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一个人以什么为“乐”，最足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思想境界和人格层次。“乐”本来是一种情感状态，它与人生的幸福感相联系，而当儒家把这种“乐”与道德理性结合在一起，它就成为一种内在自觉和自律的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从而也就形成了高尚的道德人格。

　　“乐”是一种自我感受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它是不能自欺的。因此，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的“乐”，最足以体现道德之“诚”。就像“好好色，恶恶臭”一样，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

　　儒家的“乐”，最重要或最典型的有相互联系、内在涵融的两种“乐”，即“孔颜之乐”与“天下之乐”。

　　“孔颜之乐”出自孔子和颜渊。如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乐”是把道德或道义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取向，当获得了这样的道德境界，就有一种精神上自足的愉悦，而对个人功利上的利弊得失不去计较，虽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也不会改变这种道德的精神上自足的愉悦。

　　孔子并不完全拒绝富贵，如他说：“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但是孔子毕竟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即把道德或道义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因此，“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渊之乐，也不是乐其贫，而是同样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

　　宋代新儒家周敦颐在《通书·颜子》中论述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贼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这里的“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就是说世间道德的价值是“至贵至富、可爱可求”的，它高于、大于世俗的富贵利达的价值。颜子“见其大而忘其小”，就是说颜子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把世俗的功利大小看轻乃至忘记了。所谓“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贼处之一也”，“心泰”就是“乐”，这种“乐”是因为“见其大”即有见于道德的最高价值而得到的；有了这种“乐”也就在精神上“无不足”，能够“无不足”也就“富贵贫贱处之一也”。这也正是颜子身处贫贱之中而“不改其乐”的原因。

　　“孔颜之乐”是道德或道义之乐，这种“乐”在一般的道德学说和道德体验中也有其普遍性。如西方哲学家康德所说：“我也根本不否认：人类的意志既然因为自由之故可以直接受道德法则的决定，因而如果对这个动机功夫纯熟，不加勉强，那么最后也会在主观上产生一种愉快的感情……”“这种快乐，这种自得之乐并不是决定行为的原理，只是意志单受理性直接决定一事才是这种快乐感觉的根源……显然，这里提到的“愉快的感情”“自得之乐”“快乐感觉”等等，是与“孔颜之乐”相近或相通的。

　　“孔颜之乐”是道德或道义之“乐”，它超越了个人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得自足之“乐”；也正因为它是道德或道义之“乐”，所以它又内在地包含着对于社会苦难的忧患意识和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而不同于先秦时期的隐士以及秦以后的佛、道之“乐”。孔子之“忧”，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一行在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隐士，其中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所忧者是“天下无道”，如果当时是“天下有道”，孔子就用不着栖栖惶皇皇地周游列国，他自有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吾与点也”之乐（《论语·先进》）。正是因为当时“天下无道”，所以孔子才付出自己的努力，以期使天下从“无道”转化为“有道”。

　　儒家的这种对于社会苦难的忧患意识和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也就是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而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也就是孔子所“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种“志”在孔子思想中也可称为“天下之乐”。

　　孟子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如他所说：“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乐。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孟子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里主要讲的就是“孔颜之乐”。而孟子又更明确地提出了“天下之乐”的思想，如他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高尚其“仁义而已”的道德志向，而对于权势富贵则藐视之。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殷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上》）正是因为孟子有了以仁义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所以孟子能够藐视权贵，对于王侯大人的高堂大屋、豪华奢侈不屑一顾，从而也就有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的“忧民之忧”“忧以天下”，首先是忧百姓的物质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即“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另一方面是忧“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故而“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乐民之乐”“乐以天下”，就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以达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的社会和谐。

　　如果说“孔颜之乐”是儒家个人道德境界的自得自足之乐，那么“天下之乐”就是儒家追求社会普遍民众的“德福一致”的乐。

　　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和“天下之乐”思想都对后世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二程早年受学于周敦颐，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主张“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通书·志学》），这里的“志伊尹之所志”就是追求“天下之乐”，“学颜子之所学”就是持守“孔颜之乐”。宋代新儒家就是以此给当时的士人提供了一种儒家的超越个人功利而又不同于佛、老的安身立命之地。

　　宋代新儒家重视“孔颜乐处”和“天下之乐”，其发其端是始于范仲淹。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即范仲淹中进士的前一年，他就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锺君恨即销。”（《范文正公集》卷三）康定元年范仲淹亦教导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宋史·张载传》）。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夭折后，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集·年谱》）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 “孔颜之乐”或“道义之乐“的精神作为支撑，也就没有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在现时代，“孔颜之乐”与“天下之乐”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优秀传统，仍要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下，我们要正确对待义利关系；在“官本位”盛行时，我们不要有权力崇拜。对于学者来说，要恪守学术道德；对于行政官员来说，要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若能够自觉自律地做到这些，就需要有“孔颜之乐”与“天下之乐”的高尚道德境界。

　　（经作者同意发表，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