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或者说孔庙，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北京的国子监，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文庙曾经是一座城市的“标配”建筑，每个州、县，都要建自己的文庙。文庙中，供奉着孔子和孔子的七十二弟子，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还要举行祭祀，到清朝的时候，还形成了一整套规矩严格的祭祀仪式。

　　你知道吗？从古到今，四川也是人文荟萃，在四川，也曾经州有州庙，府有府庙，县有县庙，到清朝，都还有100多座文庙分布在各地。跨越千年，到本世纪初这些文庙有迹可寻的只有20多所，保存完好的更少。这些完好的孔庙建筑，是那个时代的见证，承担着家国伦理信仰与历代形成的仁爱信义价值观，也是难得的人文遗产。今天，让我们跨越千年，去触摸那些已经存在千年的文庙，或许，能让我们感受那个时代的脉动，了解这片土地上先祖们的情感和执着。

　　跨越千年的四川文庙

　　要说孔庙，就不得不讲讲孔庙的历史演变。孔子生于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之际。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他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创立儒学，有弟子三千。孔子死后，建立孔庙祭祀孔子的历史传承了两千五百多年，鲁哀公建立第一所祭祀孔子的“专庙”，到清朝按行政建制建省府州县文庙。这两千五百多年间，孔子与儒学成为中华各族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象征。

　　鲁哀公建第一所祭孔专庙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包括鲁哀公在内的私塾弟子和私淑弟子们非常伤心，他们将孔子葬在鲁城北的泗水畔，自愿为其守墓。”孔子逝世后第二年，鲁哀公把鲁国陬邑的孔子生前居所立庙三间，陈列孔子生前日常所用的生活用品，比如琴、冠，车等等，作为后人祭祀孔子的场所岁时奉祀，这也是第一所祭孔的专庙。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年不绝。”而当司马迁到了鲁地一看，“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汉高祖把祭孔变成天子行为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祭孔，还属于家族内部纪念祖先的范畴，那么汉朝初年，一个皇帝的举动开启了帝王祭孔的先河，这个人，就是汉高祖刘邦。祁和晖介绍，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95年，刘邦在12月的时候从淮南回来，经过鲁地时，准备了太牢祭祀孔子。司马迁说“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学者董喜宁在《中国孔庙祭祀研究》一书中提到,东汉时期，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都有到或者派人到鲁地祭孔的行为。光武帝是途经鲁地的时候派大司空祭孔；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东巡经过鲁地时，盛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其中，汉明帝还提倡，祭孔不必专程去曲阜，在各地学校进行就可以。

　　唐太宗后各地学校建庙祭孔

　　祁和晖介绍，说到汉，就要提到的另一个常和汉并谈的强盛朝代——唐。在唐代，尊孔的势头有增无减。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周指周公，孔指孔子。不久以后，又接受房玄龄的建议，不祭周公，专门祭孔子，祁和晖说，唐太宗追认孔子为“先圣”，颜回以“先师”配享。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太祖郭威不仅专程前往曲阜阙里祭祀孔子，且一改前代视孔圣为‘臣下’的理念，下诏称孔子为‘文宣王，百代帝王师也。从此，孔子是先圣先师，帝王祭孔需要以弟子礼拜祭。”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太祖郭威不仅专程前往曲阜阙里祭祀孔子，且一改前代视孔圣为‘臣下’的理念，下诏称孔子为‘文宣王，百代帝王师也’。”祁和晖介绍，从此孔子是先圣先师，帝王祭孔须以弟子礼拜祭。

　　明清时期形成尊孔祀孔礼仪

　　到了元明清三朝，祭孔又有推进，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大德十年（1307年）在大都建了“圣庙”作为皇帝祭孔的专庙，还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时候天下孔庙的供给，有国库定员定额专门管。”在祭孔的礼仪上，元朝政府允许天下各路，省、府、州、县设立之官办学校用汉代礼仪“释奠”祭祀孔子。朱元璋开创明朝后，开始推广地方学校的祭孔，并且规范了各地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区划的孔庙建筑规则。祁和晖强调：“明朝还规定，除了曲阜孔子家庙可以塑孔子像，其余孔庙，包括北京的国学孔庙，一律用木祖牌位代表。”影响后世的“庙学结合”方式也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的，北京及天下孔庙皆采用“庙学结合”方式，或前庙后学，或右庙左学。

　　祁和晖说，到了清朝尊孔祀孔进一步得到提升。顺治皇帝亲至北京太学行‘释奠礼’祭祀孔子；孔子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各地文庙对孔子的称谓，正式定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孔庙，也被统一称为“文庙”。康熙帝还亲自撰祀礼碑文，供天下文庙翻刻学习。

　　孔庙之内：既是学校又是祭祀场所

　　其实在汉明帝提倡各地学校祭孔之前，祭孔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推广在各地学校都可以进行祭孔以后，学校的教学功能和祭祀孔子的教化功能逐渐结合。孔庙不仅在建筑上“庙学合一”，既有学生学习的场所，又有祭祀孔子的建筑，也在功能上多了教化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融合在了孔庙的建筑形制里面。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强调，对于孔庙来说，有意义的不仅是建筑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孔庙还具有仁爱教化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仁爱教化的意义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

　　官学和孔庙同处而立

　　说起地方学校，就不能不提成都。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介绍，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重视教育，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文翁石室。汉武帝时，才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到了东汉献帝兴平年间，重修文翁石室讲堂时，建了一座祭祀周公的礼堂，这就是最早的周公礼殿。德阳市文联主席范小平在《中国孔庙》一书中提出，唐代的时候学校改祭孔子，周公礼殿改为大成殿。

　　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下诏，郡县各立学祀孔子，并与周公并享，显示出庙学合一的倾向。到了北齐至隋的这一段时期，祭孔变成了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不仅在学校学习知识，还要受孝悌、伦理、道德的教化意义。《隋书·梁彦光传》中有一个故事，充分显示了孔庙宣传儒家仁爱思想的作用作用：

　　隋朝的时候，滏阳有个叫焦通的人，“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相州刺史梁彦光就把焦通带到了州学，“令观于孔子庙”。当时孔子庙里面有一幅关于韩伯瑜的画，画上，韩伯瑜因母亲打他不痛，为母亲力气衰弱而悲哀，对着母亲哭泣。焦通见后，又悲伤又惭愧，终于悔悟。

　　范小平的研究表明，到了唐代，唐高祖时期设立国子监，周公、孔子庙各一，孔庙与国学合一，“庙学”格局正式形成。开元年间，各地州学因庙设学或者因学设庙，二者关系更为紧密。到了宋代，庙学并重则是当时孔庙的特点。

　　明清以后，“庙学合一”，关于孔庙的建筑形制、祭祀仪式等等要求也日渐清晰和严格。每年仲春、仲秋的丁日举行祭孔大礼，也是官方重视并参与的、孔庙的重大事宜。

　　泮池宫墙皆有讲究

　　范小平曾考证，建于宋代的文庙里，后世文庙中的特色建筑构件：泮池、泮桥已经出现。明清时期，孔庙则形成了自己的建筑群落。学者彭蓉在《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一书中说，中轴线上，坐北朝南依次有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崇圣祠等主要框架，还有两庑分列东西两侧，看这些建筑是否完备，也是确定孔庙建筑是否完整的主要标志。

　　而孔庙的建筑开间、屋顶形式、斗拱踩数、屋瓦的颜色质地无一不受礼制的规范和约束。万仞宫墙，是地方孔庙最南端的外围墙，名字来源于《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气门者或寡矣”，是子贡借助墙的高度比喻孔子的学问之深厚。

　　泮池则是学宫的标志，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介绍，西周时，称天子所办大学为辟雍，四周环水。诸侯一级的学校只能南面环水，称泮池，泮池上有泮桥，后世科举取士，只有中举之人，才有资格踏上泮桥。明清时期，州县考试的新进生员，需要入学宫拜谒孔子，叫做入泮或游泮。

　　孔庙的棂星门最早记载于宋代，在郊坛设灵星门。传说棂星是天上的文星，棂星门意指孔子是天上文星下凡。大成门原指仪门，因大成殿而得名。大成殿的名字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

　　祁和晖认为，孔庙不仅仅是纪念孔子的建筑，更是一种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辛亥革命后的战争纷争年代，中原地区不少孔庙毁于战火，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沿边沿海，文化危机感深重的地区保留文庙反而较多，尤其台湾，在日据时期礼庙、书院、学宫到处都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庙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