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以后，中国进入又一次思想大混乱时期。旧的封建国家已经消亡，新的共和制度尚未建立，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则相互搅动、撞击。辛亥革命次年，在康有为的推动下，上海孔教会成立，并开始策划祭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

　　在袁世凯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这套思想体系一直占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

　　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旧观念习俗的大泛滥。

　　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

　　早在1913年9月20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为大祭，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

　　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认识到，把这个“圣人”抬举出来，足以增强自己战胜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七点半礼毕回府，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

　　在祀孔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1914年3月11日，他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他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1月3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惯的新现象及清末就有的腐败风气，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说：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托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把这个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看着，“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

　　袁世凯称帝，所进行的尊孔祭天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再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圣衍公”孔令贻为“郡王”。可以说，正是“儒教中国”的思想土壤与袁世凯有意迎合这种土壤而摆出来的“尊孔”姿态，使独裁专制的帝制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没有被人们真正从思想上抛弃，帝制的思想土壤仍在。

　　正因如此，即便袁世凯死后，蔡元培还说：“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袁世凯值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世凯情结以及渴望袁世凯情结悄然安栖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只要这样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荡旧涤污，袁世凯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便会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存在。儒家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思想，无一不是“君臣大义”的安栖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