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嘉宾：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德国学者

　　采访背景：世界儒学大会 2015年9月27日于邹城择邻山庄

　　问：17、18世纪，儒家思想对欧洲有过怎样的影响？

　　答：在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欧洲的大思想家都曾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源于耶稣会当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们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捕捉到当时思想文化中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并将其带到西方。儒家思想也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之一。1687年在欧洲第一次出现了对儒家经典的翻译行为。这一次和之后的翻译在当时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问：您认为西方可以学习儒家的什么地方？

　　答：儒家的宽容之道十分值得当今西方文化学习。当我们回顾西方对于宽容的发展史来看，会发现宽容在欧洲是一种基于基督教的，并且在启蒙时期逐渐形成的人性关系。从其本质上看，这种宽容有两种特性：一是西方的宽容是以某种抽象理论化的真理为前提的，自我在其中被视为此真理的唯一代表。其二，西方的宽容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于本文化成员内部的宽容。

　　相比之下，中国儒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他们的处世观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是西方所习惯的那样，是单纯的追求某种唯一而抽象真理的宗教信仰。儒家的成员们并非是一个只执着于某种单一原则的群体，他们更加注重从历史经验中进行经验推演，以确立对不断变化的人性之道的认识与实践。

　　除了宽容善学之外，儒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即是以仁爱为根本的治世方针，仁慈博爱虽然是很多宗教的基本教义，但是儒家的仁爱却又是独特的。这种仁爱并非像其他宗教一样，首先基于至高无上的神对人的爱，而是始于天地与心之间的紧密连接。基督教义中对创世神的爱是首要的，对人之间的平等的爱是对神的爱的附属产物。儒家所说的仁爱，是直接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触及了人性中善的一面，这种以人为本的爱以家庭为最小单位，并复制到整个社会系统中。

　　问：怎样看待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答：当欧洲在文化间的差异性产生斗争，试图倾力贯彻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中国人却更加关注一种更高层次上中立性的统一。“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都是这种思维的表述，中国儒家从很早就开始对其它文化与宗教进行宽容接纳。

　　儒家以《易经》为理论指导建立了“天下大同”“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儒家以谦逊宽容的态度积极学习各种宗教文化，他们深刻的理解到文化多样性正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只有对不同的文化相互学习补充，才能共同达到人类文明的高峰。

　　问：您怎么看儒家思想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儒家也带来了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多种文化元素并存融合，为中国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很多重要方法。中国在运用儒家传统文化的能力和策略后，逐步吸取西方社会系统的优点，并将其运用于新式中国的建设。这就像中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病人可以选择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而在西方就只有看西医了。

　　问：未来儒家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我认为，完美的社会体制只能建立在接受与包容其它文化的基础上，而并非是对其它种族文化的灭绝。现今世界局势震荡，宗教战争与政治争端迭起，对人类生命与文化的摧残屡见不鲜。儒家作为一个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精神团体，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宗教舞台上必将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儒家的宽容与仁爱，正是与其他宗教的结合点。由此出发，可以避开关于各教派创世论之间的争论，而以人的博爱为共同出发点进行讨论交流。这样各种文化宗教既可以保存自己的独特性，又能在人性的层面上与其他文化宗教相互对话。由此，可以让儒家在世界舞台上以和平中立的身份，以全球一体化领导者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