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丢掉的东西捡回来，当然我要说的，肯定不是我们丢了一个钱包或者丢了一个手机或者丢了一个什么物件，需要我们把它捡回来。我在这里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是我们不自觉间丢掉的东西？这就需要“拾遗”，也就是我们要把它捡回来。

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在学习和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时，往往有那么一点丢三落四。丢掉一两个字无关紧要，可是要丢掉一段话，或者有些句子弄得不完整，那就可能出麻烦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要挖苦别人，可能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蠢，真是愚不可及！”其实这个“愚不可及”，本意真不是挖苦他，而是在表扬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愚不可及”前面，还有一句话，叫“智可及”。这是曹操在评价他的大臣荀攸时说的：“公达外愚内智，外法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意思是一个人的聪明、才干，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锻炼去比肩，但是一个人的大智慧，即大智若愚的这样一种愚，就学不会了，因为这是做人有品位的一种境界。如果忽略前面的“智可及”，只说后面的“愚不可及”，那么这种表达是不完整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理解得不完整，丢三落四，那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就不仅是不理解，而且是一种歪曲了。

常常被忽略的“修身”

　　如果说儒家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大学》可谓是儒家的开篇之作。朱熹曾说，如果一个人要去了解儒学的话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读《论语》，了解儒学的根本精神、主要观念，之后再去学《孟子》，而如果要研究里面很精深的东西，就要学《中庸》了。因此开始一定要读《大学》。在《大学》中我又建议大家一定要看第一章，首章为什么那么重要呢？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中曾经说过：“《大学》首章，三纲领，八条目，其间处处有无穷义蕴，世儒只是忽悠过去……此篇确是圣学提纲，于此不通，六经未许讲也。”所以《大学》重要，其第一章更重要。

　　但是我发现在很多场合，对《大学》首章，很多人只背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却常常背不出来，或者是忽视了。这段话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在《论语》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常常说“物有本末”。什么叫“本”？修身是为学之本。《大学》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修身为本。《大学》说到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德、亲民、至善”。“明德”包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都属于内修的境界和内涵。“亲民”就是讲外治，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接内修和外治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修身。修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修身是为学之本

　　在传承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遗忘？我认为，这里很关键的，就是可能忘记了教育或者学习的初心，即“学以为己”。《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古人看来，“为己”的含义是讲你学到的东西首先要去修养自身、陶冶自己的品格和德行，而不是去追求外在的名利。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意思是君子通过学到的东西让自己本身的格调、品味能够提高一点；他又说“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意思是小人学到东西是为了跟别人做交易。

　　《太平御览》说：“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意思是，古代学者学到一个好的东西，首先考虑怎么身体力行，而现在有些学者得到好的东西是想着怎么取悦别人，追求功利。《颜氏家训》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意义的。

　　什么是为学之本？修身是为学之本。

　　我们现在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但有些人总是讲西方的这个好、西方的那个好，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有优点，但是中国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比西方差，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觉得比西方还要强一些。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追问，让别人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他自己，我把这样一种教育观、学习观叫作“学以知己”。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大学一解》里，专门将中国“古之学者为己”的学习观点，与苏格拉底的观点进行比较，他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此则较之希腊人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意思是“学以为己”不仅仅是以意识上的认知为目的，而且要强调自身的实践，梅贻琦先生当时写这篇文章时，就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比较时优势在哪里。为学之本，是中国很重要的传统，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特色。

　　修身五步：定、静、安、虑、得

　　清华的老学长，原来在西南联大还当过教务长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在帮梅贻琦先生草拟的《大学一解》（一稿）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定、静、安、虑、得，是修身的五步功夫，而所谓修养者，固非履行此五步功夫不办也。”意思是说我们要真正回到为学之本，真正做到修身或者学以为己，就得按这五步功夫来做。

　　第一步是“定”，也就是，始终如一地做一件事。

　　按照朱熹的说法，所谓的“定”就是“志有定向”，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这个人有定力。你有没有定力？会不会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就摆来摆去？换句话说，这个“定”也就是你能不能抵御外部对你的各种诱惑而始终不渝地从事你所相信的事业。在今天这个社会中，诱惑是很多的。我过去在清华担任主持文科工作的副校长时，好几次在全校科研工作会，包括文科院系的会上，跟大家说：“我希望大家少做事。”大家一听就纳闷，都说多做事，你怎么让我们少做事。我后面还有一句，“你真正做几件在历史上留得下的事”。尤其是对我们清华的师生来说，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外部有很多诱惑，你能在这样的一种诱惑面前有所选择，真正做几件能够对人类有价值，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事儿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虎头蛇尾的事情，要始终如一地做事。

　　前不久，我在清华大学教学评估之前对全校教师做了一个报告，题目叫《清华本科教育的质量标杆》，评价清华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不能简单地看他就业的时候有多少机会，看这个不充分。为什么呢？因为清华的学生进来的时候就是全国最好的学生，出去的时候很好，这个没什么奇怪。关键在于，你的成长幅度有多大，能不能始终如一地在这个领域中把你所学的东西学好，你跟你入学时比较有多大的提高，尤其是价值观的塑造。当时我用了一个概念叫“敬业”，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提到的。“敬业”，就是这样一种定力，用中国的老话讲叫“主一无适”（《二程·粹言》）。“主一”就是对事物的敬重，而“无适”就是讲“一”，所以“主一无适”的说法就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把一个事情做好，做到极致。这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清华每次的毕业典礼，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邀请一位校友给师弟师妹们介绍经验，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大官、大企业家，也不是什么大商人，甚至可能也不是什么大科学家，但是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持续、长久、坚定地工作，以至于干出自己的成绩而得到社会的认可。我请校友会的同志给我做一个调研，清华优秀的校友们中跳槽的多不多？后来他们做了一个统计数据，凡是优秀的清华校友，尽管由于产业的调整、转型，市场的变化等也会有工作的调整，但是他们从毕业到第一次工作调整之前，基本上都是十年之久。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能不能有定力，对能不能真正出成果、真正成才，至关重要。

　　《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就是把当下的事干好，他不是心有旁骛，这山望着那山高。庄子也说：“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吾蜩翼之知。”意思是要做一件事，就把这件事情看作自己的生命，而不能用其他的事情跟它做交换。一个人有没有定力，这是一个人修养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种定力就是轻浮。轻浮会怎么样呢？扬雄在《法言·修身》中说：“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所以潘光旦先生说五步功夫第一步是定力。

　　第二步就是“静”，也就是，心不妄动。

　　如果说定力是抵御外部诱惑的话，人怎么抵御自己内心的躁动呢？这就需要第二个字“静”，“定而后能静”。

　　有时经常是内心的躁动使一个人难得安分。“静”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是“谓心不妄动”。老子《道德经》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谓“为学日益”，就是说我去学习各种知识而不断地积累，不断对自己有所增益，能够更多了解这个世界。“为道日损”是指，如果真正要体会这个世界的道、规律，有的时候你每天都要做减法。也就是说，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杂念、欲望都要去掉，你才能真正静下来。做人做事，不能有太多的想法。想法太多，动作就容易变形。有些网球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往往打最后那几局关键比赛的时候会失手，为什么呢？往往因为想法太多，导致失误增多。

　　汉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叫河上公，他说过：“人君不静则失威，治身不静则身危。”就是说当君王的，你不能浮躁，不能乱动，如果要乱动的话就缺乏威信；要是自己人生缺乏这样一种静的话甚至都有生命危险。宋代范应元也说：“重可载轻，静可制动，故重为轻之根，静为燥之王。”“静”对于人的思维、包括人的生命都很重要。高校应该成为使人心静下来的地方，成为消解躁气的文化空间，教师要静心从教，学生要静心学习，通过研究学问提升境界，通过读书学习升华气质，以学养人，治心养性。

　　第三步是“安”，即踏踏实实地做事。

　　朱熹“谓所处而安”，意思就是有了“定”和“静”以后，才能真正安下心来做事。对此，熊十力先生有个解释，所谓的“安”即“收摄精神，不令驰散，此时心地炯然，不起虚妄分别。”（《十力语要》）你能不能“安”，能不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这里，不要让它天马行空，这对于修身来说特别重要。有的学校的个别教授，一年1/3的时间在外面讲课、开会、评审，出席各种活动，这样还有多少心思能放在学校里做研究、教书？我在这里再冒昧地说一句，在座的各位，你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每次看手机的间隔时间有多长？能不能每次把这个间隔时间拉长一点，让自己收摄精神的时间长一点？“安”的关键，就是能够真正踏踏实实地做事。

　　梁漱溟曾经在《欲望与志气》中说：“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很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这段话就是提醒，越聪明的人往往欲望就越大。

　　第四步是“虑”，也就是要有长远的思考。

　　“安”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种境界“虑”。“虑”按朱熹的说法就是“处事精详”，要能够深思熟虑。《黄帝内经》有一句话讲这个，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什么是虑？就是人要对事物有个前瞻性的考虑，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叫远慕，不是说想到一件事情就很冲动地去做，而是有长远的思考。《论语》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第五步是“得”，包括做人得体、做事得当。

　　这个“得”，不是说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得到了什么物质上的东西。根据郑玄的解释，这个“得”，是指“得事之宜”，就是能够得到待人处事的最恰当的方式。如果用两个词概括，第一个叫“得体”，第二个叫“得当”。做人很得体，做事很得当，这是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别人说你这个人聪明其实没有什么，说你这个人做事很得体，那就是非常高的评价。

　　在乾隆皇帝的寝宫养心殿挂着一幅《是一是二图》，乾隆皇帝在上面题写了四句话：“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是一是二”什么意思呢？是说你看世界上的事物要知道它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不要绝对、武断，要很客观、很全面地去看。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那就是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下一个词是“不即不离”，就是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太远，要有距离感，这叫度，中国人讲的“中庸”这个度，把握好这个度，这个事情才能做成。所谓“儒可墨可”，意思就是儒家学说要参照，墨子的学说也要参照，因为墨子强调的理念跟儒家的理念有所差别，但是我能够兼容并包结合起来使用，如果能够做到这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就是“得体”“得当”。

　　格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中断，意味着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将失去他的明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这样一种记忆的连续性，说明这个人本身也就缺乏了明智。

　　我非常希望，我们能不断去思考，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去拾遗。我们的教育自信、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通过继承、创新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实现。

　　(本文系作者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的主题演讲。谢维和,1954年生，教育社会学家,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现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