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家父好结交江湖人士，南来北往停驻者不绝，因得多见“奇能”之人：有自少林、峨眉学成归来者，或能飞檐走壁，或能隔空传音，或踏罡步，或掐手指，通天文，知地理……余亦从学紫白飞星、八卦游年之类，虽不知何用，而背诵如流。父亲亦背书，除堪舆命学外，《增广贤文》《神童诗》等亦不绝吟，又常代写乡党应酬之文，熏陶之久，我亦得其仿佛。

　　至于吟诵之兴趣，则幼时读书已有萌芽。滇东汉族多为明代军籍，我先族为洪武间受命征南之将军（原籍安徽），有明一代，世袭指挥，故语言为官话，民俗亦多江淮之旧，尤以读书尚留拖腔（即今所谓吟诵）。我甫入学，即一年级，小学老师为某族祖，其读书只以方言唱读。诸生习以为常。如此居乡间九年，而数百篇诗文唱而不忘也。余幼颇纯粹，以圣贤为期，不交恶少，乡里称之。中考名列前茅，录取曲靖一中，首次离乡。该校教学冠于云南，入重点大学无虞，于是潜心诗词古文，遂至于偏科。课余则醉心周易，至校图借书自学，能演卦推数，而向之所诵口诀，如有所悟。时高考作文，多用白话，余则以文言一试，竟得高分。考入中央民大，又于现场作文夺魁，传为佳话。课余则组织诗社，取友辅仁，诗词亦有大进，迄今得古近体千五百首。此社以吟诵创作并重，而后来从事吟诵之志愿者，亦多自此出。

　　回顾入大学以来，兴趣唯在古学。本科毕业时以格律研究为题，入中山大学读研，乃留心吟诵，论文即研究吟诵与格律之关系，及入北京语言大学读博，则专攻汉语韵律诗学。是十年来所学，似皆为吟诵而设也。自硕士毕业，供职中华吟诵学会，用力益勤，收集古今文献四五十万字，采录吟诵传人四五百人，而于吟诵更笃好之。

　　然余之研究吟诵，始于采录。十数年前，业师徐健顺先生受深圳慈善基金会之邀，赴少数民族地区保其传统音乐，立其文化自信。余随行采风。尝记在丽江采录一老妪肖氏，即兴而歌，歌皆七绝，宛如天籁。其家在山腰，白云在上，金水在下，高腔则穿透其间，余久为之震撼。盖此即古之所谓诗人也。今之诗人，口不能吟，笔则拗怒，是诗与歌为殊途，弃中国之传统不顾，为之叹息。余乃问师曰：“今少数民族尚能歌舞，汉族何独不然？”师曰：“非不能也，但未见也。昔日李白之赠汪伦，杜甫之赠花卿，岑参之托京使，莫非歌吟耶？其文辞雅驯，其音节铿锵，又岂乡野之所匹敌？然其形式，固无异也。”余讶其言。归而请教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研究院诸专家，乃知吟诵之线索，顺藤摸瓜，是采录之始也。自此乃与吟诵抢救、国学教育不可分也。

　　十年间，余率队全国采录，足迹及二十七省，采访千余人（余亲历者殆半），无论汉、民地区，凡有一鳞半爪之存者，皆不愿有遗珠之恨。盖每诵及欧阳子“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辄唏嘘不已。是以每次采录，均视为绝响。余尝亲历已约定采访之期而耆老先故，或者中风难言，皆成遗憾。于是不敢懈怠，奔走抢救，与时争先。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余之采录，可谓文化之旅，每至一地，则请教当地文人，访其耆老，寻其古迹，相与论一地之文风，察近代之教育，俾有助于今之文教。故虽在边鄙，或有礼乐之遗，不敢辞远，乐此不疲。记十余年前，余往滇西采录，至文献名邦剑川，虽为白族，而汉文之风颇盛，古城之中即有吟诵传人十数，能吟，能书，家弦户诵之风，犹见于斯地也。其地儒道佛三教并存，本主教、缅甸教亦共荣焉，民风淳朴温厚，何如旧时乡绅之地。

　　剑川往北，至长江最南湾，则为石鼓镇，茶马古道之要站，纳西族之聚居。余停车小憩，见有白墙灰瓦之所，大门洞开，墙上画一八卦，悬有月琴、二胡、箫笛、钟鼓等，乃进院问曰：“此何所也？”院中一妇正生炉火，答曰：“唱古乐处也。”于是请其演唱。彼召集乐队，为歌《浪淘沙》、《山坡羊》、《桂枝香》、《寄生草》等古曲，云为元军乐师之遗，而世代演奏于此也。

　　余欣喜若狂，竟有此意外收获。此后余在民间搜集古乐，盖肇端于此矣。宋词之唱法，久已失传，吴梅、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学家之高足能唱者，已不多见，仅蒐得数人音像，亦不过百年来唱法而已。求其古者，白石道人歌曲古谱十七首而外，则数民间之存者，可资参考。纳西古乐，遗落滇隅，世代传承，弥足珍贵，与之相印证者有台湾李勉先生所定古谱。李先生江西人，赴台前于修水古井得宋人结社绢轴，中有三十六首词，旁注小字“东来眉”等，初不解，穷究数十年，乃谓为简谱，于是考订成曲，重歌于世矣。其唱法则与纳西有似，则可知均具古风也。

　　余采录诸省吟诵，以苏、浙、粤、湘、闽最盛，传人最众，流派最多，且腔调优美，足观古风。论流派，则有唐调（唐文治、钱仲联、陈以鸿、萧善芗、魏嘉瓒、陈少松等）、华调（华钟彦、华锋等）、分春馆调（朱庸斋、陈永正、吕君忾等）、国子监调（吴承仕、张卫东等）、楚调唐音（张之洞、黄侃、宗远崖、宗九奇等）、叶家调（叶绍袁、柳游子、范烟桥）、雪庐调（李炳南）、行调（王佩行）等，论地域则有常州调（赵元任、周有光、秦德祥等）、湖湘调（何泽翰、史鹏等）、福州调（何振岱、陈侣白）、闽南调、河洛调、平江调（朱执中、王振华等）、辽阳调（张本义等）、客家调（陈新雄、张洪盛、杨远怀等）、分湖调（沈昌眉、张磵秋）、吴川调、鹿港调（王伟勇等）等为著名，皆有渊源，并称传统调。

　　余采录既富，则择善而从，终以唐调为钟情，盖其体系之严密，腔调之优美，理论之完善，无出其右者。且所采访大家，多服膺此调，江南亦以此调为最广。至读古文，则此派可谓独步天下矣。昔采录章太炎高足朱季海，道其故事：“蔚芝先生曾应邀来苏讲学，虽双目无视，而神情开朗；发挥经义，如话家常。背诵经文，自成雅奏，世传唐调，语不虚矣。或记亢仓子之对鲁侯有云‘心合于气，气合于神’者，吾于先生之讲学见之矣。以其禀赋之厚，涵养之纯，偶一摄衣升堂，居然神游八表。”其推重如此，余亦心向往之。

　　唐蔚芝文治夫子，学者称之茹经先生，江苏太仓人。清末经学家、古文家、教育家、工科先驱。先生于五四之后，见国故式微，学风不靖，乃昌读经救国之说，办国专，保国粹，正人心，救民命，耄耋之身不减其志，丘明之厄不害其学，风雨如晦，讲学不辍。数十年间，备极辛苦，其辗转办学之状，余拟之文化之长征。终以文行兼修，奖掖多士（如朱东润、陈中凡、王蘧常、陈柱、唐兰、冯振、蒋庭耀、蒋天枢、钱仲联、冯其庸、范敬宜等皆高足），挽世教于既衰，还天地以正气，而文脉得以传，国学得不灭。

　　唐氏以理学、古文名家，治学淹贯汉宋，融通百家，于近代洵称大师。余学力浅薄，不敢问津，独于读文法用力钻研，其阴阳刚柔之理，经纬贯通之义，已觉庞大。况其吟诵，缘情发声，因声求气，抑扬顿挫，黄钟大吕，于近世可称第一人。又历掌交大、无锡国专数校，门生遍布，读法广传，号曰“唐调”。先生七十岁、八十四岁两次录制吟诵唱片垂范当世，发行中外，并附《说明书》，为今人所能耳闻国人读书之最早者，亦为可供研究之最早资料。

　　我素好性理之学，除服膺朱子而外，于近代独爱唐蔚芝先生。不但其人格精神之感召，即其读书、教学之法，亦颇为吸引。故十年前初听唐调，即已倾心，既而得唐先生录音，又孜孜不倦，听千遍有余，渐于其口音、声调、气息稍稍熟悉，向之听不明者逐次而清晰。时居香山之麓，晨入山林，于无人处纵声朗吟，自录之与原音相比，反复改正，如是者有年，而运气炼气之法似有所得。愈久而弥爱，乃至尽弃幼时开蒙所学腔调矣。后数年，余颇用力于搜集古书，尤留心唐氏著述，已得《十三经读本》《十三经评点札记》《古人论文大义》《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堂文集》等木刻、铅印百余册。

　　虽未尽拜读，已感其学问之精微，思想之博大，用心之良苦，遂发愿承其余绪，而振励后学，乃仿唐先生私淑朱子之举，而亦私淑之。后无意间又得曾文正公《古文四象》，如获至宝，盖唐蔚芝读文法所脱胎者，而久未之见，一旦读之，与唐调读法密合无间，益知其渊源，乃着意研究唐调理论。

　　余不但以文学之法，凡语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通而用之，终有所成，遂以此为博士论文，首开风气，获优秀奖，入选博士后文库。余亦因此而为吟诵界所重视。然余固知唐调不但为读书法，亦斯文精神之所寄，故知人论世，而皈依唐门，甘为鼓吹矣。

　　兹亦借此机会，略述其大体。

　　唐调吟诵，诸体兼备，又因其文体之异，而变换腔调，最为特别。唐调实涵盖吟诗调、诵经调、读文调三种。此外，其古文之吟诵尾腔别具一格，先升后降，跌宕起伏，平中见突，最显文气，为今日他派所不备。唐调之源出多名家。唐门弟子谓古诗吟诵传自沈曾植，古文传自吴汝纶，既有铿锵金石之声，又得徜徉空灵之感。唐先生录音时，亦道其吟诵传自吴汝纶，远绍曾国藩。论者谓唐先生私淑湘乡，而得其真传（吴为曾门高足，尝于去世前在日本将曾氏古文四象秘诀口传心授唐先生，斯文遂存）。盖桐城派名重一时，为近三百年古文第一流派，其读书法以因声求气为极则，而唐调为其集大成者，故学者宗之。余虽已搜集文献，证明唐调源于桐城派，而苦无采录以佐证之，遂于壬辰秋，辗转安庆近月，访耆老，拜名流，将当地私塾读书调采录殆尽，以与唐调相比，期见其渊源关系。可惜当地桐城文风已渐，而腔调几不存矣。唯拜谒方刘故居、姚吴墓地，可以一尽敬仰之情。

　　后一年，知徐州有桐城后学郭广伟先生，乃往拜访。其吟诵传自大宗师吴北江高足徐仰仪先生，因得桐城吴氏读书之调，果不寻常。其诵之入神之际，眉头飞扬，笑容可掬，声音变化，千回百折之态，若见于空际。听之者神凝形释，文章内涵之秘，不待讲说而自明。此非因声求气之说？则桐城家法尚在也。余听之，其用气不间断、尾腔有所延，皆与唐调类似，唯不如唐调之显著耳。郭先生亦曾入无锡国专，但自云未尝习唐调，故其吟诵尚为吴调之正宗。相比而言，吴调简朴，而唐调丰富。二者吟诵之法相近，而调子相去甚远。后吾与苏州吟诵专家魏嘉瓒先生商讨，得结论曰：唐调与吴调法同调异。盖调为江南调，而法为桐城法。唐老夫子承桐城之余绪，扬因声求气之说，读古文气势沛然，运丹田之气，发金石之声，得曾文正公真传，所谓声出金石飘飘意远者也！余去年又往湘乡故里采录，亦不见曾氏遗风，则唐调之意义，更非寻常！噫！微唐氏，则不知湘乡，不知桐城矣！

　　唐先生之视吟诵，不但有助于感文气、通声情，而足以养心性、正风俗。先生常谓文格即人格，主张救国先救心，曰：“读文一事，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注意读文，则精神教育即在于此。”“人格日高，文格亦日进。唯天下第一等人，乃能为天下第一等文。皆于读文时表显出来。故读文音节，实与社会与国家有极大关系。”唐夫子以读经救国为策略，又以读法为先务，不尚空谈，颇收实效。余犹及见先生门人数位，莫不以气节感人。江阴陈以鸿先生，秉夫子之教，严义利之辨，时交大为日伪接管，乃辍学入国专，因得两度为唐门弟子。今九十七岁，精神矍铄，吟诵不辍，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每为后学指点迷津，细论当时人物，讲解读文方法，不辞辛苦，每年暑假来京授课数日，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余曾以博士论文请教，先生方住院，做眼科手术，竟不辞，术后五日乃批阅，每日十数页，半月方毕，而文中错讹一一批注，其细致有胜于导师者。且先生淡泊名利，讲课不取分文，令人肃然起敬！先生保留唐蔚芝读文灌音片一套，无偿供出以便研究，又模学既久，形神兼似。余数请其录音，垂范同仁，而先生坚辞，谓唐老夫子录音尚在，不必多此一举云云。其述而不作有如此。与世之追名逐利者，何啻霄壤矣！

　　南通萧善芗先生，唐门女弟子，诸体兼善，尤着意传唐氏诵经调，一生为语文教师，故录音传播海内，功德无量。近已出全集，又为读经者计，乃录《论语》全文之吟诵，常曰：“年迈体衰，不知能竟否？”顷闻已成，为之欣慰。命序于余，叮咛再三，序中只谈吟诵，不可涉私交。

　　盖此前《全集》之出版，为其母校六十周年献礼，余尝为之奔走，时作序叙述始末，本欲突显其人格精神，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用，无奈校方不许文言，又兼论及交情，乃罢。萧老来电致歉，以为空劳，此次新序，望补遗憾。余诺之。先生温柔敦厚，隐恶扬善，不妄言是非，只以老辈学者和而不同高尚事迹相教诲。然随交情日深，则又批评吟诵乱象，盖为公而不为私也。虽然，亦仅言谈而已，绝不行诸文字，其温厚有如此者。然先生之生平，颇多苦楚，均自忍受。昔在文革，因讲《谏太宗十思疏》，而遭武斗，囚居水房半载，下身至今不遂。时有同事不堪辱而自杀，先生则坚挺以生，谓唐夫子教之不可轻弃，终有平反日，故吟诵东坡诗文，旁若无人，人皆以为疯矣，其旷达又如此。先生常谓吟诵为其生命之支柱云云，今老来孤寂，日以吟诵自娱，而精神尤为焕发，近年知有后辈热爱，乃欣然奋起，老当益壮。余每念及萧老，最难忘临别情景，采录完，送我至楼梯口，依依不舍，告诫我为人为学，当守正道：“踏实为学，正直做人，发扬唐老夫子精神，将正宗唐调发扬光大！”语气凝重，闻而欲哭，余不忍见其苍苍白发，含泪而别。今日回想，犹足感动，经师人师，旷世难逢。

　　余十年来，结交老先生无数，多为其精神感动，而后知旧式教育之可贵也。且每采访，皆问其幼时学校情形，以及师生教学之法，知之愈多，而叹服愈深。盖今人教育，多尚西法，以为吾国无理论，不足以与时俱进。殊不知其教育有法，读书有调，学习有序，举凡教材、教室、教具之实物，与夫教育之宗旨、方法、心理，均有超乎西法者，而多散落无闻，以致人竟忽之。余因唐调而研究唐文治，因唐文治而研究无锡国专，因国专而有办学之理想。于是，博士毕业，乃招门徒亲炙，望能继承传统，涵养人格。因不满今人动辄空谈创新，特以古法为教，取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名之曰“信古堂”。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原则，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打造精英，培养儒士。方法则遵照古代私塾教学法（主要取法于朱子读书法，参以无锡国专教学法），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培养自学能力，掌握治学方法，传承优秀文化，提高国学修养。学术则主张汉宋兼治，注重以文字、音韵、训诂解经，进而探求义理，以朱子学为折中。体用结合，注重创作，教学生作对联、诗词、古文，以接续文脉。四年来，初见成效。于是广为传播，多获好评，盖人心所同，而一旦知其有法可依，辄不能舍近求远，避而不见也。余近将私塾方法按体系成书《童蒙指迷》，期于有功教化，泽被诸生。

　　人之生也有涯，而圣贤可以流芳百世；人之力也有限，而教化可以遗泽万年。故余以为，人文化成，教不可废，而国学为其命脉。国学之核心在儒学，儒学之核心在经学，经学之核心则在理学，先儒云“不知程朱，则无以知孔孟”，良有以也。吾既为朱子之后裔，则当扬朱子之坠绪，振励后学。故学堂悬朱子像，而其铭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以此自勉！且自赞曰：

　　人各有命，木铎是钦。孔孟程朱，儒学传心。

　　探本求原，古道弥新。继往开来，重振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