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

　　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在物质上早已解决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心归何处”的问题开始变得格外突出。作为填补信仰缺失、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进入21世纪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学界和民间日益呈现出强劲的复兴态势。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先后通过视察曲阜中国孔子研究院等一系列行动和讲话，向全社会释放出鼓励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信号。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至此，复兴传统文化正式升格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整体战略，一个世纪以来“反传统”倾向占据主流的局面就此终结。

　　　2.重建中国的政治哲学，“贤能政治”引发全球热议

　　改革开放以迄21世纪初期，中国凭借特有的政治治理模式，以令世人瞩目的步调推进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转型与发展。而以“普选”为特征的欧美政坛近年来却异动频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欧洲一体化”等“全球化”理念遭遇空前挫折。在此背景下，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的英文及中文版于2015、2016年相继面世。作者指出：源自传统的政治尚贤制更有助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有效规避普选民主的“反智主义”风险。此论一出，旋即在海内外引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必须以儒家原则为基础彻底重建中国的政治哲学，儒家思想“尊重人的差异性并强调人的可塑性，从而为贤能施教预留了充足的空间”。“贤能政治”能否最终提供一种全面替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人们拭目以待。

　　3.钩沉逝去的礼制礼俗，为儒家古礼再返现代生活重新奠基

　　传统中国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形成了一整套丰富而成熟的礼制与礼俗。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风东渐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一方面在各种场合几乎尽数移用西式礼节，另一方面却又因信仰门槛而无法照搬西式宗教礼仪。传统礼仪尤其是丧葬祭祀之礼的沦丧，已经在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缺失。

　　近年来，婚丧嫁娶、祠堂祭祀等传统礼仪开始重新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应，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礼学研究中心，分别从文献整理、古礼复原、中西比较、跨学科研究等进路组织学术活动，推动礼学研究的全面恢复。上述研究虽尚未进入“制礼作乐”的实践阶段，但作为守先待后的古礼钩沉和具有理论深度的当代解释，无疑有助于儒家古礼再返现代生活，进而重铸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风貌。

　　4.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译本出版，西方学界呼吁“第二次启蒙”

　　现代西方是一个个体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社群与人际关系被视作人之为人的非必要条件。一段时期以来，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导致贫富不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观则消解着家庭的传统功能。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安乐哲等人呼吁在当代世界进行“第二次启蒙”，“儒家角色伦理学”在许多人看来有望成为取代“个体自由主义”的可靠选项。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一书的中译本于2017年问世。该书通过开掘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人际关系赋予当事人以具体的社会角色”这一基本事实，尝试发展一种“基于直接经验的具有整体性的伦理生活观”。赞赏者认为该书为解决全球性伦理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批评者则认为过于强调具体角色反而会遮蔽儒学的普遍性与终极性。“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否足以为西方世界“第二次启蒙”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撑，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5.国际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论进行阶段性反思，中西比较在角力中前行

　　长期以来，笼罩在“中西比较”范式之下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时常被质疑能否准确呈现“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而在汉语学界，随着本土化意识的日渐增强，中国哲学研究者开始不断对“反向格义”表达不满。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汉语学界与国际学界的关系，成为一个突出的方法论问题，一大批海内外中西哲学史研

　　究者就此进行了阶段性反思。总的来说，学者们一致反对“观念先行”（尤其是特定的西方哲学观念先行）的研究路数。在强调中西比较对等性前提的同时，学者们亦不得不正视在西方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需切入西方哲学研究主流”等多重约束。尽管如此，若干学者仍然试图凭借传统中国哲学资源，作出独树一帜的世界性贡献。基于对西方哲学某些困境的诊断，“德性伦理学”、“孝慈现象学”等带有中国传统思维色彩的新概念、新命题正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

　　6.学界争夺“大陆新儒家”定义权，儒学研究应否允许多派并存？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势头高涨，从不同立场认同儒学的大陆学者群体不断壮大。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原本在批评意义上命名的“大陆新儒家”概念，日益转变为一个光荣的头衔，究竟谁才是“大陆新儒家”之代表或正统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在2015年的“陆台新儒家之争”中，李明辉仍将蒋庆、陈明等人视为“大陆新儒家”之代表，这种“窄化定义”深深刺激了大陆其他儒学研究者的学术自尊。有学者拒绝将“大陆新儒学”与“大陆新儒教”画上等号，也有学者从自身立场出发检阅大陆儒学的研究成果，试图据此“为大陆新儒家正名”。上述争鸣的实质在于争夺当代儒学的主导权与正统地位，但问题在于，儒学研究是否只有在某种一尊独大的局面下才能走向繁荣，还是应当充分容纳多元？在儒学尚未真正复兴之时，儒家内部的党同伐异又将对复兴大业造成何种伤害？值得学界深思。

　　7.儒学所主导的社会形态再定性：“传统中国专制说”是否成立？

　　新文化运动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归咎于传统儒学所捍卫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倒孔家店”、否定传统儒学与批判专制制度、倡导社会革命，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体之两面。

　　在中国人文学术本土化转向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学界围绕“传统中国专制说”掀起了新一轮的争鸣。反对者将此说判定为典型的“学术殖民”和“自我殖民”话语，并指出，儒学素怀“天下为公”之理想，“君相分权”等制度设置不乏制约君主专权之功效；“传统中国专制说”的提出者孟德斯鸠认为“贵族可以制衡君主”，与之相较，传统士大夫虽无世袭封邑，然其制衡君主的角色与功能却堪比西方贵族。因此，传统儒学不仅不是专制制度的设计者或帮凶，而且还是培养士大夫自主人格的基本凭依。“专制说”的支持者则围绕制衡机制究竟是否真的有效提出争辩，儒学所主导的社会形态再定性问题正在进入新一轮的拉锯战。

　　　8.“五经”“四书”何者为本？“汉宋之争”进入新的轮回

　　在儒学史上，汉学重“五经”，宋学崇“四书”。进入现代之后，新儒学所处理的是宋学延续下来的学术命题。与此同时，经学在辛亥革命之后退出政治舞台，遁化为学术领域内的经学史研究。其经世的旨趣和抱负基本被抛弃殆尽，思想与社会影响力也远逊于有着“现代宋明儒学”之称的现代新儒家。

　　尽管“宋学”在现代儒学史的第一个轮回中压倒了“汉学”，但就原始性与丰富性而言，兼含义理与制度的“五经”之学似乎更接近儒学本原。刘梦溪主张“国学为六艺之学”，便旨在强调“五经”的原发性地位。在当今中国拒绝照搬西方制度而趋于复兴传统的情势下，经学中的制度内容重新引起学人关注。受政治儒学与制度儒学思潮激荡，试图从“五经”中抽绎出现实治理之道，构成了新经学研究的基本动力。“回到经学去”的呼声一时高涨，“汉学”、“宋学”之争由此进入新的轮回。

　　9. 王阳明研究迅速升温，“知行一体”的心学思想被用来针砭空谈流弊

　　2016年以来，“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等会议相继召开，阳明学研究机构在各地陆续成立，强调“知行一体”的心学思想熠熠重光。新中国成立初期，王阳明曾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而饱受诟病。但实际上，以“心”为本乃打通知行关系的关键所在，心学因此获得了较理学更为突出的实践品格，一度成为针砭朱学“知行分离”弊病的良方。有学者据此断言，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实学。

　　20世纪80年代起，林林总总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交相激荡，在活跃思想氛围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缺乏“实学”品格的理论空谈无法支撑起现实的繁荣，国家的复兴有待“在事上磨炼”的心灵不断推动，生活的福祉亦须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持续开拓。作为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哲学升华，阳明思想遂复起于当下。

　　10.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儒马之辨”，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有待进一步厘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为思想宣传工作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力量。上述动向一度给思想界造成一种印象，即儒学将被接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但近两年来，这一印象有渐趋模糊之势。尽管有学者或指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诸多方面存在深刻的相通之处，或主张两者完全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但鉴于部分儒家学者在论述中存在“复古更化”的倾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对儒学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态度。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学在当代中国只能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厘定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以便充分发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建设和改革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文化领域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