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他的结论是,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一、“曲阜讲话”传递“文化自知”重要信息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专程来到孔子研究院,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发表了被很多人称为“曲阜讲话”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可以说是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一些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清晰,有偏见、有误解,不自知、不自信。“曲阜讲话”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人类文明思想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提供了很多基本理念,有些是独自的贡献,有些是不约而同的共鸣。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要树立时代新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的这次讲话,可以与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相提并论。“南方谈话”重点解决了经济领域里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曲阜讲话”则重点解决了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以“曲阜讲话”为标志,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文化复兴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宣告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反传统的传统”正式终结,因而必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二、济古维来,百世可知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需要传承下来、传播出去。无论对内传承还是对外传播,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都十分必要而且关键。因此,“正本清源”必然成为当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唤醒、激活文化基因,需要“弄明白”,进而“讲清楚”,澄清认识,消除误解。

　　中国人经常自豪地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那么是什么原因才没有中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孔子。“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加封孔子大成至圣碑》)这个评价与后世学者对孔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从孔子上溯两千五百多年,历经尧、舜、禹时期到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中国的早期文明。海岱地区和汶泗流域的曲阜,正处于上古文明核心区,炎黄遗风,东夷余韵,殷商传统,周鲁礼乐,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在这里交织交响,相融相生,为孔子的诞生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和土壤。多种文化类型,提供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基因,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儒家学说,先天上具备了包容、和合的特质。孔子之前,中华文化已有两千五百年之发展,通过整理“六经”,孔子把这些文明成果总结在自己手中,不但使上古文明得以传承,而且吸收转化,集其大成;孔子之后,中华文化又有两千五百年之演进,都是从孔子手中生发出去。孔子,是华夏文明济古维来的关键人物。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虽然出现过因为内乱、因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所导致的割据、分裂局面,但分裂却并不解体。经过或长或短的分裂对峙,最终都能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文化和政治统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生存环境,都大大得以拓展。虽然民族众多、风土有别,但国人都能读懂《史记》《汉书》,都会背诵李杜诗篇,都亲近长江黄河、长城泰山,都向往塞外风沙、烟雨江南。这样一个文明,能够具备持续五千年的生命力,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在持续生长,不断丰富完善;不仅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国家,反而一直在促进各个民族的不断融合;不仅使自己的国家发展壮大,而且影响到周边地区,影响到全人类,向世界输送价值观——那么,就一定有一个主流文化在持续起到整合、融合、和合的作用,毫无疑问这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学。

　　孔子作《春秋》,融入了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逐步形成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到汉代,董仲舒提炼出“大一统”的观点,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从此凝聚为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的牢不可分的文明体。历史在演进,时代在发展,要与时偕行,随时调整,适应时代,但其核心的规律和本质是不会变的。所以,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历史文化不但“十世可知”,而且“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因为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统一的价值观引领下,一代又一代承继发展的。“一世”是三十年,从西周建立到今天,刚好是“百世”。孔子的伟大就在这里,他早就预见到,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这种核心价值理念,是支撑其整个信仰体系的基石所在,规定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理想,指引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文明走向。

　　三、孔子思想与儒学精髓

　　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自我调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中国古人以极高的智慧实现了“道”的圆融和变通,形成了宝贵的整体观、统一观、和谐观。

　　(一)“仁者爱人”的理念核心

　　“仁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仁者,人也。”孔子最重“仁”,《论语》中讲到的“仁”共有109处。我们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了203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仁爱”观念,“以人为本”理念,也是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

　　“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礼记·祭义》),仁爱首重孝悌,这是儒家伦理大厦的基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并不仅仅是说传宗接代、繁衍生命最大,更不仅仅是生儿子最大,而是要把先人创立和传承的“道”继承弘扬下去,不使文化断根,不使道统灭绝,这是后人对祖先最高层次的孝。

　　由孝可以延伸为忠,因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出仕从政呢?孔子说,只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能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为什么说只有做官才算是从政呢?孔子很自然地把孝与忠、把齐家与治国联系在了一起。

　　在孝悌的基础上往外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孔子家语·五帝德》),由爱亲人推到爱别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爱自然山水,这才是“仁”之全体。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思想,对于解决困扰全球的生态环境等诸多难题,有着重要启示。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只用鱼钩钓鱼,不用大网捕鱼,因为细密的大网将使大小鱼儿都无所逃遁;不射杀傍晚回巢的鸟,因为幼鸟盼归,射杀宿鸟将毁掉两代生命。

　　(二)“修已立德”的成人之道

　　孔子的教育理念,不是简单的知识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教育,而是成人、立人、达人、爱人教育,目标是养成君子。君子不应该是只拥有某种技能,并以此为谋生手段的工具性人才;君子谋道不谋食,既为君子,便不应以器自许,而应以道自任。“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的高度,就是和谐与和平的保障。瑞士哲学家孔汉思在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时,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两点: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另一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为政以德”的管理智慧

　　人组成了社会,就需要有社会管理。在孔子心目中,治国就像驾车,驾驭车马要“以道服乘”,治国理政更是如此。孔子说:“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孔子家语·王言解》)“霸”可以做到强大,“王”则意味着伟大。越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越需要共同信念和崇高信仰。孔子的方法简单明了——树立正气,化民成俗,需要用为政者的“正”引导社会的“正”,以正为政则无不正。

　　(四)“因时制宜”的时中精神

　　中国古代有久远的辩证法传统和分类管理思想。早在大禹时,就已经根据各个地方距离国都里程远近和土地类别不同、人口数量不同、发展基础不同,规定赋税的不同种类和比例,以便地方,以利国家。孔子担任中都宰时,“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担任鲁国司空时,孔子“别五土之性”(《孔子家语·相鲁》),注意辨别各种土地的特性,引导人们在不同类型的土地上种植不同的作物,从而各得其宜。这种种做法,都蕴含着“中道”思想的智慧之光。曲阜阙里孔庙第一道大门名为“圣时门”,取意于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的理论是最适合时代发展的,不墨守成规、死搬教条,而是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与时偕行。

　　“中庸”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待人处世的准则,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孔子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它是道德准则,也是思想方法,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孔子讲的“中”是“时中”,是根据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中”,其精髓在于有“经”有“权”,强调以礼制中,以刑教中,一切要以是否合于“义”而定。

　　(五)“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孔子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定分止争,重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人伦秩序。作为现实政治的关切者和积极参与者,孔子关注的并非是显赫的武功、耀眼的政绩,而是最平常、最普通也最广泛的民生福祉。他深情描绘了一幅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状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人人齐心协力,构建一个美好富足的理想社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同梦”一直是中国人的不懈追求。

　　所谓“和六律以聪耳”,把高低、快慢、长短、清浊不同的各种声音统一协调起来,才能产生动听的音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多元差异,和谐共生,美好只能存在于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之中。从尧舜以来,中国圣贤尤其是孔子,关注社会问题的核心即是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以“天下万邦”为背景的思考,决定了即便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孔子思想依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用性,本着与时偕行的“时中”精神,必将更大程度地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奉献给全人类的伟大礼物。

　　原载：《人文天下》2019(17)

　　作者：刘续兵，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