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之路上，从未停止求索自我发展的脚步。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依然不断焕发出独特魅力，尤其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彰显了与时俱进的品质，释放出巨大活力。 

　　展示独特表达方式 

　　中国语言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尤其是中国的古诗词，用词精准、简练，字里行间蕴含深刻的寓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古诗词独到的表达方式，为世界人民展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树立中国友好大国形象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在援助法国的防疫物资上写着出自三国周谯的“千里同好，坚于金石”，寓意交对了朋友，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同心相印，情谊比金石更加坚实；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资上写的是晚明文学家李日华赠利玛窦的诗“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期盼疫情早日过去，春天早日来临；在援助韩国的物资上写的是许筠的诗句“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表现了中韩两国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的邻里之情；在援助印度的物资上用的是玄奘仅存的五首诗作之一《题尼莲河七言》中的诗句“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以佛教文化平和的意境给予双方民众心灵抚慰，更体现出两国悠远绵长的佛教文化交融。这些美好的诗句寄托着中国人民的款款情深驶向遥远的异乡，将中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传送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 

　　提供全新的“解题思路”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中医药文化汲取了中国哲学、文学、数理学、天文、地理等多学科精华，在现代医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医药疗法实现了关口前移、早期介入、深度结合、全程干预，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72岁的张伯礼院士身先士卒，率领中医国家队在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实现了“三个零”的辉煌战绩，即病人零轻症转重症、出院后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实践证明，除中药药物治疗外，治疗期间的体育锻炼，如太极、八段锦，辅助治疗如按摩、敷贴、针灸等中医治疗方案都是有效且独特的防疫措施。中医的系统性、有效性、创新性和科学性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的验证并发扬，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为重大突发疫情的医疗处置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 

　　为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提供思想资源 

　　突发疫情是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凡有重大疫情，中国一贯遵循“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民本思想治理方针。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孟子又提出“民贵君轻”。后来的历朝历代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的内涵。当今社会对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后，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在本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中国战“疫”的原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无论年龄再大、病情再重我们都绝不放弃”，“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一切为了人民指明疫情防控的根本目的，抓住疫情防控工作的核心问题，契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更好地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价值遵循。其次，中国战“疫”的原则是一切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在重大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重大疫情防控就是一场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民群众是最强主力军，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疫情防控的核心建立在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民本思想上，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优越性，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建构自我心理疏导的智慧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民众不知所措、惊惧不安。如何消解民众负面心理情绪，提高民众心理耐挫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哲学可以提供解决之道。读懂老子，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因为老子“福祸相倚”的思想是一味治疗负面情绪的良药。我们不歌颂疫情、不美化灾难，但也不拒绝从灾难中变得更加理性和强大。理性思考福与祸、危与机的辩证关系，灵活运用中国古人的辩证思维，企业也好、个人也罢，在疫情期间都可以克服焦虑不安的情绪，转“危”为“机”，化“祸”为“福”，克服心理障碍，保持良好的心态，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凝聚现代公共精神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多地医护人员逆行而上，奔赴湖北武汉；雷神山、火神山等战地医院的建设日夜兼程，“云监工”24小时直报；全国、海外的抗疫物质紧急调运各个疫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不停穿梭在各条战线；企事业单位、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发起各种捐助。为战胜疫情，每个人积极行动参与其中，这就是现代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公共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对公共精神的最好写照，体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关怀与参与，也是对公共德性的敬畏与践履。 

　　《诗经·小雅·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表明了古人“公”与“私”的最初概念；《礼记》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似，这种彰显了古人朴素天下观和世界观的思想，成为公共精神的理性基础。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性的反思，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爱公共观。“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出了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是社会公共活动的动机所在，为公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情感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现代公共精神的家国智慧，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不断的动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