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统一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论，蕴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辩证法。例如，王夫之在行先知后基础上，认为知行 “互相为成”，交相推进，对知行辩证关系认识极为重要。王充提出，不唯圣、不唯书、只唯实的真知观。叶适主张，“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检验真知的标准只能是事实，即使理论再高，与事实不符，也是无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观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抽象公正和现实不公正的批判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主要体现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道，“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这是他公平思想逻辑错误的第一步。蒲鲁东不是把公平、公正看成经济社会生活中法的关系的反映。蒲鲁东还把公平看成永恒公平，把它作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动力，用它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永恒公平”思想，不仅前提错误，思维方式也是错误的。蒲鲁东抹杀、曲解历史，希望通过此种方式使社会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倒退到手工业、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中去，注定是妄想。

　　“矛盾”与资本主义公正的形式和实质的背离。关于“矛盾”的典故，出自《韩非子·难一》。事实上，关于“矛盾”的思想，更早的老子在2000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形式公正掩盖下的实质不公正，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商品在流通领域表面上实行自由、公正交换，这完全抹杀了公正价值的阶级性和不分等级、出身的人人平等。事实上，“平等权利”只是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内部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无产阶级是不在其列的。“平等权利”是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虚假反映。劳动和资本是相互排斥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越多，一端被资本家占有的财富越多，而另一端劳动者越受剥削，越贫穷。基于此，“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完全是虚假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存在起点公正，在结果分配上更是不公正的，资本家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不统一的根源，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的， 资本主义“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马克思认为，分工导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生成，与劳动相对立的不是法权关系中的资本，而是私有制关系中的资本。在这里，马克思把劳资关系上升到生产关系层面进行解读。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可见，资本主义流通领域的形式公正也荡然无存。

　　“天人合一”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虽然相当复杂，但是，从人与自然角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主张“四大”论，人不比道、天、地大，人是其中一大，四者具有同等地位。“天人合一”强调，需要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能对自然界进行过度掠夺。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尊重自然规律就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这即为王道天下。

　　马克思的生态公正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保护生态方面，两者具有相融性和相通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自然规律对人类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从有用性角度对待自然，对其肆意掠夺。资本家与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变为索取与被索取关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资本家垄断土地，占有本属于无产阶级的土地，造成无产阶级与财富之母土地之间的异化。同时，资本家占有土地不是目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被雇佣，为资本家劳动。劳动此时失去创造自己财富的性质，变为被剥削、被雇佣，导致无产阶级内心异化，无产阶级内部自然异化。马克思认为，自然是先于人的客观存在，人是自然界物种的一种。同时，人是自然情感和客观关系的统一，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有决定人本质的社会属性。自然本性与人本性是一致的。但是，人作为有大脑能思维的个体，是生态自然界的主体，人类希望充分发挥自然功能，实现个体最大价值。马克思的生态正义，强调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能动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做到对自然有责任地支配，达致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真正统一。

　　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矛盾观、生态正义思想，既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矛盾”与辩证法、“天人合一”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认知与理解。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