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是传统的读诗读词读文的方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吟诵活动自然要数诗歌吟唱。众所公认，诗歌源于劳动，早在人类未有文字之前就诞生了。赵元任先生在他的《(新诗歌集)序》中曾指出："诗歌不分化的时候，诗也是吟，歌也是吟。"因此，我们可以说，诗歌从它在原始社会里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被先民们吟唱了；诗歌吟唱原本带有一种全民的性质。

　　周代，诗歌吟诵是当时的大学(即太学)以及小学里都开设的一门必修课，请看下面几则文献资料的记载：

　　《周礼·春官宗伯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郑玄注，教也)世子及学士，必时。春诵，夏弦，大师诏之。"

　　《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这是官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教学诗歌吟诵的情况。

　　到了春秋时代，孔子第一个起来私人办学。这位精通音乐和文学的大教育家非常重视将吟诵《诗经》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平时花很多的时间教授弟子们"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在他的弟子中间，子游和子路很能弦歌《诗经》，曾子和原宪吟唱《诗经》很出色，这是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不仅如此，据《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中的文字记载："孔子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能使老聃津津有味地听读，可以想见孔子朗诵《春秋》的水平一定很高。我说孔子堪称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诗文吟诵专家。降及战国，《诗》、《书》、《礼》、《春秋》等经典著作仍为人们所诵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代产生了《春秋》三传，其中"公、谷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节奏鲜明，以声显义，可说是这两家诵读《春秋》的特色。此外，以奇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继《诗经》之后蔚然郁起，人们吟讽它，赏玩它，自不待言；屈原本人在《渔父》中自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行吟"，就是漫步吟唱。总之，在先秦时代，国人喜尚吟诵诗文已形成传统。

　　汉魏六朝是我国吟诵之学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们普遍重视诵习诗书。

　　汉武帝时，《易》、《书》、《诗》、《礼》、《春秋》等5部儒家典籍被尊为"五经"，并在太学里特置"五经博士"，专门负责传授。东汉时太学大发展，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万人。不用说这些受业的太学生人人必须诵读经书，就是那些入小学读书的童子也得在这方面练好基本功。《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讽"就是背诵。汉代教育当局这种规定无疑会极大地刺激学童、士子去拼命讽诵诗书。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记载了贾谊九世孙贾逵幼时听读经书的故事：

　　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日："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日："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

　　所谓"听读"，就是随别人诵书的声音而读。这故事固然表现贾逵这位东汉著名经学家和文学家从小聪明绝顶，有惊人的记诵能力，但同时可说明汉人对诵读经书多么重视。《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出嫁前是个寻常人家的女孩儿，当然不存"讽书做官"之想，然而"十六诵诗书"，当时社会崇尚诵习诗书于此亦可见一斑。

　　由于声律论的兴起，人们吟诵时注意对作品音节美的玩味西晋时候的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讲到作品的声律之美："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即是说作品音节的更迭变化，就好象鲜艳的五色织成了漂亮的锦绣。到了齐梁，沈约、周颐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声律论，从而对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产生重大影响。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这一段话的前面几句讲写作诗歌时，如何使作品语言的声音做到"宫羽(相当于后人说的平仄)相变，低昂互节"、"音韵尽殊"、"轻重悉异"，在有规律的变化中表现出和谐的音节美；后面几句则从声律论的角度评价曹植、王粲等诗人的作品，赞美他们的那些名篇因为"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而历来赢得人们的讽诵传赏。与沈约同时的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专门写有《声律》篇，除阐发声律理论外，特别强调"声画妍蚩，寄在吟泳"，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吟泳才能辨别作品音节的美丑。

　　让我们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的一则故事中看一下六朝人玩味作品音节美的实例吧：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诛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泳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虎在运租船中讽泳，声既清会，辞文藻拔，非尚所曾闻。"可见袁虎的泳诗所以使谢尚叹赏不能已，原因之一就是袁虎泳诗的声音实在"清会"美听。

　　由于佛教和道教音乐的影响，吟诵诗文的腔调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七章探讨吟诵腔调时再作具体论述。

　　到唐代，格律严整、音调铿锵的近体诗产生了，整个诗歌创作进入了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诗歌吟诵也随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

　　唐代的许多皇帝不仅能写诗，而且喜欢吟诗，请看下面几则材料所记：

　　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二十七："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筋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诛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

　　尤裹《全唐诗话》卷一："(文宗)尝吟杜甫《曲江篇》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楼台之盛。郑注乃命神策军淘曲江昆明二池，许公卿立亭馆。"又卷二："宪宗朝，北狄频寇边，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日：'比闻有士子能为诗，而姓名稍僻，是谁?'宰相对以包子虚冷朝阳，皆非也。帝遂吟日：'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惟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日：'此是戎昱诗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论矣。又："德宗西幸，有神智骢、如意骝二马，谓之功臣。一日，有进瑞鞭者，上日：'朕有二骏，今得此可为三绝。'因吟(韩)翎《观调马诗》云："鸳鸯赭白齿新齐，晓日花间放碧蹄。玉勒乍迥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唐代皇帝还爱听近臣吟诵诗歌，比如：

　　景龙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献伎为乐。张锡为《谈容娘舞》，宗晋卿舞《浑脱》，张洽舞《黄雇》，杜元琰诵《婆罗门咒》，(李)行言唱《驾车西河》，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郭山恽请诵古诗两篇，诵《鹿鸣》、《蟋蟀》未毕，李峤以诗有"好乐无荒"之语，止之。

　　郭山恽虽未将两诗诵完，但于此可见唐中宗对诵诗很感兴趣，把它当作如同舞蹈和音乐一样可以取乐的一种艺术，而郭山恽的诵诗也一定非常出色，否则怎敢在那种场合献丑。

　　唐代的诗人如群星灿烂，一个个都是吟诗的爱好者：他们或者自吟自赏，或者吟味他人之作，或者聆听他人吟诵，这方面的资料极多，随手拈取几例吧：

　　《古今诗话》："上官仪凌晨入朝，循洛堤步月，徐辔诛诗，音韵清亮，望之犹神仙。"

　　李白《游泰山六首》(其四)："清斋三千，裂素写道经。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

　　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又《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

　　黄彻《碧溪诗话》卷十："《因话录》载，吴兴僧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全不称赏。皎然极失望，明日写旧制献之。苏州吟讽大加叹味，因语皎然日：'几至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意?"'

　　白居易《白发》："歌吟终日如狂叟，衰疾多时似瘦仙。"《全唐诗》卷八百零六："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以桦皮为冠，布裘弊履，或长廊唱泳，或村墅歌啸，人莫识之。"

　　时代造就伟大的诗人，人民爱诵优秀的诗歌。"李杜诗篇万口传"，此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除李杜这两大家外，不少诗人的名篇佳句在当时广为传诵，兹举几例：

　　《全唐诗话》卷一："(李百药)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

　　又卷三："(朱)庆馀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馀新旧篇，择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诛，遂登科。"

　　段成式《酉阳杂俎》："余因请坐客各吟近日为诗者佳句，有吟贾岛'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马戴'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又'骨消金镞在'。有吟僧无可'河来当寒断，一日尽。山一日岸。远与沙平'。又'开门落叶深'。有吟张祜'河流侧让关。一日山'。又'泉声到池尽'。有吟僧灵准诗'晴看汉水广，秋觉岘山高'。有吟朱景玄'塞鸿先秋去，边草入夏生，。余吟上都僧元础'寺隔残潮去'，又'采药过泉声'又'林塘秋半宿，风雨夜深来'。"

　　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白居易的诗歌由于语言通俗易解，因而得到更广泛的传诵，"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即使如《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也赢得了国人的普遍喜爱，以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总之，在唐代，从皇帝到大臣，从文人雅士到村夫牧童，从和尚道士到宫女歌妓，吟诗成了人们普遍的爱好，成了时代的一种风尚，成了诗歌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的文人学子读文同样喜用吟诵的方法。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在《进学解》中描述自己平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古文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友人欲观自己文章，他回答说，现在文集编好了，就请管理书籍的仆人吟诵给您听吧。这自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由此可见唐代吟文之普遍：连"治书苍头"都能"吟讽"，何论文人学子!不仅如此，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还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在他看来，如果文章的气势盛大，那就能使句式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下自然相宜；换言之，文章的气势是从句式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这个说法无疑对古文的创作与吟诵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宋元明清四代，吟诵之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首先，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广为传诵的启蒙读物。比如北宋人编的《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编的《三字经》、南宋谢枋得和明王相先后选编的《千家诗》、明吕得胜编的《小儿语》、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萧良有编的《龙文鞭影》、清人编的《增广贤文》、李毓秀编的《弟子规》等，以及在此之前已流传、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由于这些启蒙读物大多用韵语写成，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易记，加上内容又切合识字和普及文化知识的需要，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我们从下面几则材料中即可见一斑：

　　南宋陆游《秋日郊居》(八首之七)："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上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明吕得胜之子吕坤《读小儿语·序》："小儿习先君语，如说话，莫不鼓掌跃诵之，虽妇人女子，亦乐闻而笑，最多感发。"

　　晚清李恩绶指出："明贤《龙文鞭影》一书，风行已久。童子入塾后，为父师者，暇即课其记诵，盖喜其字句不棘口，注中隶事甚多也。"

　　启蒙读物的如此风行，使吟诵这一传统的读书方法得到极大的普及，其影响之久远，一直到解放以前。

　　其次，这个时期吟诵的作品，不仅有一向处于正统地位的诗与文，而且有新起的词与曲。词原是入乐歌唱的，为什么人们还要用吟诵的方法来赏玩，个中原委将在本书第三章"词的吟诵"部分探讨。

　　复次，这个时期吟诵的腔调受到戏曲音乐的影响，因而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点在本书第七章"吟诵腔调"部分将具体论述。最后，这个时期吟诵的理论研究大为加强。比如，南宋的朱熹、元代的刘绩、明代的李东阳、唐顺之等都对吟诵之学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作家揭橥的"因声求气"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人们的吟诵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推进和提高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吟诵也一度被人们冷落。朱自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从前私塾里教书，老师照例范读，学生循声朗诵。早年学校里教古文，也还是如此。五四以来，中等以上的国文教学不兴这一套；但小学里教国语还用着老法子。

　　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必需摇头摆尾。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见。有一回清华大学举行诵读会，有吟古文的节目，会后一个高才生表示这节目无意义，他不感觉兴趣。那时是民国二十几年了，距离五四已经十几年了。学校里废了吟这么多年，即使是大学高才生，有了这样成见，也不足怪的。但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

　　反对封建文化，这自然是时代潮流所趋，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但把吟诵这个干百年来普遍使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读诗读词读文的方法也当作封建的东西加以废除，这不能不说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偏颇。此举给学校国文教学以及国人赏读古典文学作品所造成的损失使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惋惜，于是从20、30年代一直到40年代，不少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文学家为继承吟诵传统作出种种的努力。

　　一是大声疾呼学校的国文教学应当恢复传统的吟诵方法。30年代初，夏丐尊和叶圣陶两位先生用故事的形式为中学生合写了《文心》一书，书中借"王先生"的口对中学生们说：

　　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多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功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近来学生们大家虽说在学校里"读书"或"念书"，其实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一个"看"字而已。我以为别的功课且不管，如国文英文等科是语言学科，不该只用眼与心，须于眼与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

　　这个倡言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热烈响应，他著文写道：

　　现在多数学生不能欣赏古文旧诗词等，又不能写作文言，不会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作者虽不主张学生写作文言，但按课程标准说，多数学生的这两种现象似乎不能不算是教学上的大损失。近年渐渐有人见到这个道理，重新强调吟的重要；如夏丐尊、叶圣陶二先生的《文心》里便有很好的意见--他们提议的一些吟古文的符号也简单切实。作者主张学校里恢复从前范读的办法，吟、读、说并用。

　　后来叶圣陶和朱自清两先生联手合著《精读指导举隅》一书，于1942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先生在此书"前言"中又一次强调吟诵的重要：

　　吟诵的时候，对于研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

　　夏、叶、朱三位先生都是当时的名家，他们如此大力倡导吟诵，这对大中学校的国文教学恢复传统的读书方法自然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对吟诵本身进行研究。仅笔者所见到的，就有以下几种论著。

　　20年代，唐钺先生发表《散文节拍桷测》一文，指出古典散文同诗歌一样也有节拍，并发出呼吁："作者极希望国中有人从事于此事的精密研究"。其后，1927年8月，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生为自己的《新诗歌集》写了篇序，序中精辟地论述了"吟"跟"唱"的区别及其联系。

　　30年代对吟诵的研究往往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先是吴世昌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诗与语言》的论文，此文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以及读诗心理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古典诗词的声音与读者被引起的情感之间的关系，虽有些说法值得商榷，然不乏精彩之处。接着，黄仲苏先生于1936年出版了《朗诵法》一书，这可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朗诵方法的著作，被钱基博先生称之为"当代之绝学"。书中虽也论及语体文的讲读方法，但主要谈的还是古诗文的吟诵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0年代初，洪深先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成了长篇论文《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这篇长文并非专论古诗的吟诵，但于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之中"求其共通，复于共通之中求其变异。新旧兼融，中西共冶"，吟诵爱好者读后会获得不少启发。另外，朱光潜先生于1943年出版的《诗论》和收在1946年出版的《谈文学》中的《散文的声音节奏》一文，都涉及古诗文的吟诵，虽非专论，而有真知卓见。

　　三是身体力行，从事吟诵教学。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1865--1954)早年出使日本时，曾从桐城巨子吴汝纶学得吟诵古文之法，自20年代起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期间，十分重视古诗文的吟诵。他提出"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十六字读书法，并在吴汝纶传授的吟文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吟诵腔调，即出名的"唐调"，时人争相效法。1934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曾录制他吟诵古诗文的唱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唐老先生前后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凡30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学专门人才，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唐调通过他们得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解放以后，总的看，吟诵在大学古典文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很时兴，未能引起国人的普遍重视，这与提倡不力和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不无关系。但应该看到，就全国范围而言，吟诵的传统并没有丢掉。在思想宽松时期，大学古典文学教师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凡能吟会诵的，教到精彩处或讲得高兴时往往会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这时准会博得学生们的一片掌声。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口号深入人心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吟诵渐为更多的国人所重视，这门中华绝学似乎现出了再兴之机：在高等学校里，不仅那些能吟会诵的古典文学教师在平时教学中重视吟诵艺术，而且有些学校还开设了吟诵课，举办吟诵讲座，专门向学生传授吟诵之学；许多古代文学研究会、诗词学会开会时往往安排吟诵诗词的内容；电台、电视台有时播放有关吟诵知识讲座的节目；每逢中秋、重阳、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各地常常开展多种形式的诗词吟唱活动；海内外吟诗交流日渐增多；对吟诵的研究也有热起来的苗头。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笔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上述这些活动坚持下去，扩大开来，那么总有一天吟诵之学将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