲤鱼五种祭品设祭的。不管怎么祭，最不能少的就是鲤鱼，这鲤鱼必须是活的，正为取鲤鱼跳龙门之意，死去的鲤鱼便不能跳龙门了。祭时用纸遮住鱼眼，生祭，祭毕送入河中放生。故而到了正月初二这天，市场上都是“嗳，活鲤鱼呀”的叫卖声。

　　江苏地区将正月初二当作米娘娘生日，从正月初二开始煮米饭为食。而在过去河南省唐河县（沘源）则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不得食米饭。同是生日，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过法，一要被吃，一不得吃，也是“十里不同风”之一例了。

　　【初三初四】饮宴出游

　　旧时的正月初三和初四，特殊的习俗相较初一、初二少了许多，也不像后面的初五、初七那样受重视。虽然如此，新年气氛不会因此中断。

　　在唐代，士大夫的新年假期从年前三日延续到年后三日，北宋大部分时期士大夫新年放假七天，南宋放假五天。因此正月初三、初四，仍在官方给士大夫设立的假期之中。今天有“春运”可以运载游子回到家乡，而古代交通不便，虽然放假，远离故乡任职的士大夫仍是无法返家，一般只能留在任职地。正月初一士大夫还要参加元旦朝会，到了初三初四这两天，便有闲暇安排自己的过年行程。或饮宴，“灰飞空玉琯，醅动涨金瓶。剩作寻芳具，当筵忌独醒（宋庠《正月三日作》）”，或出游，“下竺泉从上竺来，前波后浪紧相催。泉声似说西湖好，流到西湖不要回”（杨万里《庚戌正月三日约同舍游西湖》），或赏花，“今朝才见雪泥干，日薄云低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时到，溪上梅花正好看”（蔡襄《正月四日》），安逸非凡。

　　而普通市民此时的节日生活也可以很精彩。据《梦粱录》，南宋都城临安每逢新年有“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的政策，就是说旅馆不论是官办还是私营，都由财政来补贴三天房费。这样的惠民措施显然能促进正月初一到初三临安的市场繁荣。据记载，新年期间的临安热闹非凡。有购物的，街坊商贩不因新年而歇业，而是纷纷趁机叫卖“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有旅游的，不论贫富，都去寺庙宫观游玩，“竟日不绝”；有张罗美食的，“家家饮宴，笑语喧哗”——好一派繁荣和乐的景象。

　　不少地区以祭灶的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为“小年”，也有一些地区以除夕前一晚为“小年夜”。旧时江南一些地方，如苏州、海宁，还另有“小年朝”的说法。小年朝为正月初三，习俗与正月初一相同，有“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这些禁忌。如今“小年朝”习俗也已不多见了。

　　在武昌，正月初四日是新女婿登门来贺的日子，岳家要大办宴席来迎接。女方亲戚在准备宴席时，往往会像当初迎亲时那样再以恶作剧来捉弄新女婿一次。虽然听起来有些可怜，但只要不过分，也还可看作有助于新成员融入家庭的“破冰”活动——毕竟我们的春节，就是以家庭团圆为主旨的节日。

　　【初五初六】迎财神 送穷鬼

　　不少地区的正月初五都有“破五”之说，这种说法颇有历史，《清嘉录》引《岁时琐事》载“正月五日，俗呼破五日，欲有所作为，必过此五日始行之”。这必须与旧时的新年的禁忌结合来看，旧时新年有诸多禁忌，最常见的禁忌是不能“作事”，必须彻底休息，到了初五（有些地区是初六），这一禁忌即可破除。也有说“破”是“破败”之意，初五以前，有时包括初五当天，若违反禁忌，则当年之内遇事破败。

　　这些新年禁忌有的看起来很苛刻，成书于清代的《燕京岁时记》记载当时北京风俗“破五之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得出门”，因这一禁忌，归宁日就不在正月初二，而是在过了破五以后的正月初六实行。如此严苛的禁忌，古人真的会一板一眼地执行吗？其实也未必。据《清稗类钞》，新年不能煮饭，按照旧例应该吃五天水饺，但不少人都是只吃三天、两天，或者隔天吃。饺子再好吃，连续五天吃同样的食物，也还是有些倒胃口。虽违反禁忌似乎很可怕，可面对饮食的诱惑，人们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初五还是不少地区的迎财神日，在初四夜间，迎财神的活动就已开始举办。各地迎财神风俗大同小异，少不了燃爆竹、设供品，迎财神之后当即开市交易。在南京，普通人家通常是焚香燃烛，静静迎接，商店才会大张旗鼓，唯恐人不知。在苏州，正月初五被当作五显神的诞辰，苏州话称为“路头神”，迎财神称为“接路头”，有人作诗称“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可见盛况。近代的上海，由于是“移民城市”，而旅游业又不像今天那么发达，春节期间不少人会选择返乡，这座“东方巴黎”反而会看起来有点冷清，然而到了初四夜间，商家纷纷为了迎财神燃放鞭炮，通宵达旦，有人评论说“惜财神未至，而所费已为不鲜也”。似乎不管哪里人，对于发财的渴望是相同的。在旧时的湖州，商家迎财神，要全店伙计一同参与，倘若老板打算在这年辞退某名伙计，便不让他参加，当作暗示。这个可怜的伙计恐怕要坐立不安，过不好这个年了。

　　有“财神”，也有“穷鬼”。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写作名篇《送穷文》，依托的是新年正月的民俗——送穷。“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粮，牛系轭下，引帆上樯”并念诵自撰的送穷文章，这就是韩愈的“送穷”仪式。这篇文章写于正月的晦日。这是唐宋时期的送穷日。唐代诗人姚合有《晦日送穷》诗，说“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是在街上送穷；宋代禅僧智圆《正月晦日作》说“春晴残日照平川，老幼相携古岸边。富贵在天谁肯信，临流争放送穷船”，是在河边送穷。这恰好可以和韩愈文章中的“结柳作车，缚草为船”相对应。韩愈《送穷文》中的穷鬼是五个人，而明代《天中记》引《岁时记》，说穷鬼是一个人，为高阳氏子，名瘦约，喜欢穿破衣，食糜，正月晦日死于巷，于是“世作糜，弃破衣，祀于巷，曰送穷鬼”。

　　不少地方，将正月初五当作送穷日，如陕西、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每到正月初五时，会剪一个或五个纸人作为穷鬼的象征，纸人常常被剪成妇女的形象，称为“穷媪”或者“五穷媳妇”，将纸人扔到门外，焚香放炮，祭奠一番，希望穷神别再光顾。而路上的行人，则可以将这些被抛弃的“穷媳妇”捡回家供奉，这时反而可以保佑家庭富裕，因而又叫“娶富媳妇归”。由此看来，正月初五的送穷和迎富，正可当作一体两面。

　　也有将正月初六当作送穷日的，如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载“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在这一天把家里的垃圾收集在一起，送到大街上，就好像送走家中赖了一年的穷鬼——当然不能让穷鬼觉得自己受到嫌弃，所以还得奉上七枚煎饼作为祭品，保持表面的恭敬。选择初六送穷可能也是因一些地方习惯的开市时间是初六，初五当天仍需恪守不能作事的禁忌，初六开市当天正适合“断舍离”一番，用新面貌迎接新开始。

　　【初七】剪彩为胜 食七种菜

　　上文说到，在古代习俗里，正月初一到初六都对应着一种动物，唯独初七被称为人日，与我们人类最为相关，因此各类庆祝活动也最丰富。

　　初七又被称“人胜节”“人生日”“人节”。据说这是因为人在这一天诞生，不过这种说法，更有可能与古时候的占卜活动有关。在《答问礼俗》的佚文中记载说，元日到人日期间，可以“以阴晴占丰耗”。传为东方朔所作的《占书》里也说，从元日到人日的阴晴，可以用来占卜一年中对应的家禽牲畜与人在来年是否吉祥平安。

　　因此古时人日又有登高远望的习俗，在经过了六天的闭门庆祝之后，初七这天，终于可以出门看一看新春的景色。当然在大部分时候，初七的天气还是比较寒冷，韩愈曾作有《人日登高》，描写人日登高远望之景是“霭霭野浮阳，晖晖水披冻”，虽尚有寒意，但和子侄一同出游，仍是十分温馨。后来苏轼在《雅安人日次旧韵二首》其一中写自己元日“扶杖登高”，看到“浮阳披冻虽才弄，已觉春工漏一元”，水中冰冻虽然未融，但已经能感到春意流露，正是对韩愈诗意的进一步阐发。

　　既然初七是人日，自然少不了对人的祝福。据《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初七这一天，古人会将彩纸、丝帛乃至金箔剪成人的形状，贴在门窗或屏风上，或者直接作为首饰戴在头上，称为“彩胜”“人胜”，象征以新人的姿态进入新年。苏轼《雅安人日次旧韵二首》其二中“屏间带日金人活，头上迎风彩胜翻”的句子，就分别写出彩胜在屏上和鬓间的风姿。正月初七剪胜的风俗起源很早，最晚在魏晋时就已出现，故李商隐《人日即事》有云：“镂金作胜传荆俗，剪綵为人起晋风”。现在春节时，我们依保有剪窗花的习俗，应当是从人日剪纸的风俗演变而来，可谓历史悠久。

　　民以食为天，在这个为人类而生的特别日子里，自然也有很多特殊的饮食习惯。比如《荆楚岁时记》说人日“以七种菜为羹”，一方面切合初七的日子，一方面象征未来一年能够丰衣足食。由于各地饮食习惯不同，“七种菜”后来由演化为“七宝羹”“七样菜”“七宝汤”等，其中菜的种类各不相同，但都有除病益寿的寓意。湖州一带在正月初七习惯吃团子，称为“人口团”，吃后可保新年家中人口昌盛。安徽淮南一带则以饴糖炒米制成“太平团”，不但自己吃，也要分给别人，取“饷（想）太平”的寓意。

　　从初一元日，到初七人日，春节的庆祝可谓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七天的节日中，人们得以休养疲惫的身心，感受亲情的温暖，通过各类庆祝活动，将贫穷和不顺留存在旧日，将健康与希望寄托于未来，保证自己以一个积极而富有生命力的状态，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都是春节最重要的意义。

　　（本版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