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觉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

　　史幼波：最根本的不同从大体上来说，西方的文化它讲究的是逻辑，讲究的是条分缕析，讲究的是专，所以我们现代的这种科技体系、现代的文化体系，往往都是专家。这个科学有科学方面的专家，经济学有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政治学有政治学方面的专家，文学有文学方面的专家。他是分开的一个一个的个体。所以西方的文明，它在这些具体的领域当中，它可以非常的深入、非常的细致。但是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文明所重视的是全体、整体。所以中国人过去最看重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专家，看中的是“通家”。要通。中华文明看中的是“通”，所以过去你看读书人出世以后，既能够成为政治家，又能够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遇到了动乱的时候，遇到了边关有危机的时候，这些读书人照样还能够带兵打仗。甚至于很多专业的问题，什么兴修水利，修订历法，都是用这一套学问所形成的东西。这一套学问如果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根子上去，其实要追究到《易经》上面去。《易经》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易经》，它所讲的“礼器象术”实际上是把社会人文，用我们现在的分科来说，是把社会、人文领域的内容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完全是融汇在《易经》的这一套思想体系当中。社会人文内容在《易经》当中表现在是义礼上面。那么自然科学的内容表现在艺术上面，表现在义器上面，礼器象术，这是《易经》的四大特点。礼主要指的就是哲学、人文这样一个范畴，那么气和数是自然科学的范畴，而这个自然和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东西融汇一体的？是通过了《易经》最独特的一套表现系统，就是“象”，通过“象”来把自然的科学和社会的人文的东西通过“相”凝为一体。当然如果我再深入说下去的话，那就涉及到《易经》这一套知识最核心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展开来说，《易经》的核心，它通过一阴一阳的，这样一个阴爻和阳爻的叠加产生的这个义相，然后易当中，因为一阴一阳，他是六爻所产生的，他中间有它最简洁和最清晰的数理逻辑，就是易象的构成，他是一阴一阳。按现在的数理逻辑来说，他是二进制，二进制在整个数学的这个模型中他是最简洁的进位方式。一个事物的运动，最简洁的方式就是一和一的叠加。二进制，除了二进制以外，再也找不到更简明的、更简洁的这种数理运动的模型了。但是数理运动的这个二进的模型，最后要在象上面统一为天地乾坤之道。最后要回归于太极。因为天地乾坤是由太极所生，太极生两仪，太极就是天地万物的总体。这是一个整体。这个才是中华文明最重视的东西。我们人作为天地之中，万事万物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如果我们跟总体隔阂，我们没有找到跟整体的联结，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生命，那时非常微不足道，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旦我们这个个体与天地之道的这个整体挂上了勾，从此，你感知到了我们来源于整体，同时要回归这个整体，那么我们作为人，从此就安心了。所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也是在这里，那么社会的变迁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西方，我们就说欧洲。西方的代表是欧洲，度不对？那么欧洲很奇怪，那么小的一块土地，分出了那么多国家。从历史上看，欧洲的统一是它的非常态。比如说罗马帝国，比如说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整个西方的统一，这种大帝国统一，是非常短暂的，非常态的时段。而常态是分裂的。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它正常的状态就跟现在一样，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德国是德国，意大利是意大利。他是分裂的。所以欧洲只有分裂，他才是正常的。但是中国恰恰正相反，他跟中华文化重视整体性相关的，中国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一定是统一的，分裂一定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分裂的时代，比如说南北朝的时代，比如说五代十国的时代，比如说从清朝到民国的有一个短暂的军阀割据的时代。但是，只要中国要回到正常，他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从天下大事，从中国的这个大势上来看，凡是要分裂的，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不合乎于中华文明的根本的规律的。而恰恰统一，才是正真中华文明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