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
来源：天津日报作者： 2017-01-10 14:39
楼宇烈教授
重视礼乐教化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所在。礼乐教化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后者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更强调文以载道、以道统艺。
中国艺术注重表意，讲究体悟，要求艺术家在从事艺事之前，应当树立向天道学习的志向，认识每个具体事物的本性，并建立起道德的自觉，这一点深刻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
◆伦理的文化
礼乐并重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它是一种人文的文化，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精神。那么，这种人文精神是怎样养成的呢？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一方面讲的是礼，作为一种伦理的教育，体现出一种伦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是乐，作为一种艺术的教育，或者说是美育，体现出的是一种艺术的精神。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艺术精神所包含的意义比一般的艺术教育或者艺术宽泛得多，它并不是指写诗、绘画这样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是指体现艺术追求和境界的一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超越了具体艺术的一种精神。
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伦理的精神，一个是艺术的精神。二者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即“别异，明分”，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建立社会秩序。而乐，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用来“统同、合群”的。
社会是一个群体，用礼来把这个群分成各种不同的身份、地位、等级，明确各自不同的责任、权利、义务；同时又通过乐教来使得这个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达到和谐一体。人们通过乐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感，通过乐来交流，从而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礼、乐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合格的人、有高尚品德的人。
由艺入道
在中国，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紧密结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常常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们经常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道德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在极致点上是完全汇通、合二为一的。
乐教从狭义来讲，就是指音乐教育。中国古代讲的音乐是把诗歌、舞蹈都包含在内的，因此音乐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从广义来讲，乐教指所有的艺术教育，或者美育。
对于乐教，孔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即必须从《诗经》开始，然后“立于礼”，最后“成于乐”，即通过乐来完成对一个人的培养。这就是把乐看成是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
古人之所以把音乐教育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们认为，音乐是感人最迅速、最深刻的，音乐可以移风易俗。
《礼记》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叫《乐记》，是讲音乐的产生和音乐的社会功能。读过之后你会体会到，它不仅仅是指音乐这一门艺术，还包括了整个的艺术教育。
《乐记》认为，礼和乐是相互配合的，并把乐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强调。同时，它还认为音乐对人的感受力、震慑力是最为强大的。它讲：“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如果音乐教育进行得很好的话，那么人们会耳聪目明，血气也会和平，并且能移风易俗，这样天下都会达到一种安宁、和谐。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通过乐来引导社会风气、培养人们的情操。形式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停留在形式上面，停留在外在的东西上面，就根本不是乐的本质。
其实这个思想孔子也讲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难道就是玉帛这些被作为礼品的东西吗？乐难道就是这些钟鼓吗？这些都是乐的末节，都是外在的东西啊！真正的乐教，或者说艺术的精神，其实是通过这些东西来寻求人生最高的境界。
《乐记》里面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音乐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品德，培养人的德行，而不是培养人的艺事。它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也就是说，德行是最高的、最重要的，而艺事是其次的。
中国人认为艺术不是一种竞技性的、表演性的活动。对于体育的认识也是这样，六艺“诗、书、礼、乐、射、御”中，“射”跟“御”实际上就是体育活动，但它们的本质也不是竞技性、表演性的，而是要通过这些艺术的、体育的活动来陶冶性情，来寻求人生的更高境界。
《乐记》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把艺事放在第二位。通过艺术，人们追求一个人生的根本道理。一个最高的境界，就需要由艺入道，同时要用道来统摄艺，这应该是中国乐教中一个最根本的精神。
艺以载道
美育教育的社会引导作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特点。在以前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是非常少的，最初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能进学堂，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都是文盲。但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却都懂得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从何而来呢？其实就是通过艺术的教化。说书、演戏等，都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尽管不识字，但他们对于做人的道理可能比那些识很多字，有很高文化的人，把握得还要准确。
这是在民众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呢？当时非常强调艺术的修养。在艺术修养中，作为作者来讲，要寄托他的志向，寄托他的一种人格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而作为读者来讲，也要从这些作品里去体会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
对于好的诗篇和散文，人们常常会评价说“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们不仅辞章华美，更重要的是寓意深刻。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中，有一篇《岳阳楼记》，应该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发出的“先天之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慨叹，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这样的名句，不仅辞藻优美，而且含义深刻。
对联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未出土时就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描写的是竹子，非常贴切。没有出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节，当它长得很高的时候，几乎要接近云的高度了，中间还是空心的。表面上是描写竹子，实际上从里面能体会到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的品格。人就应该像竹子一样，要有节操，而且就算到了再高的地位，也还要虚心，要谦逊有礼。
艺术精神就是这样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因为在艺术精神中包含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所以它必须要载道。艺术不只是一个为了满足欲望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是用来教化民众、和谐社会、休养生息、陶冶性情的。因此不能玩物丧志，不应该好恶无节，而应当通过艺术的修养，通过文以载道，以道来统艺，来提升欣赏的趣味、审美的境界，进而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艺术的文化
得意忘言 得意忘象
中国艺术的特征是非常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这是从艺术跟它的社会功能的关系来讲。从艺术本身的特征来讲，应该说中国艺术更强调表意，而不强调形式。孔子讲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不是说光敲敲钟，打打鼓就是音乐了，要强调的是音乐的内容。这种注重表意的特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这个理论上的支撑来源于玄学家，他们是在解释《周易》的时候归纳总结出来的。
我已经多次讲过，两汉注重《周易》的象数，而魏晋玄学注重《周易》的义理。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王弼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得意忘言。他认为，卦象也好，彖辞、卦辞也好，爻辞也好，都只是表意的工具。人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去掌握意，而不是停留在象和言之上。所以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得意，得了意以后，可以忘言，也可以忘象。只有真正忘掉象和言，才能得到意。
言外之意也是庄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庄子说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渔网叫筌，用渔网的目的是为了捕到鱼；夹野兽的夹子叫做蹄，蹄的目的是为了夹到兔子。如果抓到了鱼，网可以放在一边了，如果夹住兔子，蹄也可以放在一边了。如果不专心去捕兔子，一天到晚关心网，那就既得不到兔子也得不到鱼。
王弼也用庄子的这个观点来解释言、象、意三者之间关系：“故言者所以明象，犹蹄者所以在兔，筌者所以在鱼，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也。”
这就形成了中国思想里面，强调获得意义是第一位的特点。而获得意义并不是一定的，它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会去把握的。
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董仲舒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诗》指的就是《诗经》；达，通达，指大家共同认识；诂，训诂，就是字的意义。“《诗》无达诂”就是讲《诗经》没有一个确定的共同的解释。也就是说，《诗经》是可以由每个人自己去体会的。《诗经》的六艺指“风、雅、颂、赋、比、兴”，比，就是比喻，个人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各种诠释。
这种“《诗》无达诂”的精神就等于得意忘言。把握一个意思，不能只停留在语言上。这就形成了中国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文以载道。就是说创作者一定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寄托他个人的一种志向、一种追求、一种理念或者理想。欣赏者也可以通过作品，体会到自己想要体会的那种东西。而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要还原到作者原先想要寄托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考据问题，而是一个体悟问题。因此就中国艺术来讲，创作者有创作，欣赏者同时还有创作。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中国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双重创作，强调内涵，而不是看重外在形式。创作是以立意、传神、韵味、吸引、生动作为最高标准的。如果只是形似，不能够传神的话，那就不是上品。而欣赏要得意、会心、体悟、回味无穷。如果只是看一看这幅画表面上像或不像，就没有意义。苏轼曾经讲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点。要谈论画，不能从外形、外表来看它像不像某个东西。如果只追求外在的形似，就跟孩子的见识一样了。如果是一首诗，它一定表达了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在里面体会到别的更深层次的意思，领会不到言外之意的话，那么这个欣赏者一定是不懂诗的人。苏轼的话很有代表性。欧阳修也说过类似的话：“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写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他非常感叹，说“忘形得意知者寡”，通过忘掉形而得到意，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太少了。
艺术到了高妙之处是无法言谈的，完全靠个人的体悟。西方人说中国人神秘，为什么神秘？说不出原因，只能靠自己去体会。欧阳修还有一个后记，是写给当时他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诗人梅圣俞的诗稿，他讲到了该怎么样去欣赏梅圣俞的诗——“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于意，不可得而言也。”
他在这里用音乐比喻诗，从创作者和欣赏者两个角度来讨论。他说乐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善于演奏的人，一定是得于心而且应于手的，没法用语言来讲述，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从欣赏者的角度又是怎样的呢？他说善于听乐的人也一定是得于心而会于意，能够领会它的意义，这也是无法言说的。
不管创作者也好，欣赏者也好，讲究的是心灵的沟通。一个是得于心而应于手，一个是得于心而会于意，都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些东西跟西方的艺术理论或者原则，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
依仁游艺
什么叫“依仁游艺”呢？这个说法来源于《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向天道学习，树立一个向天道学习的志向。接着“据于德”，德的意思就是得到，天的本性是天道，从天道那里得到每个事物具体的本性，就叫做德。道是一个总体的、自然的本性；德则是每个具体事物的本性。依于仁，就是要建立起一个道德的自觉。最后才能游于艺，即从事种种的艺术行为。
中国古代的“艺”，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狭义的艺术。古代的“艺”包括所有的技艺在内，指艺事。道和艺是相对的，道讲的是总的原则，艺是讲每一件具体的事情。游于艺指的就是你所从事的所有的事情。而在这之前，你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近代一位著名的画家陈衡恪，在讲到文人画的时候，就指出了文人画的特质。他说：“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情。”
这就是中国的艺术，不是把技巧、技术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作者的人品、见地、思想、学问放在第一位；并非从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功夫，而是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意义来。
中国艺术的这些特点跟它所强调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理论上也得到了“得意忘言”这种思维方法的支撑。
一闻千悟
言外之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可以说体现在了各个方面。譬如读书，书读得多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聪明，还要看他是否能从书本里跳出来。得意忘言，就是要求不但要进得去，更重要的是出得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书本内在的精神和要点。
中国人这种强调不能停留在文字上的思维方式，跟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都是在文字上面下工夫，都是通过文字来分析。而中国恰恰要求个人透过文字去把握内在的意义、要领或者精神。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中国的艺术品，才能够反复去欣赏、去体会，领悟其中的道理。同样是一幅画，用不同的心情去欣赏，会有不同的体会；不同年龄的人去欣赏，又会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因此，艺术的生命力是恒久的。中国的这种艺术精神，使得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生命得以永恒，可以随时随地给欣赏者一个新的体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重新创作的机会。
◆中国人的艺术与生活
中国的传统艺术深刻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这不仅仅是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也包括艺术自身的特点。通过艺术教育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才能去体会人生，体验生命。
中国的艺术强调经营布置。所谓的经营，就是要把各种关系处理好，有无虚实、刚柔动静、远近疏密、轻重浓淡、高低缓急等都要处理好。不要以为把画布画满才漂亮，有的时候空着恰恰是最好的。往往画中空的地方才是全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虚实相生。把所有的格局、虚实、浓淡都布置得当，达到和谐，才是好的艺术。
通过这些艺术思想，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因此艺术的修养，不仅能使一个人懂得艺术，更重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智慧的人。通过一个人的艺术欣赏趣味，往往可以看出他人品的高下，做事能力的高低。
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礼乐教化的精神。这些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
■ 珠玑妙语
★在中国文化中，礼、乐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合格的人、有高尚品德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通过乐来引导社会风气、培养人们的情操。
★艺术是用来教化民众、和谐社会、休养生息、陶冶性情的。通过艺术的修养，通过文以载道，以道来统艺，来提升欣赏的趣味、审美的境界，进而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中国的艺术不是把技巧、技术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作者的人品、见地、思想、学问放在第一位。
★中国的艺术强调经营布置。把所有的格局、虚实、浓淡都布置得当，达到和谐，才是好的艺术。
★艺术的修养，不仅能使一个人懂得艺术，更重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智慧的人。
作者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主要论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王弼集校释》《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
楼宇烈教授是中国文化积极的倡导者、实践者，他不仅创立了国艺苑，还兼任北京大学校内外几十家中国文化社团的顾问和指导，退休后仍常年奔波各地讲学，致力于传播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编辑：潘瑞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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