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清平乐》热播，剧中，这位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受到观众追捧。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剧中有关君臣议事的剧情，都大量的引用了《论语》《大学》等经典儒家著作。宋仁宗一生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本期【国学大家谈】摘录王琦、朱汉民的文章《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剖析宋代儒学的发展环境。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摘要】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

　　它是从士大夫立场出发而建构的理想的帝王之学，体现了宋儒对汉唐儒法杂糅治国理念与王安石变法的反思，以及对时代与社会问题的回应。宋代帝学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实质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断被士大夫「期待」与「塑造」，以道统规范治统的过程。

学、道、治之间：帝王

与士大夫的共同价值选择

　　鉴于秩序重建与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宋代帝王「无不典学」，汲汲于「学」以求「治」，力图通过儒家经典学习，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确保政治稳定与江山永固。士大夫则以经筵为平台，将儒家之「道」的价值理念注入经典诠释之中，通过经筵讲学等方式，力图影响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实践。两者在为学求治的目标驱动下，逐渐形成了以「学」明「道」，以「道」出「治」的共识。

　　1.学以求治：帝王的为学追求

　　宋初帝王以「学」求「治」的期望甚为殷切。从宋太宗任命吕文仲为侍读，至真宗置侍讲、侍读学士，到仁宗开迩英、延义二阁，经筵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定型，即是帝王力图通过儒家经典学习以达治道的产物。尤其是在经筵讲读的经典选择问题上，宋代帝王均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治理为标准。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君人之道，抚之以仁，制之以义，

　　接之以礼，示之以信」

　　如太宗时因「《尚书》主言治世之道，《说命》居最」，命孙奭、李至「讲《说命》三篇」。关于《春秋》的进讲篇章，仁宗要求「删去蔓辞，止取君臣政教事节讲之」，并且只要是「能远鉴前代兴亡之迹”的「图治之要」，「每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尝令有讳避。」英宗时赞扬张景所说《尚书·洪范》，「以三德为驭臣之柄，犹为善论。」神宗称赞司马光「经术行义为世所推」，命其进读《资治通鉴》，敷陈治道。

　　反之，只要是不符合图治要求的内容，一律予以摈弃。如仁宗时天章阁侍讲林瑀上《周易天人会元纪》，因「以阴阳、小说上惑天听」而被落职，通判饶州，便是典型的例子。可见，通过经典学习，汲取政治经验与致治之术，提升治国效能，实现国家治理，是宋代帝王不懈的追求。

　　2. 以「道」引君：士大夫的教育理想

　　宋代士大夫认为帝王之学与不学，直接关系到国家之治乱。「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要实现秩序重建的王道理想，就必须以儒家之道，引导帝王成圣德立圣治，因而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通过经筵讲学的经义发挥，以「道」引君，致君尧舜。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

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

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

　　如仁宗时赵师民在经筵讲《论语·季氏》篇，以「君人之道，抚之以仁，制之以义，接之以礼，示之以信」，引导仁宗当以「至诚」立天下之大本。杨安国讲《尚书》，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引导仁宗「正身修德以御下，利节用俭以阜财，厚生敦本以养民」。通过循道修德，实现国家治理与百姓安康。

　　熙宁年间，王安石入对，宋神宗问为治之先务，王安石对以择术为先，「当以尧、舜为法」。程颢向神宗上奏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当「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提倡用儒家「正学」引君于「道」，比隆三代。哲宗时范祖禹进呈《帝学》，倡言「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并将其源头上溯至伏羲，确立了尧舜至周孔的儒家道统序列。元祐中朱光庭上奏札曰：「圣人未有不学而至于道」，希望哲宗 「专心圣道，以致圣德」。

　　可见，至少在北宋中期，以儒家之道教导帝王，提升其道德修养，培养尧舜般的圣王，已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因而他们大多认为，三代以降治术驳杂，「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皆不足为也」。汉唐之君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历史功绩，但终究是崇尚功利权谋的霸道政治，不值得后世帝王效法。他们更推崇的是以三代政治为理想模式，以尧舜圣王为楷模，培养德称其位的合格帝王，来确保秩序重建与王道理想的实现。

　　所以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上官均曰：「人主之学，在乎简而知要，达而适用。知要在乎明道，明道在乎味五经之微言。适用在乎远观前世治乱盛衰之迹，而近稽祖宗圣明相继治天下之意」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通过经典诠释与运用，力图以儒家「正学」引导帝王，以「学」明「道」，以道统规范治统，成君德立圣治的教育理想。

　　3.道与治的融合：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价值追求

　　如果从帝王本身的立场出发，其以「学」求「治」更偏重于统治驾驭之术的掌握与治国效能的提升。因而无论是儒、道、佛之学，还是管、商、刑名之术，只要有利于国家治理与江山稳固，皆可纳入帝王学习的范围之内。如太宗相信「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神宗留吕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孝宗则倡言「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等，即是这种为学内容与治国方式杂糅的体现。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虽王子之亲，其必由学；惟圣人之道，

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刑国」

　　但从士大夫角度而言，他们更希望以儒家「正学」来引君于「道」，以君德成就作为帝王外王事功开拓的根本前提，以此确保国家的政治治理符合儒家仁政德治的王道理想，这就需要建构一种与之前重功利权谋不同的、新的帝王之学。因此，他们特别注意以经筵为平台，挖掘经典的经旨要义，通过讲学将儒家的价值理念传递给帝王，引发其共鸣，影响其立身行事。

　　如景德时真宗为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饯行于龙图阁，邢昺指《礼记·中庸》图「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真宗深表「嘉纳」。庆历时经筵讲《诗·角弓》篇，仁宗有感而发：「幽王不亲九族，以至于亡」。杨安国借机建言：「冬至日，陛下亲燕宗室，人人抚藉，岂不广骨肉之爱也」，引发仁宗了对尧舜之德的倾慕：「《书》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尧之盛德也，朕甚慕之」。

　　读《正说·慎罚》篇时，经筵官「述后汉光武帝罢梁统从重之奏」，宋绶借机劝诫仁宗：「王者峻法则易，宽刑则难。夫以人主得专生杀，一言之怒则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宽难也。」认为为君者当慎用专杀之权，多行善政。这种利用经筵讲学，发挥经义、议论时事、启沃君心、互相交流的方式，无疑是促进君臣在价值理念等方面达成共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由于在国家政治中，帝王需要依靠士大夫维持国家稳定与政治运作，因而不得不部分地接受士大夫的价值理念及其对帝王「角色」的期待。为此，帝王也会有意识地向士大夫传递其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认可。如太宗曾语重心长地对赵普说：「卿国之勋旧，朕所毗倚，古人耻其君不及尧、舜，卿其念哉。」希望君臣在治国理念上能够达成某种共识。

　　皇祐时仁宗曾内出「欹器」，以示群臣，命以水注之，展示其「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的特征，并与群臣共勉：「朕欲以中正临天下，当与列辟共守此道。」丁度等拜曰：「臣等亦愿以中正事陛下。」仁宗以「欹器」晓谕群臣，无非是希望以祖宗为法，君臣互勉，共守儒家中正之道，实现政治稳定及社会治理。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朕欲以中正临天下，当与列辟共守此道。」

　　又如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虽王子之亲，其必由学；惟圣人之道，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刑国」，下诏为宗室子弟增置学官，聘请教授，用儒家圣人之道指导宗室子弟修身立德。王安石以「学术」指导「政治」，获得神宗的认可而发动的熙宁变法，便是将回向三代的理想付诸政治实践的典型事例，体现了宋代帝王对儒家之「道」一定程度的认可。

　　由此可知，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交流与交往中，虽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立场，但在「学」以求「治」整体目标的驱动下，宋代帝王部分地接受了士大夫以儒家之道来成就君德，规范政治，致君尧舜的价值追求；士大夫们则通过儒家经义的重新诠释，引导帝王学习的重心由「术」向「德」转变，将帝王外王事功的开拓建立在内圣基础之上，既满足帝王求治的需求，又确保国家的治理出于王道而非霸道，从而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

　　作者简介：

　　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院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麓学者领军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等。

　　本文节选自《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原文刊发自《鹅湖月刊》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