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讨论世界伦理的时候，我在《读书》写的一篇文章也用过类似这本书的题目，即“谁之责任，何种伦理”。我以为，这个问题的讨论特别针对两个主要的现象：第一，目前流行把西方的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价值化身为全世界的、最高程度上的普世价值;第二，是那种一元的普遍性观念，这是西方自基督教文化流行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不能容纳一种多元的看法。这两点是我们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

　　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谈以下几点。第一，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应该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民族文化的表述，并以此为基础，借这个东风，扩大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2007年我跟童世骏教授一起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中国文化论坛”年会，那一年的年会我担任主席，讨论“孔子与当代中国”。我的主题报告里面特别谈到，在谈中国当代文化的时候要关注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因为我们明显看到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个变化我称之为“再中国化”。“再中国化”的意思是说更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作为正能量，我觉得这个转变很重要。

　　在中国来讲，执政党的政治文化应该说对社会文化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要推动文化活动，就必须关心它。而且确实我觉得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的报告是非常好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学者自己都没有写得那么全面。我想我们今天在中国环境里面讨论这个文化问题必须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相结合。就是怎么样让它的理论到实践，越来越多地容纳中国文化的那种精神价值，我们学者也应该去推动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充分肯定政治文化的这个变化。

　　“东西”之外，还有“古今”

　　第二，要更全面地总结上个世纪儒家学者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认为五四以后出现的以保守主义自居的新儒家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不过是要从中引出西方价值，但我觉得可能情况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马一浮，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是普遍主义者，不是特殊主义者。他所理解的六艺之学，不是被仅仅看做一种民族文化，他认为六艺是真正世界性的东西，世界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个体系里面来衡量，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体系。他保守的态度当然是有，但是他的普遍主义态度不是仅仅对西方的肯定，反而要把西方的学术纳入中国学术系统里来，你西方那个还不够普遍，我这个更普遍。

　　另外我们知道梁漱溟的例子。五四以后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的想法是，我们第一步的任务，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你不得不全盘承受它。可是接下来呢，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再未来是印度文化的复兴。这种讲法，不是说我们对儒家的肯定仅仅要引出西方价值，而是认为西方只能走到这一步就为止了，再往前走那必然是儒家价值的体现。所以儒家价值对于他来讲更有前瞻性，更有世界性，只不过不是在当下的空间里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全面地总结上一辈，特别是上个世纪儒家学者的文化观和实践。

　　第三，我想，对百年来文化讨论还要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关于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比较偏重在“东西”的紧张，完全忽略了“古今”的面向。我觉得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应该是“东西—古今”的辩论。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讲，所谓东西的问题不过就是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对上一代学者来讲，他们不是单纯讨论价值，不仅仅是关注文化上的对比。如果你讲民族文化的立场，这些学者为什么要接受西方文化?最重要就是要促进民族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离开这点，你讲他好像只是抽象地做一个文化的转变，就不能反映他真正的历史动机。所以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第一代思想家更关心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化，接受科学民主也是为了现代化，不现代化怎么救国救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搞现代化就是救国救亡最根本的手段。所以我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仅仅注意东西的问题，一定要看到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认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是最重要的。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主题就在这里，他们深深了解这个主题，所以要把早期五四时代的东西文明问题转换为古今的问题。当然，古今不是唯一的理路，不能把东方文化完全看成是传统文化，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现代的普世价值，就价值来说，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含有普世价值。

　　上一辈的学者提出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肯定(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科学民主)，这个肯定，一方面包括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焦虑，另一方面确实包含了他们对世界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比如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他们是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来肯定的。在这个方面我想要更全面的总结现代儒家。

　　另外，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儒家的概念和儒家的内涵以及它的主张是与时俱进的，现代儒家对民主自由的肯定是儒家的与时俱进的应有之意。当然这种对民主自由的肯定也不是儒家在最高层次上面的肯定，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而且，与时俱进中，不仅有对自由民主的肯定，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像梁漱溟，他一生中应该说对社会主义是肯定的。梁漱溟为什么说现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下一步是一个儒家问题?他说未来世界需要儒家文化，他讲的那个未来世界的儒家文化，就是儒家社会主义，是跟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包括熊十力解放以后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跟儒家的价值有内在的亲和性，所以这个与时俱进也不是违背传统的价值，这个与时俱进是连续的，他根于本有而继续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发展。

　　儒家能否提出一种新普世价值

　　第四，《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中有个提法，说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大概是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听起来有一点怪，儒家当然自身能够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因为在他两千多年发展里面本来就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就是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但是本书这个提法似乎不是指过去的普世价值，是说新的普世价值，就是要针对现代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提出一种从内容到表达形式上都是新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比较发人深思。

　　我们一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设定、表达，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基础，这里还是把儒家的价值作为过去式。所以谈到儒家价值一般是指儒家从前所发展起来的一套不同于现代，不同于民主自由的那些价值，而不太重视今天的儒家怎么表达新的普世价值。后来我想其实从抗战以来也还不少，什么新五德、新六德，都是儒家思想里面总结出来新的价值观。当代学者至少我知道牟钟鉴、吴光等都有好多新几德的这种想法，什么仁义、中和、公诚等。所以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以前没有怎么见到，但是现在仔细一想确实有这个东西。

　　但我想提出的例子，是比较有世界意义的，这就是新加坡所谓亚洲价值那个提法。你说有没有一个从儒家思想里面提出的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我认为是有的。现在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就是新加坡提出的“亚洲价值”。它说是五大价值：第一个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第二国之本在家;第三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持秩序;第五宗教间应该互补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包含的，不仅是传统的东亚的价值，也有百年来吸收西方文明所发生的新价值，如国家要尊重个人。其实亚洲价值并不是说它的价值体系里面所有要素只有亚洲性。亚洲的价值跟现在西方价值不同，但并不是这个体系里面所有价值要素都不一样，不是的。所谓亚洲价值不是追求元素上的那个差异，而是价值的结构和序列、重心有不同;元素有不同，但是也有同的，但是总体来讲价值序列的重心不同。因此新加坡的这套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价值观体系，总体来讲就是一套非个人主义优先的价值观，是新加坡版本的亚洲现代性的价值观，我认为也是新加坡版的现代儒家文明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就是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和社会的利益优先;不是关联各方的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的和谐优先，这比较接近社群主义的态度。我们说它不能够用来压制人权，它需要靠扩大民主和尊重个人的价值来实现对人权的保护。但是它与西方价值确实不同，就是它的总体的价值态度是要求个人具有对他人、对社群的义务和责任。当然，这个亚洲价值也有不足的地方，在于它的层次在中间的层次，他还是着眼于在社会价值的层面，在比较高的层次上的价值没有怎么表现出来。

　　第五，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自由民主在这本书里面表述就是说它总是跟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是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从它的外交政策来看的。但是要看到，世界史上，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在西方近代长期的社会冲突里面，特别是在解决内部冲突的过程中提出的，提出这个不是为了外部骗人的，而是为了解决内部的问题。

　　“多元的普遍性”

　　最后讲一下我自己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我有一次在韩国讲过这个问题，当时用了四个比较押韵的英文词讲儒家的价值，这就是：humannity，civility，community， responsebility。我认为，中国传统第一它比较关注仁爱;第二关注礼性(当然我这个提法里面有受我在韩国讲演影响的一种因素。就是我突出这种礼性精神，部分是因为韩国是一个比较重视礼仪的国家，我讲的时候当然要跟当地的文化有所沟通。我讲的礼性就是对礼教文化的本性、精神、价值的肯定);第三关注社群利益;最后强调责任，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所有的德行里面都是充满着责任意识，比如说孝是对父母的责任意识，信是对朋友的责任意识等。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采取的基本立场不是要素论的，是结构论的;不是一元论的，是多元论的。什么意思呢?我在2005年写了一篇文章讲全球化时代的价值问题，我提出的概念叫做“多元的普遍性”。针对一元化的普遍主义，所以我提出多元的普遍性。多元的普遍性跟人类学关于全球化的提法有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讲全球化的时候，就提出所谓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他认为全球化是双重的进程。普遍主义特殊化指的是西方首先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和它的基本价值引入其他地方。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是指世界其他各民族对本土价值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那种全球的影响，并且融入到全球化过程里面来，这样地方性知识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所以罗伯森把它叫做地方全球化。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说法对于东方文明价值肯定性是不足的。我们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比较早的把它自己实现为一种普遍的东西，而东方文明在把自己实现普遍性的方面，现在还没有做到最充分的程度。而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内在的精神价值并不决定于它外在实现的程度，换句话说，东西方的精神文明跟它的价值其实都内在地具有普遍性，我们也不能说今天只有我们中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说西方的价值没有任何普遍性意义，不能这样讲。我认为应该承认东西方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这个内在的普遍性能不能实现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外在的历史的条件，实现出来的就叫做实现的普遍性。费孝通先生曾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多元普遍性”文化观的生动的形象的写照。

　　如果从精神层面，从价值层面，从东西方各个文明都有它内在的普遍性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说都是普遍主义的，东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都是普世价值。但是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在历史里面实现程度也不同。因此正义、自由、权利、理性当然是普遍主义的，但是仁爱、礼教、责任、社群、内心安宁也是普遍主义的价值，我刚刚讲梁漱溟先生的例子揭示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一个立场，我以前写的文章就称之为“承认的文化”，查尔斯·泰勒是专门讲“承认的政治”，从多元主义来讲，我就说我们必须有“承认的文化”这样的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就是世界性的多元主义的立场，这是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看法。

　　这是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讲。我刚刚讲的要素论和结构论差别在什么地方?《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提出要从儒家体系里面提炼出跟西方不同的价值，我的意思就是不一定只是要求在要素上全然不同的一个体系。我觉得这里面有些要素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一个现在的儒家价值里面可以包容民主自由这些，只不过自由民主的价值在儒家价值体系里面的位阶不一定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