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简单地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典籍。宽泛言之，中华各民族从古代到今天，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蒙学读物、习俗、礼仪、语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技、音乐、舞蹈、戏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思想、心理、信念、宗教、政治、伦理等，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这样看来，国学仍是无所不包的。

　　上个世纪初，旅日学者借用“国学”这一概念，想表达的是与西学相对立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涵。也就是说，他们的原设定是国学与西学的对立与差异。但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日益融合，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其实，国学不是国故，不是旧学，它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国学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我们今天谈论的国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知识层面、价值层面与精神信仰层面。

　　就知识层面而言，国学是从认字开始，了解名物训诂和典籍，这虽然需要工夫，却可以通过老师和工具书，从简单到复杂，慢慢积累起来。

　　就价值层面而言，国学主要是教我们做人，引导我们树立健康的文化价值观。

　　就精神信仰的层面而言，国学主要解决我们安身立命的问题，解决终极性的信念与关怀的问题。

　　在中国教育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要营造一种氛围，要把学习、借鉴中外文化或文明，渗透、贯穿在儿童、少年、青年乃至成年教育之始终。我们强调开卷有益，希望国民虚心学习，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

　　在这里，外国文化不仅指西方，还应包括印度、埃及、阿拉伯、东亚等，包括全球上各族群、各地域的古今文化。

　　我们积极引进、学习外国文化是必要的，但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心骨，有对自己文化的深切理解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或文明对话的前提是文化或文明的自觉与自信。自信不是盲目的，是以自觉为基础的。

　　我们一定要深度地理解本国文化的根源与发展、正面与负面、辉煌与包袱。

　　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的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是他们人文修养的基本功。

　　法国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习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的哲学名篇进入了他们的中学教材，当然也进入了他们的“高考”试卷。

　　为什么我们中学生的教材鲜有古代哲学的原著经典？我们是否低估了中学生对古典原著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法国对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学，即重视古典语言学和希腊、罗马的典籍以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接受上述古典教育，并浸润于其中。

　　二十多年来，民间一波又一波的“国学热”表明国人对于国学迫切地需求。当然，国学热不免鱼龙混杂，需我们积极引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既然国民需要且渴求了解国学，那我们体制内的学校里的国学教育就应当系统展开起来，学校理应成为传承国学的重要基地。

　　传统文化宝库中有大量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幼学琼林》等，还有一些家训、家书等读物，这些都是“正蒙”的好教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其他典籍中都有不少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教育我们如何立志有恒，如何做一个对民族、对人类有用的人。

　　一个中国人，应当掌握好母语，应当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同时还要对基本经典下功夫。

　　经典如《四书》《老子》，古代文人必读的《左传》《孟子》《庄子》《离骚》（或《左传》《史记》《庄子》《离骚》），都是基础。五经（《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或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有条件、有能力的人一定要读经。

　　我们认为，国学的基本经典应当系统地、分别地、循序渐进地纳入大、中、小学的课本教材中。我们要好好研究，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下三代，若干代，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国学基本经典的教育，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也关系到一代代国民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

　　对青少年来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很重要，尤其是学校教育。因为学校给学生以系统的、相对准确的教育。国学教育也是如此。

　　我国传统的教育，特别重视培育孩子们的性格和品行，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古人说的“蒙以养正”，或“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由有德的家长与老师对儿童发蒙，教他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理想情操的人。

　　儿童从小受到父母长辈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如果他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都端正无邪，这将有益于他一辈子的健康成长。也就是说，对儿童、少年给予正面、正确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人之父母、人之师长，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孩子从小就在中正而无偏邪的环境氛围中生活，增强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打下做人做事的基础。这也是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基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又一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行的大学教育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十分薄弱，有很多大学生，不仅是理工科学生，还包括文科的学生，对国学的基本精神与经典知之甚少，没有经受系统的国学教育与训练。人文、人性的价值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都是长久的、根本的。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做什么人、培育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也不是手段。

　　孔子提倡诗书礼乐之教。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夫子让弟子优游、涵养、陶冶于诗书礼乐教化之中，养成健全的人格。

　　国学中有很多内容及教育方式属于博雅教育及君子人格培养的范畴，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品位与品质，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

　　其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作用很重要。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给中学生写修身教材，为到法国去打工的华工写讲义，讲如何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转化为近现代的公民道德。

　　一个人要成人是不容易的，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扰。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国民的文明素养需同步提升。有人说，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学习国学似乎并无用处。但我认为，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

　　陈寅恪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就越丰厚，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等外来文化之真，越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按照现代的要求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

　　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国学教育主要是要提高人的素养，培养社会的正气，不仅美政，而且美俗。我们应当始终以这个目标为奋斗方向，坚持以教书育人为本，强调培养德艺双修的人才，有立德之本，有看家的学术本领，掌握传播交流的手段，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