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台高速公路到曲阜，首先看到的是名曰“孔子列国行”的大型雕塑；走104国道从北部来曲阜，进入城区首先看到的是“孔子列国行”曲阜城市标志。在世人心目中，孔子就是一个栖栖遑遑、四处奔波的人。事实上，孔子一生奔波，仅仅他“周游列国”的十几年，孔子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也足够正常了。 

　　孔子为什么要游学

　　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士人都是经常在列国之间游走的。孔子本人就说过：“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像孔子这样游学讲学，漂泊不定，可能是那时许多士人的常态。尤其在官学式微之后，人们礼乐知识的丰富，为政经验的学习，恐怕都需要“走出去”才能做到。孔子不仅“入太庙，每事问”，还向老子问礼，向师襄学琴，听说郯国国君到来便连忙跑去请教。他说自己“欲观夏道，是故之杞”“欲观殷道，是故之宋”。因为他“学无常师”，才最终“博学不穷”。孔子求学东奔西走，推行主张也四处游历。

　　孔子以后，不仅他的弟子“散游诸侯”，先秦时期的几位儒学大师也都如此。子思、孟子都游历各国，孟子甚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浩浩荡荡，可谓场面宏大。荀子甚至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了齐都。那个周天子威权衰落、诸侯纷争的年代，人们的生活不再平静、安逸，各种文化因素不断强烈碰撞，为思想发展提供了契机。下层的士人得到了解放，他们关注民事，关怀社会，逐步取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而那些汲汲以求霸业的诸侯也渴求人才的帮助，他们“厚招游学”，推动了士阶层的兴盛，产生了以“劳心”为特征的知识分子。

　　政治的多元为思想文化的多元提供了前提，诸侯列国彼此不相统属，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得多。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士人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的才干，独立进行创造性精神劳动，“游学”之士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精神性创造事业。因此，作为社会的特殊阶层成员，士人们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任用，推行政治主张，同时又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就曾以自由的鸟儿自比，认为自己可以在政权林立的众树之间选择栖身之所。

　　那么，孔子都去过哪里？孔子去过多少地方？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孔子还到过很多地方，至少他去过齐国，到过杞国，到过宋国，还到了东周洛邑。孔子行迹遍布各地，他不仅是因为“好学”而“求知”，更为实现理想而奔波。梁启超认为，包括孔子思想在内，诸子学说“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胡适则认为,儒、墨、道、法等家“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都是正确的说法。在那个“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乱世，孔子“志于道”，希望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孔子以维护天下一统和重建王道之业为己任，到处奔走，希望实现社会理想。他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标志，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治国安邦。在他看来，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和谐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观孔子行迹，我们能学到什么？

　　当年，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曾到鲁地，专门感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他的话：“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他在深深思考：天下君王至于贤人是很多的，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何以能够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孔子“至圣”，所以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我们今天纪念孔子，学习和弘扬他的思想学说，那么，也可以向司马迁那样读孔子书，观孔子行迹。

　　由于地处孔子故里，我有幸得以见到更多倾心向慕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人士。二十多年前就有香港友人“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后来又有媒体采风团驾车感悟孔子“列国游”，近些年来，组织类似活动的人更多。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人们这样做，都有大致相近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回想孔子的时代，理解他的艰辛，感受他的指向，走近他那颗平凡而伟大的心灵。

　　观孔子行迹，实际是为了与孔子建立链接，走近他的那个时代，走近他那颗伟大的心灵。有时，我们所观孔子行迹，或者为后人附会，未必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但它可以把我们带到历史的深处。这就像参加祭祀活动，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每当我们置身其中，处在一个“如在”的环境中，去追寻，去思考，就会使我们生发特别的情景感，这就像古圣先贤所说的“知人论世”，更好地感触与接收经典中圣贤的“善言嘉语”。

　　无论参观还是祭奠，抑或其他礼仪活动，在于涵养心性、陶冶性情。在这样的活动中培养人的内心情感，便不言而喻，人们观孔子行迹，不仅仅在于“观”，而更重要的是同时开展心中的“思”，“观”或“游”这种形式背后，有“敬”的心理生发和情感升华。古代强调“以祀礼教敬”，例如孔子经常教导大家：“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强调“敬鬼神”“祭思敬”，都是说的祭祀时“敬”的重要性。孔子强调礼的损益关系，时代变化，礼的形式随之改变，但其内涵是不会改变的。

　　人之敬来自心灵，人之敬取决于信念与信仰，因而祭祀具有特殊的神圣性。敬是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是指人受感动而产生的恭敬和钦佩。通过祭祀仪式达到“致其敬”的目的，所以“敬”之于祭祀须臾不可离，无论形式怎样变化，目的都在于借助庄严、庄重气氛的烘托，使现场笼罩在神圣的氛围中，人们放弃自我而置身其中，使个人得到感染与熏染。

　　参观与凭吊之类的游学活动，其意义正在于此，否则“游”缺少了灵魂。这就是说，人们游览古迹，凭吊孔子圣迹，耳闻目睹，有见有思，就走进了孔子，走进了我们的文化传统。 

　　孔子游学对当下的启发

　　孔子强调道德教化、修齐治平，主张德育以“行”为其出发点，靠“行”来检验。我们应将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及善于引导学生思考等思想贯穿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孔子与弟子一起进行的教与学，往往与“游”在一起，例如他们曾“北游于农山”，“游乎缁帷之林”，他与弟子们畅谈志向、读书弦歌，德性与志趣的提升也就融入了“游”的过程之中了。

　　孔子还有一句话在今天影响很大，这就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远游”之“远”乃相对而言，它可能不仅仅在于空间或者时间，更有心灵的因素。孔子时代与当今不同，那时通信、交通不便，子女在外，连捎个信儿回家都很困难。试想，如果子女“ 不归”时，肝肠寸断、哭瞎双眼的不都是疼爱自己的爹娘吗？远离父母，难尽最起码的孝道，恐怕只能徒留“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类的浩叹。当然，今天通信便利、交通便捷，可以经常电话问候父母，父母需要侍奉时子女也能及时出现，可以不用斤斤计较距离的远近。孔子所说的“不远游”，基本精神在于为人子女不可不知父母的牵挂，这是一个并不难理解的道理。

　　这里，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在“父母在，不远游”之后，孔子紧接着还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游必有方”。所谓“方”，是指方向、地方或者处所。父母在世，尽量不要远游，却不是不可远游。一方面，父母盼儿女平安，儿女盼父母健康；另一方面，父母期待子女成材，子女也希望自己成材。理解父母的牵挂，知道自己的义务，就不该远离父母的视野，应当让父母“知其所之”，不用苦苦挂念和担忧自己去了哪里。孔子的话符合天理人情，不可拘泥解读！

　　说到孔子的“游”，很多人可能会首先想到他曾“周游列国”。算起来，他在世的七十多年中，有五分之一的时间离开鲁国。孔子年轻时曾适周问礼于老聃，至晋学琴于师襄，在齐闻《韶》乐，到宋得《坤乾》，至杞得《夏时》。孔子的最后一次“出游”是从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4年，“周游”期间他可能也曾返鲁，但时间不会太长。人们通常说他“周游列国”即指此次出游。

　　但孔子后来的“周游”更像是“政治流亡”，他长期漂泊，恓恓惶惶，目的是寻找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理想国度。良禽择木而栖，但他到处奔走，却未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孔子“周游”说见于《孔丛子·记问》。孔子作《操》曰：“周道衰微，礼乐凌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师？周游天下，靡邦可依。”孔子感叹王道废弛，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国度。他自称“周游天下”，《吕氏春秋·孝行览》则称“孔子周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孔子周行”。显而易见，他的出游实际带有很多的被动与无奈。

　　孔子“志于道”，他的“周游”远远谈不上轻松洒脱，与现在所谓游学、旅游、游说也不可同日而语。十四年间，在弟子们的陪伴下，孔子于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各国之间颠沛流离，饱尝艰辛。有人不解，有人讽刺，有人揶揄，有的弟子也不理解，但他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充满矛盾，他依恋“父母之邦”，但为了实现“道”，只能去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一个能实行王道的国度。孔子可能也苦闷过，但他不曾消沉。他认为：“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弟子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越是不容于世，越能看出他的君子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