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仪式的历史比孔子还早

　　商周时期的就有祭祀先师的释奠礼，那时候还没有孔子，孔子死后，也享受家人、学生和鲁哀公的释奠。荀子《礼论》把“礼”最核心的内容归结为“天地”“先祖”“君师”三项，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上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释奠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孔子后人及弟子常常演奏古乐舞以释奠先师。官方祭孔始于公元前478 年鲁哀公立孔子故宅为庙，下令祭孔；而皇帝祭孔则始于汉高祖刘邦，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由于当时是将孔子当作先圣先师，所以沿用的是作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的释奠礼，从此，祭孔大典升为国之大祭。

　　祭孔乐舞的形成过程

　　祭孔乐舞是孔庙祭祀大典的专用乐舞，以乐、歌、舞配合于礼，是孔庙释奠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乐舞仅限于如“国祭”、“丁祭”等重大祭孔大典时使用。古代祭孔乐舞所用音乐的曲谱、宫调和舞蹈的舞谱图示均有皇帝审定钦颁，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

　　关于祭孔乐舞的形成可概括为十个字：乐源韶，舞因夏，诗隋牛蔡。“韶”即虞舜时代的《韶乐》。祭孔乐舞使用八音之乐，若八音齐备则为大雅之乐，缺一不可。“夏”即夏禹时代的《大夏》之舞，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虽然唐代曾有祭祀用武舞的记载，但自明朝至今，祭孔大典一直使用文舞。“诗隋牛蔡”是指祭孔乐舞的歌诗由隋朝制乐官牛弘和蔡徵撰写，并被沿用至今。然而，自古礼不相沿、乐不相袭，大凡改朝换代，必有制礼作乐。因此，历代制定的祭孔乐舞均有所不同。

　　基本礼制源自上古，变化不大

　　与乐谱的变换相比，乐舞在礼制上的讲究却变化不大。《左传•隐公五年》曾对舞蹈与等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说明：“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古时天子祭太庙用八佾，诸侯宗庙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凡舞皆排成方阵，所以八佾八八用六十四人，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佾舞分文舞和武舞，是最高级别的祭礼舞。因明代祭孔乐舞为六佾舞，所以清代早期继承了明代祭孔乐舞规制，使用六佾。

　　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封号会有些变化，祭孔的等级有时也略有微调。总体上，祭孔多以诸侯宗庙之礼——六佾舞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曲阜、建水等地官方组织的公祭，也都是行六佾之礼。不过历史上曾在唐开元二十八年和清光绪三十二年将祭孔升级为大祀，佾舞随改为八佾，将孔子地位与天地等同，由此确认孔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民国时期的祭孔现代化：以时间为中心

　　1913年6月，袁世凯颁布了“尊孔祀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放之四海而皆准”。9月17日，教育部电告各省，将旧历8月27日即后人推算的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一日，师生在校内行礼。1914 年初，由政治会议议决，仍在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由大总统主持，在京师文庙举行“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等与祭天一律。同年8月，政事堂礼制厅拟定并颁布了《祀孔典礼》。9月28日(恰逢仲秋月的上丁日)，袁氏亲临祭孔，行三跪九叩之礼。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各地的官学孔庙按照前清惯例照行春秋释奠礼。南京政府成立后，1928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颁布了第169号训令，宣布“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训令发出之后，遭到文人以及军界的强烈反对。复古派乘机改造祭孔，建议要将孔子和孙中山放在一起祭祀。迫于舆论压力，南京政府于1929年批准将每年旧历的8月27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各界可自行举行纪念演讲活动。

　　1934 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出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诞纪念日”改至西历的8月27 日，由政府出面主办纪念活动。1939年，蒋介石政府又将教师节移到“孔诞纪念日”这一天。并将纪念孔子就和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合并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