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取信于民：守信思想的现代启示 儒家所说的“信”，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个人道德修养中的“诚信”。《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二层意思是治国理政中的“守信”，即本节引论“恭、宽、信、敏、惠”中的“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在这里，“信”是因，“任”是果，当政者只有守信，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为了获得人民的信任，当政者就必须取信于民，以信立威；就必须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就必须行之有效，不尚空谈。这些，就是儒家在治国理政中强调当政者“守信”的基本内容。 关于“取信于民，以信立威”。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的“民信之矣”，有人解释为“民众信任政府”；“民无信不立”，有人解释为“民众没有信用就不能自立”。其实，孔子这里是从当政者的角度立论的，“民信之”应解读为“为民所信”，“民无信”应解读为“不为民所信”，都是强调当政者应该“取信于民”的意思。 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赋税，充分的军备武装，但这些都不是立国的根本，真正的立国之本在于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而国家是由民众组成的。民众信任政府，就会努力发展生产，提供赋税，保卫国家；民众不信任政府，即使有粮食赋税和军备武装，国家也会灭亡。社会需要秩序，政府需要权威，权威从哪里来？来自民众对政府发自内心的信任。威信威信，“威”来自于“信”，有“信”才有“威”，无“信”则无“威”；非但无“威”，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乃至反抗，“汤武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当政者只有充分取得民众的信任，才有可能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政府诚信”抓起。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只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才有可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关于“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在汉字中，“信”是由“人”与“言”两个字组成的，可见二者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实“言而有信”不仅是儒家个人修身养性的交往伦理，也是当政者治国理政的政治伦理。儒家十分重视当政者之“言”的影响，《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如果当政者的话像一根线，它的影响就像一根绳；如果当政者的话像一根绳，它的影响就像一条大索。所以，作为居于上位的当政者，说话一定要十分慎重：说得到而做不到的，那就不要说；做得到而说不出的，那就不要做。为此，儒家提出“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礼记·缁衣》）的原则。说出来就要去做，那么说出来的话就不可掩饰；做了就会去说，那么做出来的事也不可掩饰。如果不轻易许诺，倒反更容易践诺，所以，当政者少说话反而更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汉儒主张：“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汉书·儒林传》）清代赵慎畛则在其桂林府衙所撰对联中进一步发挥道：“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礼记·表记》指出：“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善则爵之。”这就要求当政者一定要为民众办实事，不要“口惠而实不至”。目前，有些地方的“政府诚信”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其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角色没有完全转变，因而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承诺。比如“招商引资”，原来承诺得很好后来却不能如约兑现；又如“政绩工程”，由于领导人的变动而变成烂尾工程，如此等等。对此，一方面要汲取教训，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实行问责制度，而限制和规范各级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权力；另一方面继任者要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积极面对并努力化解这些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切不可采取“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度互相推诿。政府依法行政，对民负责，说话算数，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关于“行之有效，不尚空谈”。为了取信于民，儒家十分重视当政者之“言”与“行”的关系。《礼记·杂记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 当政者处于一定的职位，就要有在那个职位上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如果尸位素餐，该说不说，或者只说不做，都是可耻的。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是士人最起码的要求。这里所谓“果”，就是说话办事的效果。当政者说的话算不算数，可不可信，最终还是看其施政行为的效果，是否为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效益。这就需要埋头苦干而不尚空谈。明末清初的唐甄，从自己的从政实践中发现，公文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纸公文出来，贴满大街小巷，百姓和官吏却置若罔闻，相互推诿，到最后连发文者也把曾经发文的事忘记了。这就是只管发文,不问落实的结果。由此唐甄指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言貌，陈事办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以娱人之观听也。”（《潜书·权实》）仅仅依靠公文施政，那就好比戏台上的表演，说的头头是道，行的中规中矩，却与实际生活毫无关系！在当代中国，领导作风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时时要提出来的新问题。一些干部习惯于以文件联系下级、以会议发动群众，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没有落到实处。其实老百姓要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效益，而不是“台上的豪言壮语，纸上的天花乱坠，表上的数字飞奔”。这些表面功夫，连自己都不相信，又如何取信于民呢？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少做指示，少发文件，多干实事，多干好事，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则要改进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方式，在内容上要增加为民众办实事的权重，在方式上要强化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让我们的干部真正明白“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努力取信于民。 四、敏则有功：勤政思想的现代启示 在《论语》中，“敏”有两义。一义指 “敏捷”，如《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另一义指“勤勉”，如《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本节引论中的“敏则有功”（《论语·阳货》），即取第二义，指“勤于政事”的意思。按照儒家的思想，当政者要做到“敏则有功”，对自己就要任劳任怨，率先垂范；对民众要劳而不怨，爱惜民力；在用人上则要量能授官，考核功过。这些，就是儒家勤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于“敏则有功，任劳任怨”，大禹就是儒家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典范。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了治水，身先士卒，不怕劳苦，经过十三年的治理，终于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让人民安居乐业，为华夏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人们为了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从政当官，究竟是为个人享受还是为民众操劳？这个问题在汉代就有过争论。官员们认为：“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所以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封妻荫子，乃是天经地义。儒生们则指出：“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盐铁论·刺权》）他们以大禹为例子，说明当政者来自于民众而为民众排忧解难，胸怀天下之志而担当天下之责，只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才对得起民众的委托，也对得起民众给自己的这份俸禄。因此，君子当官从政，是为了推行道义，而不是为了享受其权势。两千多年前的这场争论至今依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现在有的干部说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途径而不是报国为民的责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从不从政完全是个人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须知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在中国当官和发财是完全不兼容的，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来当官。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我们的干部要通过辛勤工作而建功立业，造福于民，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关于“劳而不怨，爱惜民力”。为了“敏则有功”，当政者本人要率先垂范，做到任劳任怨；对民众则要爱惜民力，做到劳而不怨。孔子将“劳而不怨”作为治国理政的“五美”之一，“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当政者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规模去使用民力，就不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孔子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所谓“敬事而信”，就是要求当政者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而率先垂范，真诚无欺地对待民众而取信于民；所谓“节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节约”，而是指“节制”即按照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来规范政府的财政支出；所谓“使民以时”，其中的“时”本义指“农时”也可以扩展为“规律”，指当政者必须按照生产规律指导民众、使用民力。宋儒进一步指出：“《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朱熹：《论语集注》）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政者要有爱民之心。有了爱民之心，财政支出就会保证民众的实际需求，该花的钱就花，该省的钱就省；有了爱民之心，使用民力就会充分考虑民众的真实意愿，该做的事就做，不该做的事就不做。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为各级干部提供了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舞台。但是这种功业，必须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为此大肆举债，寅吃卯粮，所使用的民力财力大大超出了所在地区的财政状况和实际需求，这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政绩”，必须是真正造福于人民群众的功绩，而不是为领导者脸上贴金的光环。即使是这样的“政绩”，也必须量力而行，不能违反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和长远利益。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必须立法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规范政府债务和财政支出，严格科学规划，对重大建设项目实行充分民主协商、公开征求民意，并执行决策者终身负责制，让领导者的政绩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功在当代，惠及千秋”。 关于“量能授官，考核功过”。儒家的用人原则是“德才兼备”，既强调道德品质，又重视实际才能。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审察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每个人都能够承担他们的工作，都能得到和他的才能相适合的职务，这就是任用人的办法。董仲舒也提出：“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在授人官职的时候，不应该以他当官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他的功劳，而应该以他实际表现的优劣作为任命的依据。量度才能而给予官职，根据德行而决定位置。这样，就能做到清廉者与无耻之徒不同路，贤能者与不肖之徒不混杂。为此，就需要对官员的实际表现给予严格的考核。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向帝舜报告说，自己在治水的过程中，地方首领各尽职守，都有功绩，只有三苗凶顽，没有功绩。后来，“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固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考核官员功过的最早记录。而根据《唐六典》记载，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四善二十七最”的官员考核体系。其中“四善”指品德方面的标准，内容包括：道德操守皆有口碑，廉明谨慎表现明显，公平正直值得称道，勤勉工作没有松懈。“二十七最”则指二十七种岗位官员的工作职责，是才能方面的标准。考核成绩分为九等，作为官员升迁或罢免的依据。此外，对于没有官位的一般行政办事人员的考核则分为四等：廉明、谨慎、勤快、公平者为上等，办事公正不谋私利者为中等，工作不勤快者为下等，贪污腐化者为下下等。对于当政者来说，廉政与勤政同等重要，腐败丧失民心，勤政则获得民心。当前，中国的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在路上。我们既需要克己奉公、气正风清的廉政，也需要勇于承担、奋发有为的勤政。为此，要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考核和问责制度，任贤使能，赏勤罚懒，让有能有为的“千里马”竞相驰骋，为伟大的时代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五、 因民所利：惠民思想的现代启示 在《论语》中，“惠”是君子的一种美德。《论语·宪问》：“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而作为在上位的君子，其施惠的对象是在下位的民众。孔子赞扬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由此，作为个人道德领域的“惠爱”，便转化为公共道德领域的“惠民”。在本节引论中，“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指的是“惠民”的效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指的则是“惠民”的方法。当政者要施惠于民，为民谋利，并不是要耗费自己的财富，而是就着民众得利的事情而让民众得利。为此，当政者就要想民所想，满足民众的需求；就要利民所利，让民众富裕起来；就要安民所安，促进社会均衡发展。这些，就是儒家“惠民”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想民所想,满足需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也是当政者的根本：“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礼记·缁衣》）。那么，当政者如何获得民众的拥戴呢？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在他看来，夏桀、殷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天下老百姓的支持；之所以失去了天下老百姓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获得民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民众想要的，就给他们并让他们积蓄起来；民众不想要的，就不强加给他们，仅此而已。为此，孟子具体提出当时的当政者如何满足民众需求的施政措施：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杰出的人在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市场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租赁税，依照规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不使货物积压在货场，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关卡只检查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对于种田的人，只要他们助耕公田，不征收私田的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那么天下的人都会高兴。（参见《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提出了“制民之产”的思想，从制度上保证民众的私有财产。在他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只有读书的士人才能做得到，而一般民众“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当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民众的需求也多样化，但“想民所想,满足需求”依然是当政者施政的出发点。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关于“利民所利，富民裕民”。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中，儒家更重视“富民”，即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荀子专门写了《富国》篇，详细论述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前提和基础，“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国家的根基在于民众，民众贫穷国家也贫穷，民众富有国家也富有。只强调国家利益，而无视民众利益，到头来只能使国家积贫积弱。与此相适应，儒家主张当政者不能与民争利。荀子指出：“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能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荀子·大略》）。在他看来，当政者的“职业”在于治理国家，“利益”在于民众的供养。依据社会分工和利益分配法则，当政者就不应当再去与民争业、与民争利。《礼记·坊记》也指出：“君子不尽利以遗民。”天地生人，各有所利，统治者不应该也不可能穷尽天下之利，而应该让利于民，还利于民。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对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抗击匈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垄断资源、损害民众利益的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到了汉昭帝时期（西元前81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儒家观点的“贤良文学”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官府退出而放任民众经营，“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盐铁论·错币》）。两千多年前的这场争论，对于当代中国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政府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是宏观经济的指导者而不是微观经济的参与者。除了事关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提供公共服务和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产业，国有资本都应该逐步退出而让民营资本充分竞争，从而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关于“安民所安，促进均衡”。孔子有一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当代人对这句话有不少误解。其实，这里的“有国有家者”指的是当政者，而不是民众个人或家庭；这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指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原则，而不是反对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这里的“均”指的是“均衡”而不是“平均”，其内涵不仅指财富分配而且包括社会资源、社会地位、生存状况、发展机会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均衡。儒家不但不反对民众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而且将其作为当政者推行社会利益分配的必要前提。正如荀子所说：“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荀子·富国》）儒家不但注意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而且更重视整体上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睦。正如《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遵循邓小平的设计，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正印证了孔子思想的远见卓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决了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问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则要解决市场经济所伴随的贫富悬殊问题，必将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我们既要“做大蛋糕”，使人民群众真正富裕起来；也要“分好蛋糕”，让人民群众享受公平正义的温暖阳光。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要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促进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公平正义的良好氛围，以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总之，我们要想民所想，利民所利，安民所安，把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潜力和享受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享有美梦成真的机会，以共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