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语境中，传统文化由“冷灶”变成“热炕”，在学术语境中，国学由冷僻孤绝到显于庙堂，这个过程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是不是真的“热”了？各家有各家的评说。但有个事实显而易见，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活跃于民间的国学，近年来登堂入室，被吸收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国家意志主话语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被理论界比喻为两个“老祖宗”，称二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与魂”。

　　如同佛教东来后中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儒释道会通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也是近数十年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其进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梦”所需倚赖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这两个“老祖宗”的对话、互释、融汇，究竟进展到何种地步？能不能为当前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提供坐标提示？如何回应当前争议不断的“文明冲突”？有没有可能生长出一套让不同文明价值观背景的人广泛接受的新话术？2019年4月，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康有的专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正式出版，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就上述问题专门采访了朱康有教授，以下为访谈全文：

　　访谈对象：朱康有，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朱康有：从交互格义到融入血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需时日

　　凤凰网国学：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陆理论界是否一直试图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融汇？过去偏重于“以马解中”，近年来试图“以中解马”，这两种路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是否获得了理论上的突破？

　　朱康有：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陆学术界应该说存在着这种融汇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既属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亦属于学科学术思想之显学，与本土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比较、互释一直都存在着。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固有文化土壤，同时也推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过，这种融汇由于实际问题的困扰和急迫，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实用对接上，还远远没有达到深入的地步；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确实带来了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社会进程的变化，但渗透进本土文化土壤、凝结到血液之中仍需时日。我个人认为，还处在初级的交互“格义”阶段。

　　“以马解中”、“以中解马”就是处在这个阶段的特有方法。基于已有的知识背景和框架去理解不同的、陌生的事物，是人类认识的共性特征。如果对缘于不同文明传统的两种文化都十分熟悉，真正的“互释”才可能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相对掌握较好的一方内容，去臆测、揣度另一方的内容。

　　在学科分化较为精细的今天，长期单一从事马克思主义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免不了“以马解中”或“以中解马”。过去，我们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更多地表现为“以马解中”，比如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以“两个对子”（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或“四大块”（物质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来挖掘自身的历史思想文化，建国以后直到八九十年代编写的大部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教材以至于整体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和框架。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不再那么“贴标签”，而重视还原哲学史及其思想家本来的真实面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逐渐呈现多样化的方法，比如“文本”的方法可能倾向于“以西解马”，把马克思主义置于西方文明传统去解读。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强烈的“以中解马”，其最主要的成果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

　　可以说，这两种路径在理论上都各有所获（亦有不少教训）。不过，在“融汇”的方面，很难说已经获得理论上的突破，或者说真正的研究和思考才刚刚起步。我想，此中最为忌讳的是“代替”论——无论“以中代马”（所谓“儒化×××”）或“以马代中”都是要不得的。一些学者提出，应该一个一个专题来研究如何“融汇”，值得深思。近年来，作为执政党高层提出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观点，尤其引人注目——实际上超越了很多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视野——只要不停留在宣传层面的“释读”上，哲学社会科学界若能跟进深思细钻，一定能产生较大的突破。

　　一般把文化分为观念、制度、物质、风俗习惯四个层次。以此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前三个层次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在风俗习惯上似乎并没有深入下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历史上风骚独领，而在当代的前三个层次上则不占主导性，却顽固地保存在百姓的风俗习惯中（受到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击）。显然，我们谈“融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要深入到民间的沃土之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被吸收到意识形态内容里，融入到生产生活中，对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治理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是“向下”扎根，一个是“向上”伸展，才能慢慢融合起来。

　　凤凰网国学：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百余年空前的重视。这能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可否具体说说？

　　朱康有：确实如此，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首次得到执政党意识形态空前的重视。一百多年前，从退出体制内教育传统（仅在个别学科中保留），到新文化运动前后，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深入反思，可以说把传统文化打入了冷宫。不破不立，在社会革命的大潮中，人们从观念角度的破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清扫了头脑中思想观念的灰尘，先进的西学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才能引进来、扎下根。但从“打天下”到“建天下”的过渡中，这一时期应该更多地注重文化上的“立”，遗憾的是革命的惯性思维使得在文化上并没有把握好尺寸，把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建设完全等同起来，走过了不少弯路、歧路。九十年代最先在民间兴起的国学热潮，终于在21世纪初最高层的推动下，汇聚到执政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之中。这种重视体现在，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定位为党人使命，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教育全党树立“八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必学内容，确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以前讲把好共产党人的“总开关”，那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信仰建立起来的；新时代仅此还不够，还要通过学习中国传统各家思想的精华为“三观”乃至于上面讲的“八观”来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和魂，还要把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作为自己的根和魂。你说是“两个老祖宗”也未尝不可。尤其是中纪委向十九大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除了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等实践结合之外，还要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融合。经过一百多年激烈的“反”和“批”，现在要在更高的文明复兴基础上进行“回归”——当然不是“复古”，而要转化、创新。如果说一百年前，我们进入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和“反”是对近代化历程反思的深层阶段，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大力传承和发展同样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更深层次反思的结果。文化自信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六个“更”字说明了一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处在不断的发展中。那么，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化的某种“融汇”，可否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答案是显见的。我们若是把文本式的马克思主义翻出来，用“语录”或其中的观点、结论对照一下现实，直接套用，那只能唬人，是行不通的。“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在不违背大的原则、立场基础上渗进新的内容、新的观点。重新发掘、诠释传统文化，使其成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成为可能。当然，理论上的贯通、解读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外在的表现看，两种源于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时代的文化，从语言风格到思维方式，迥然不同。我们自然可以比较二者的相通之处，且据此断言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撑，是没有问题的；对于那些明显差异的方面，则不一定非要对立起来，其实恰好可实现互补——双方都没有的内容，正为各自所缺，理当相互补充。

　　拿“实践”的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基于近代工业和阶级运动、科技力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行”、“实证”则很多情况先乃基于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调整的自觉践履。侧重点不一样，是不是可以相通呢？它们都强调在实践中特别是社会历史实践上要接受理论的指导，一个称之为“社会历史规律”，一个称之为“人道”或“天下之道”；它们在实践方法上，一个强调外向式地改造世界，一个强调内向式地改造自我，之间可以形成完美的互补；在实践的效应上，一个认为脱离了异化盲目力量的未来生产能更多地体现出符合“人类本性”的“物质变换”，一个认为生产生活、追求知识都要符合伦理善性，受道德价值观的支配，之间可以完美地协同起来；在实践的目标指向上，追求理想社会的实现表达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大同社会，但其中的共同之处毋庸多说。（“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摘自《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拿“革命”的理论来说，现在意识形态有两个概念：一是社会革命，一是自我革命。

　　就前者来说，其过程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新的伟大革命的改革，侧重于在政治、制度、经济以及道路、理论、文化等社会方面的变革，这一过程自然包含自我革命的品格。

　　就后者来说，刀刃向内，革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身问题，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是重点。漫长的社会革命并没有结束，但新时代要把它进行好，前提是要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所以要统筹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甚至“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更多地强调向外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革命，即便在其建党理论中也保持了这一特色，无疑，“自我革命”的明确提出，是“革命”理论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不乏对颠覆政权的“汤武革命”的辩护，而其主要论及“德行”得失、转移的历史“微言大义”，一再将人们的目光拉向内在的考察，故自修其德、为政以德的呼吁不绝如缕（历代统治者最终是否达到或实现为另一回事）；从个体角度论述修身修心的理论达到了相当深入细密的地步，并自内而外，由内圣到外王，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建立和成效——这一点，与新时代“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观念旨趣暗合。

　　因此，无论是你讲的“理论支撑”，还是执政党文件中讲的“丰厚滋养”，都可找到有力的根据，那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接续五千年历史文明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由此可见，理论上建构的必然性，并非完全由其内部逻辑决定，亦并非完全或由高层领导的个性喜好使然，毋宁说它更多地源于实践中需要解决问题的“逼迫”。“革命”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自身的革命，当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汇显得更加紧迫。

　　朱康有：“中工程”与“马工程”还没法比共肩“道统”不是不可能

　　凤凰网国学：理论界有个著名的“马工程”，您是否参与其中？这个工程对于当下无论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还是研究马哲、西哲的学者，是否有某种外在的引导性？

　　朱康有：“马工程”从2004年启动以来已经走过15年的历程，正式出版涉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大约百种重点教材。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不过，这其中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编写，“间接”也算有点贡献。记得当时正式出版前的打印稿交到某位领导手上让提意见，由于他并不专业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又转到我这里来。我当时提了大概五六页的建议和改进措施（自己也挣了几百块的辛苦费），后来正式出版后比照，发现基本上全部采纳了。这一花费甚大的工程对中、西、马的学者来说影响是有的：主要体现在规范化的系统教材编写以及采用该工程教材后的教学实践中；至于说“研究”的引导性，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影响，但“研究”的动态性、多样性使之相对来讲要自由得多。我想，主要的波及面是受到这种内容灌输的年轻一代施教对象——许多高校统一选用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这套教材。加之近年来不断提升“马院”的地位、强化思政课的功能等做法，客观上带动了整个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文化渗透哲学社会科学的认知。

　　我之前也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编写的21世纪教材《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已经正式出版的“马工程”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如何看待呢？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这套教材的逐步面世及大规模采用，相当程度走出了建国以来的“苏式”教材模式——现在看，比如说八九十年代之前搞的教科书蔚为大观，也仅具有材料的价值，很多观点则过时了。这套教材是中国人真正用自己头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编写的，反映了从改革开放之后理论界讨论教材模式革新并融纳了研究探讨时代问题的很多成果。

　　当然，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规范性，在某些学者的眼中这些教材可能仍不免“教条”“刻板”的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能进入教材体系建设中，有些成果可能停留在比较狭小的学术圈子（或者未来可以纳入）。至少来说，要进入学科教材，应得到上下比较一致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进入意识形态的叫“政统”，只是思想文化学术形态的叫“学统”，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利弊皆有：意识形态的运用，扩大了思想文化学术的社会功能，亦有可能使其陷入僵化的危险境地；去弊兴利，实现两者良性的互动，共同肩负“道统”的使命，也不是不可能。

　　重要的是“马工程”背后编写教材方法论的进步（其实也反映了探索研究方法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了。比如说，一些院校和一些学者那时候主导的对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写作”有了不同以往的表达方式——人们不再机械套用“两个对子”的评价模式——我八十年代中期（1985）读的大学哲学系，当时几乎所有的教材充满了这种“写法”，而研究性文章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未脱离“阶级分析”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对“史”的品评，基于客观的历史主义逻辑方法远远大于所谓“标签式”的切割。年轻一代通过对“史”的学习，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摒弃什么固然需要引导，但不是给他们安置好“路标”，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更为重要。“微言”所彰显的“大义”往往隐藏在历史的背后，明指反而阻碍了启发性见解的产生。每一代人的道路都需要自我去艰苦创新式地披荆斩棘。

　　中办、国办在2017年1月25日其实还发布了一个“中工程”（特指《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工程”这个说法并不贴切，只是相对于“马工程”而言，仅在本文中使用）。两年多过去了，其中的各种举措落地情况怎样？用一位退下来的领导讲，“以文件落实文件”也不过寥寥几个省份，实在讲不很如人意，与“马工程”简直没法比。对于其中提出的“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人人传承发展”“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等要求，远未达到“三个纳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的地步。既没有集合理论界力量形成权威教材体系（我连续3个年头起草这方面的稿子，比如提出编写教材的建议，通过实学研究会及学会会长、中央党校王杰教授提交给政协代表作为议案反映），同时雨后春笋建立起来的国学院因无学科很是尴尬，同样与“马院”无法相提并论。

　　教育部早在2014年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还明显不足，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合力有待加强”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一方面是最高层大声疾呼，一方面是民间亟需却得不到规模性支持而杂乱无序，主要是社会中间层推展甚慢、认知不足。原因或在于，长期从整体上排斥在体制化教育之外（除少数学科），尤其是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评价没有得到根本纠正。“中工程”的实施完成时间截止于2025年，如果届时确能形成一定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再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汇”可能更有信心。

　　朱康有：四个主要观点说服自己为什么自信于此

　　凤凰网国学：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哪些个人认为最新或最重要的观点，能否介绍一下？

　　朱康有：我刚刚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实质是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105MZD044）子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论文汇集起来的成果（结项后又加了一些后来发表的文章出版）。提出的最主要观点如下：

　　①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知。实质上，这个问题即使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持正面态度的学者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他们认为，可以倡导传承传统文化，但不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中。在与学界的交流中，我逐渐认识到，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极端重要的工作，其内容并非“纯而又纯”，它要不断汲取人类文明的营养成分充实、论证自己——其宣讲不能停留在无意义的空洞和单调的重复上，那样只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反感并进而抛弃。因而，“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长期建构、不断构建的工作，并非仅仅靠单纯的“坚持”毕其功于一役。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存在着可供比较的相通相融之处，它还要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其“滋养”部分，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操作性；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亦不仅仅是和当下的实践、需要紧迫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还应当和中华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当然，“学统”融入到“政统”，有一些过渡环节，不一定是“直接”的方式。

　　②从正面来建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这是实现“文化自信”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说，你要不走他人的路，一定要给人类探索出一条文明的新模式。“复兴”，也不是走自己过去的老路，那就还要奠定于现代文明基础上。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关系非常必要。过去的“二分法”（精华与糟粕、借鉴与汲取）无疑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有点过于简化——前提是首先我们能辨识清楚。“两创”（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的新提法，是对学界“体用论”、“综合创造论”的超越。这个文化新的发展方针，不光适合对自我历史文化资源的做法，也适合对外来文化的态度。要讲清楚对哪些是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可以对之“两创”，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否则，一些人口头上“自信”，内心里却建立不起来，即完全流于形式上的表态。我们以前对传统文化评价错了的，今天就要把它纠正过来，再评估其价值和智慧——话说得简单，其实对“根深蒂固”的偏见，要进行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一个耗费时日的复杂历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它意味着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一百多年，学来学去是必要的，但学到最后，人云亦云，丢掉自己的精髓性东西，没有自己的创造、创新就成了大问题。前些年，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反映了这种危机意识。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形势下，往往什么都容易“跟风”而不觉以为然。

　　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三观”乃至于治国理政上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三观”是从哲学意义上、治国理政是从形下意义上来说的。比如世界观中的自然观，我们发现近代科技工商业文明视野中的“自然观”是有缺陷的，其引起的“生态问题”需要吸收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自然观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念指导下才能最终解决。又如人生观，这本是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中华文化优势所在，如果能经过发展和转化，汲取马克思主义“人的科学”的思想和建立在自由而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理想社会目标等精髓，必将为人类世界开创出一个不同于主要奠定在物欲文明的新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和自觉遵循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自信”皆与传统文化关联密切，说它在当代治国理政中有建设性作用不过分吧？

　　④中国传统美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价值和意义更是不可低估。一些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靠市场的“自利”标准去调节人们的行为，“道德”几斤几两？还认为现代社会完全靠法制，道德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道德具有非常广义的内涵，甚至比我们讲的“公平”、“正义”等内涵还要丰富得多。最高领导人反复倡导的修身修心之说，其实已经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领域的一些乱象说明，我们不是缺乏“契约”的精神，而是丢掉了诚信的优良品质，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文化刻不容缓。有些人把法治与德治简单对立起来，或把德治直接等同于人治加以批判；“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无所谓主辅，简直一体。“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目标，达到了吗？恰恰更多的情形下，重视的是才艺知识，这个大目标往往在过程中被“虚化”。因此，传统美德的培育要和家庭、社会、学校乃至于党风党建方方面面结合起来。

　　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认识论的标准，将文化分为感性文化、理性文化？社会的文化建设上，往往重视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观的部分，比如一定程度上把文化等同于文艺（文艺有理性的成分，而主要以感性的方式呈现），注重演示性的外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性文化除了学界圈子以外很少去关注。厚实的文化自信，首先是奠定在心灵深层的高度认同——乃自我“说服”的一种无形力量体现。不只是单纯的感情认同，而是你要自己能说服自己为什么自信于此，否则极易被外在事实摧垮信心。因此，必须上升到理性自觉认知的高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无需掩饰，几百年来我们理性文化建设质的突破不够，从形上到形下创新不足，已经相当程度地制约了中华民族的步伐。新时代“文化使命”责任重大，“文化创造”空间巨大。

　　朱康有：从“话术”到“话道”，欲让人广泛接受先应自强武功

　　凤凰网国学：您觉得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融汇，重新诠释，能不能回应当前争议不断的“文明冲突论”？这在国家治理上能不能为中国道路提供一套可以为不同文明价值观的人们所广泛接受的话术？

　　朱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实质上是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文化融汇。尽管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进程中，这种“融汇”走过一段并不平坦的道路，有时甚至发生一定的碰撞，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两种文化正在慢慢携起手来，统一汇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下。各自的文本就放在那里，它们之间的特色将永远保留；但“融汇”的步伐在现代条件下或将加快，这可以看作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击。

　　“文明冲突论”的根底是文明优越论，美国当代提出的“优先论”就是这种论调的反映。此论调本质上与“种族优越论”相差无几，有的国家不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还蒙蔽在种族之间的斗争中吗？不过是有的走向战争的冲突，有的只是表现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而已。一直到现在，种族之间的隔阂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多元化的全球时代，各文明体之间如何相处？我们提出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主张，就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新文明观，意在超越那种基于丛林规则的零和博弈游戏。“有你没我”，大家的日子可能都不好过；合作共赢，才能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与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天下观”及其国家、民族系列理念，尽管行为体的存在有差序性，但整体上可兼顾各方利益，海纳百川，择善而从，取长补短，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亦可为当今全球治理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发。其“和而不同”的主张，无疑应当成为今日多元文明相处之首选。西方有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这一点，认为中华文明多民族国家几千年融为一体的独特文化智慧能为世界走向统一提供经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标往往指向其上帝天国的统一。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指引一条现实之路——通过争取人间的平等，消除外在差距和异化，达到理想社会目标。强调伟大的斗争精神，自我奋斗，使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消失，进入全面和谐的发展状态。敢于向不良的社会因素、孤立封闭的私有观念作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优势，与我传统文化中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精神可结合起来，增强刺激奋进的外部动因。

　　我们追求的并不只是一种“话术”的表达，暗含着“话道”的建构。为什么古人讲“大道相通”呢？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应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所谓“忠恕之道”、“絜矩之道”，都是将心比心，把自己放在和别人平等的位置上，甚至按照“礼仪”的要求，自居其下，有意识地礼让别人，立己立人，利人利己，充分顾及对方的利益诉求，使他人不得不折服。这样一套哲学理念，谁人不能够接受？不同文明价值观的人们迟早会认同，“有福同享”，出现问题大家共同来想办法，尊重共同体中每一位成员的意愿。这就打破了过去价值观上的“强者公理”、“二元对立”等非此即彼处理方式，更适合对国际“大家庭”的治理。

　　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是由其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拓展，来证明其生命力的顽强。毋须旁证、毋须辩解，它们自身的历史就是证明。欲要为人们广泛接受，先应自强武功；“虚弱”之道，没有人愿意听你去纷说，因无强大的生命力作证实。然亦存在着某种说话的方式，即“话术”，将不同文明的相通地方找出来，作为理解、沟通的开始，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亲切感；切勿以强制、命令的口吻“言说”。“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研究其他文明的特征和内核，尊重其所张扬和禁忌的内容，多站在对方“听”和“感”的角度，雪中送炭，急人所急。在利益的基石上，融进情理，真实亲诚，逐渐在价值观上取得一致，使共同点扩大、增多、加深。

　　“中国道路”影响全世界。怎么样把这条“道”走好而不引起别国的猜忌、围堵，确实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国民主和独立意识广泛宣扬的时代，再依靠武力的“大棒”渐行不通，由谈判、说服得来的“公理”越来越赢得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携起手来，融汇贯通，同时吸纳多元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即一定能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探索和贡献出独特的、无偏弊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