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继孔子之后先秦儒家在“学”的问题上发挥最多的思想家，《劝学》一篇，酣畅淋漓，素为世人所重，至今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把荀子的这种崇学观视作一般性、孤立的东西，而是置于整个学术史、思想史的领域中来审视的话，那么这种观念实则具有某种实质性的思想价值和标准。这种价值和标准，不仅将先秦儒家与其他诸子百家之间区分开来，而且在先秦儒家内部，也将荀子之学与孟子之学的差别加以凸显。更为重要的是，荀、孟在“学”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始终以一种潜隐的方式，贯穿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进程中，某些表面上看来仅仅是学术性的争议，却完全可以追溯到这种思想分歧上。

　　一、孔、荀相继的儒家崇学思想路线

　　作为儒家学说的缔造者，孔子非常关注“学”的问题，《论语》中记载的有关言论可谓顺手拈来，俯拾皆是，如：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统计，在《论语》中，“学”作为实词概念出现过64次，仅次于“仁”（109次）这样的核心词。不涉及“学”字，而含有“学”之意义的话语就更多了，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等等。此种遍布于《论语》诸篇中的言论，从内容上讲也极为丰富，既有简略的劝勉之语，也有深刻的治学方法，不一而足，多成为今人口耳相传的格言警句，足以见出孔子对“学”的重视。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崇学观，他所作《劝学》篇，可谓是先秦儒家首次系统性阐述这一观念的论文。这种继承性，在历代《荀子》书整理者那里得到了体现。汉代刘向整理《荀子》，为其编定目次，置《劝学》为首篇，至中唐时期杨倞首为作注，对目次进行了重新编排，与刘向有所差异，如将《性恶》篇提前，而置《尧问》为末篇，但仍以《劝学》为第一。这种编排是颇有深意的：《劝学》对应了《论语》首篇《学而》，《尧问》则对应了《论语》的末篇《尧曰》，这样，《荀子》书就与记载孔子言行的经典《论语》在形式上形成了对应关系，通过这种对应也就表达了编目者视荀子为孔子后继者的看法。杨倞说：“观其（按指荀子——作者注）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荀子注·序》）就把这层意思说得很清楚。

　　就《劝学》篇显示出的儒家学说特色来说，荀子在这篇论文中阐述了先秦儒家在“学”这个问题上的两个重要观念：一是“学”的行为，二是“学”的对象。前者阐明的是学习的必要性，即“劝学”之“劝”，劝勉人们要笃行“学”之实践，要“学不可以已”。其中很多内容跟孔子之语相仿，如“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是对《论语》“思而不学则殆”的进一步发挥。后者阐明学习的对象，即《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孔子谈“学”，较为宽泛，但其核心对象也是儒家经典，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即是以“六经”作为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荀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而加以系统的说明：“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他对学习的对象内容、次序安排作出明确的规定，认为学习是有始有终的，从诵经开始，而终乎《礼》；通过这一学习的过程，能够理解儒学的真义，使自身的修养从一个普通的士人，而能逐渐向圣人看齐。

　　由孔子到荀子一脉相承的崇学思想，实则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之为儒家的一种标志。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就具体人物来说，孔、荀之间有很大相似之处，即二人皆以老师的身份而获盛名，所以重视“学”，劝勉学生子弟致力于学，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授的内容等等，实则与这种特殊身份相关。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设立私学的教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特为后世所称誉，被尊崇为“至圣先师”，人尽皆知，自不待言。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游学于齐国，曾多次担任当时人文荟萃之地稷下学宫的祭酒，其学生如韩非、李斯、浮丘伯、陆贾、张苍等皆是著名人物，故司马迁称其“最为老师”（《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对先秦典籍的保存和传授，孔子之后，以荀子的贡献最大，秦火之后，《诗》、《书》等经典能够再度传习，有赖于荀子后学的发扬。儒家重视经典，重视传承，因此在“学”的问题上就特别关注，可以说，儒学能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延绵不绝，这种崇学的思想在其间着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对于“学”的重视，把儒家学说与其他诸子学说之间区分开来。从儒家的起源来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仁义”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六经”则是其崇奉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学习，领悟仁义的理念，才能通达于大道，成君子，成圣人。所以对经典著作、礼仪规范的重视与学习，乃是出于儒家自身的规约，非如此则不称其为儒家了。相比较而言，其他诸子百家则没有像儒家那样关注“学”的问题。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其开创者墨子本人虽出于儒学之门，曾对儒家典籍、礼仪规范相当熟悉，却最终成为儒学的反对者。墨家反对儒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儒家秉承的周代繁文缛节、等级礼法的批评，“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提倡“节用”、“非乐”，以素朴的方式生活和干政。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墨家的着重之处在“行”，而不在“学”，《墨子·非攻》篇所记载墨翟本人不辞辛劳奔波于诸侯之间以平息战乱的事迹，很能说明墨家的这种倾向。作为先秦另一大思想派别的道家，也对“学”不甚重视。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是把“学”作为“道”的对立面来看待；庄子则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也不认为学习知识乃人生之要事。老庄的学说，虽然有其辩证的一面，但是不把“学”作为通达“道”的必要途径，则是非常明确的。至于其他各家，在“学”这个问题上大致相仿，都没有孔、荀这般重视。

　　二、荀、孟在崇学问题上的分歧

　　虽然我们把崇学思想作为儒家学说内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但是先秦儒家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产生了分歧。作为先秦儒家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大师，孟子则很少关注“学”，他既不像荀子那样，开门见山，对此专门发表系统性议论，而且比之于孔子，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学”，他谈得也很少。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一句话可以总括：“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按照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学”，即对知识的学习，是一种向外的、延展的行为，有其外在客体对象，孔子、荀子的“学”，都主要是这个意思。学习所指向的客体对象，可以是典籍文献，譬如《诗》《书》，也可以是相关的人物，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都具有这种含义。但是在孟子那里，“学”却是一种向内的、回返的行为，它无需假于外物，直归于本心即可，也就是说，孟子不认为学习是向外的求知，而是向内的回到自我，回到内心。

　　孟子的这种态度，与他提倡的性善论是一致的。在孟子的学说中，人性的根底就是善的，有仁、义、礼、智的四端，万物皆备于我，那么个体的修养要达到至善的境地，要成为圣人，就无需假于外物，而是不断地扫除外物对内心的干扰，恢复到人性的本真之善来。这里涉及了儒家的人性论问题。我们知道，人性的善恶，孔子没怎么讲过，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等很简略的话，并没有判定人性的本质是善是恶，“孔子的仁的思想所关注的始终是各种善的价值的实现，……他从来没有想过将仁作为一种特定德性以便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将这一意义上的仁确立为某种人性规定”[ 杨晓伟：《仁礼关系与仁的形而上学结构及其思想史意义》，《东岳论丛》2017年第2期。]，但是在孔子之后的孟、荀两位先秦儒学大师那里，人性善与人性恶成为彼此最大的分歧。荀子站在孟子的对立面，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认为要达到“善”的目标，决不能只依凭本性本心，而是要通过“伪”的途径。何为“伪”？杨倞注曰：“伪，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这个注解是否得当，今人尚有讨论，但其中包含的一层含义是可以肯定的，即“善”并非天性自然可以顺之达致的，而必须通过后天的作为才能够获得。那么，这种后天的作为是什么呢？“学”就必然为其主要方式和形态。相反地，不进行学习，不懂得遵守礼法规范，任由人的情欲自在发展，则必然导致“恶”的后果。由此可见，孟子、荀子之间，虽然都以“善”为目的，但是取法上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向内者，唯求放心，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是故可以不学不虑，而仍可良知良能。向外者，化性起伪，曰“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也”（《荀子·劝学》），是以人生虽有涯，而好学无厌，不可以已。

　　先秦儒家关心身心之修养，知识之构成，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干预政治、应对时代之现实问题。孟、荀在“学”的问题上的分歧，就因此在二者的政治观念上得以体现，在二者的政治实践中得以验证。孟子之“学”，在讲求内心，内心如果能够达到“仁”的高度，那么一切外在的行为包括治理国家等等，都可以获得合乎道德的现实价值，这其实就是儒家由“内圣”而开出“外王”的思想进路。所以，孟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应对各国君主的咨询时，一概以“仁政”作为出发点，而置具体的利害于不顾。从具体现实的角度看，孟子从这种抽象的、内在的“仁”来要求当时的诸侯，要求他们成为像尧舜那样理想化的圣人、仁君，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是故司马迁说：“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这就无怪乎诸侯不用其说，甚至嫌他“迂阔”了；而孟子最终也不得仕，只能通过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荀子则不同。从政治实践看，他不仅自己先后仕于齐、楚，为兰陵令，其弟子李斯等更是秦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政治家和参与者。同样出于儒家学派，为何孟子的学说被当政者认为“迂阔”而不被采纳，而荀子的学说却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呢？路德斌先生指出：“孔、孟哲学与荀子哲学事实上是两种不同处境下的理论，前者对应的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导的家国同源与同构的‘分封制’政体，而后者对应的则是以地缘和政治关系组织为主体、血缘宗法关系日趋衰微且不可逆转的‘郡县制’政体。当然，这种处境的不同并没有改变荀子依然还是儒家的学派属性，但不能无视的是，在很多层面上，荀子的思维和思想确确实实因此之故而较之孔、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与这种处境密切相关的治道问题上，由荀子运思而出的是一个与孔、孟的‘内圣外王’之道十分不同的治道理念，这就是法治。”[ 路德斌：《“内圣外王”之拘蔽与法治理念之转出——论先秦儒家治道理念的逻辑演进》，《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荀子政治理念的形成，不是抽象地固守血缘宗法社会条件下的政治道德化的“内圣外王”思路，而是依据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现实，讲求隆礼重法、礼法并用，因而符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后人甚至评价说：“当斯时也，苟任荀卿之儒术，广圣深道，用之期月，荆可王矣。”（唐皮日休《春申君碑》）在这一维度上，荀子所强调的“学”，就不仅仅是为学而学，不是胶柱鼓瑟一味因循旧说，而是具有“学以致用”的态度了。《劝学》篇云：“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诗》《书》固然是经典，是学习的对象，但是用它们来治理国家，犹如用手指去测量深不见底的河流，用武士的矛戈来舂捣小米，用尖利的锥子去切开瓠瓜一样，所用的工具与所要实现的目的之间毫不相称。所以，仁义用以修身则可，用以治理国家的还需礼法。

　　三、汉宋与荀孟：学术史分歧的表与里

　　中国古典学术史，犹指汉代以后迄于清末的学术发展历程，向被前人总结为汉学、宋学两派。[ 按此二派说，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库提要》所谓“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之语，清儒如江藩、阮元等皆赞同此说。周予同先生提出三派说，析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为三，甚有见地。（参见周著皮锡瑞《经学历史》序）但本文以郑玄等混乱家法杂糅今古文为据，一仍旧说，特以两派之区分验证荀孟之分歧，周先生的观点可备参考。]此种分别，出自清代考据学家的意见，他们为了反驳宋、明以来的道学只重视阐发义理，疏于对经典的研读与辨证，故而重新提倡汉代学术的作风，尤以许慎、郑玄为宗。汉学，以注疏经传，辨析字句，考镜源流为己任，务求通晓经典著作的本意，以此作为学术思想的起点。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宋学，即道学、理学、心性之学，在清代考据学家看来，则疏于求证字句的原义，擅自加以发挥，“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从史实上考索，此言虽标明“宋”学，其实并非宋代即如此，因宋时道学尚未全面占据主流，而宋代的学者在注疏经传的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即如道学家的代表朱熹，为《四书》作注，虽没有汉儒那般详尽，但言简意赅，了然清晰，不是真正有学者难以为之。但是，作为一种发展的导向，宋学相对于学术而言迄至明朝中后期逐渐走向了蹈虚甚至荒诞的一面，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历来关于汉宋之别的看法各有不同：或者赞扬宋学之思想的发挥，以明末为思想大解放时代者有之；或者认同汉学的严谨态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国学立足之本者亦众多。要之，思想与学问两者之间，竟而形成了相互扞格、水火不容的对立态势，时至今日尚有“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说法。按照通常的逻辑，学问乃思想之根基，思想乃学问之升华，二者之间本不相抵触，而是相依相傍的关系，何以在中国学术史以及思想史的上竟形成了这般局面？有论者说，清儒之所以专注于繁琐考证，而置思想于不顾，是因为满人入关主政，施行文字狱等等钳制政策，因此知识分子不敢言思想，而将精力投入到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琐屑考据中。这种说法几成定论，而其从社会政治角度所做出的论断也不可不谓极有道理。但是笔者仍持有怀疑：先就学术发展自身来看，上述的说法就不甚可靠。清代考据学的勃兴，不是从清人入关，而是从明朝末年就先期展开了，从刘宗周到顾炎武，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空谈心性、疏于读书的弊病，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观点，自觉地对宋学进行批判，转而致力于典籍的研习、注解、考据工作。这提供了另一条解释的思路，即学术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自律性，并不仅仅受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内因则可能是导致其中断、变革乃至复兴等等表象的决定性因素。沿着这条线索，我们继续向前追溯，那么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了汉学与宋学的分裂与殊途呢？笔者以为，正是由来已久的荀、孟在“学”的问题上的分歧，在唐宋之际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思想语境中被凸显出来，成为汉、宋之别的真正内因。

　　其一，荀孟之别与汉宋之辨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发生、发展是共生性的。关于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唐代中晚期由韩愈主导的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上面。韩愈为应对佛、老之学的泛滥与挑战，首倡“道统”说，要为儒学的呈递关系作一种正名，在向前推演的过程中，他独推能拒杨、墨的孟子为楷模，以孔-孟这条路线为儒学的正统，且断然宣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他的这种断语，就把孔、孟之外的儒家统统排斥于“道统”之外，尤其针对荀子。尽管韩愈对荀子之学并未全面否定，并且称其“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读荀子》），“荀卿守正，大论是弘，……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进学解》），但是在“道统”这个严酷的标准面前，却仍不能见容于统序之内。[ 韩愈对孟、荀的评价有多处，既有孟荀并举之语，也有扬孟抑荀之语，矛盾处颇多，其根本上还是与“道统”有关。详见拙文《论韩愈的荀学观》，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最为关键的是，当韩愈将孟子与荀子相提并论时，称孟子“醇乎醇”，称荀子则“大醇而小疵”，首次将孟、荀作比较，且得出了孟高荀低的结论。要知道，在韩愈之前的儒学发展史上，自太史公为两位先秦大儒作传开始，向来孟荀并举，从未有人考校二者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另一方面，汉唐以来以尊经学经为主，唐初更是进行了官方整理，作《五经正义》为遵循修习的范本，诸子之学仅作为解释经典的附庸，其地位并不彰显。韩氏之论一出，遽尔引发了诸多思想争议，一者向被忽略的诸子之学被抬升起来，二者则是有关孟荀的比较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及至宋代，一方面由于韩愈“道统”说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道学家为建构自身思想体系之所需，孟子的地位越来越得以提升，相对地，荀子的地位则逐渐下降乃至于湮没不彰。程颐曾评价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朱熹则更断言道：“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可见，程朱理学家关注的重心在孟子的“性善”上，以此作为建立学说的基础，那么处于对立面的性恶论者荀子就成为的批评排斥的对象了。事实上，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思想的进路都是从孟子心性之学上开启的，随着这种被统标为“宋学”的新学说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兴盛，孟、荀之间不平衡的态势越趋极端化。孟子不仅在元丰七年（1084）从祀孔庙，又在元至顺元年（1330）被奉为“亚圣”，相反地，荀子则在明嘉靖年间被罢祀，几乎被逐出儒林。与此同时，《荀子》书虽然在中晚唐时期有了杨倞的校注本，但自此以后却很少有人关注，相反《孟子》则由朱熹重新进行章句注疏，与《论语》等并称《四书》。自此《四书》之学反而超越了《五经》，成为官方指定的开科取士之范本，而《孟子》也逐渐地升入“经”的行列。

　　从上述历史进程的描述看，宋学代汉学而兴，实则与孟学升格、荀学没落并时发生。这既是一个学术史的事件，也是一个思想史的事件，二者是纠缠在一起的。清儒汲汲于考据训诂之学，以此来指斥宋学的偏颇，却未能深切了解其中的根由，正因思想观念的变化，带动了整个学术风气的转向。虽然清代中叶以汪中为首的学者开始关注荀学，著文立说，颇有中兴气象，但终究未能扭转风向，为荀学正名。

　　其二，荀孟之别与汉宋之辨在实质上则具有同构性，前者乃是后者的内因。历来虽没有刻意将荀学与汉学并提，但荀学实则与汉学密不可分。荀子是战国末期最后一个大儒，也是儒家经典传授的著名教师，所以司马迁称他“最为老师”。考察史籍，大小戴的《礼记》、申培公的《鲁诗》、韩婴的《韩诗》、毛公的《毛诗》、伏生的《尚书》等等，都与荀子的传授有关，或为嫡传，或为私淑，两汉经学尊崇师法，看重传承，而大都以荀子为鼻祖。朱维铮先生说：“荀况是汉代经学家尊信的大部分经传的先师”。[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虽然从学术的角度看，清代考据学家推崇的汉学多指向校雠训诂之学，并非荀子的思想学说，但荀子的传授之功、劝学崇学的观念，则与汉学的整体精神并无二致。

　　宋学不以传统的尊经学经为务，甚或指责其“佶屈聱牙”，为“断烂朝报”，固然有其创新的一面，但如因此将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则难免过犹不及，流于空谈无物、言过其实。前文论及，孟子之所以没有像荀子那样崇学，其根源就在于他所主张的性善论：既然人性本善，那么要达致善的目的，就无需假求外在的事物，而只需一味回返内心，唤起本性之善念即可。宋学以孟子性善论为根基，推演开去，自然也是一种向内的学问取向，在朱子那里还要讲讲格物致知，到了心学家那里，不但格物致知不讲了，并且化用禅宗，颇以参悟为能事。先秦儒学所奠定的基本精神，由于失去了荀学一脉，而渐趋于偏至，甚或走向歧途。

　　汉宋之辨与荀孟之别，实则一表一里。从表面看，宋学逐渐放弃了汉学考据的功夫，而以阐发思想为要务；从内里看，则是孔-孟之道彻底压制了孔-荀的这条思想路线。前文已经谈到，孔-荀这条思想线索中包含了极为重要的崇学观念，而在这一点上，孟子就与荀子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舍孔-荀而就孔-孟，其实就舍弃了作为源初儒家立身之本的“学”。“学”的缺失，以清儒的观点来看，尚不过缺乏对古书典籍的研读能力，而从更深一层的思想角度看，本立而道生，不务“学”这个本，而一味追求自明见性，体悟善端，不知其所学，或驳杂不纯，入于释、道，儒学自身则何以立？韩愈倡“道统”，其意在排佛、老，但是从宋学的表现来看，佛、老倒是吸纳于内，儒学正宗的大师、汉学的鼻祖荀子倒被排挤在外，这也算足够吊诡的事情了。

　　结  语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孟子、荀子都是其继承者，是先秦儒学的代表性大儒，但二者所继承孔子学说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相互对立的层面，尤其在“学”这个问题上，二者差异甚大。荀子崇学，秉承孔子之意；孟子求仁，同样传承了孔子的学说，但孟学趋于内在化的心性之学，对向外的求知之学则颇显疏略。孟荀两家同属儒门，汉唐以来并举于世，直至韩愈倡立“道统”之说，尊孟而抑荀，引发了一场遍及思想与学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则有汉宋之争，在清代成为一种普遍的定论。从历史的共生性角度看，汉宋学术之间的变化，实则伴随着孟荀思想地位的变化；从逻辑的同构性角度看，正因孟荀在崇学观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推崇孟子的宋学逐渐代替了以荀子为先师的汉学。表面上看仅仅被归结为学术史的问题，实质上却是由思想史的问题作为内因所驱动的。

　　这里并无意在孟、荀之间判断出孰优孰劣，孰高孰下，而着意于纠正历史上的一个偏颇，即荀学在中晚唐乃至其后历代由一个并不完善的“道统”所牵绊，竟至湮没于无可名状、乏人问津的情形，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殷鉴不远，时至今日，或许可为荀学作一番正名的工作了。

　　本文原载于《东岳论丛》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