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山东曲阜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收到百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国孔子网精选部分高质量论文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本期推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周叶的《回顾历史与关照现实：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刻蕴涵、生发根据以及当代启示》。

　　中华文明的演进史，是中华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也是包容特性突出彰显的历史。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是党回溯历史长河在文明化的致思实践过程，对中华文明生长发展本质要求的深刻认识，是对中华文明兴盛壮大密码的深刻揭示，更是对中华文明千年岁月始终熠熠生辉充满生命气息源泉的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是其他四个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产生的基础，是文明得以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显著优势，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为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刻蕴涵、生发根据以及当代启示，在回顾历史与关照现实的古今联动中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以期找到新时代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世界大同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线索和行动遵循。

　　一、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刻蕴涵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华夏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兼容并蓄，吸收多元文化因素，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滋润着中华大地的沃土。可见，独特的包容个性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积蓄底蕴深厚的智慧和魅力所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对中华文明最深层次属性的概括，具有深刻的内涵与鲜明特质。

　　（一）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二字，在《辞海》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宽容，此相对应的英文为“toleration”，《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中“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正为此意，与日常生活中所说“包涵”、“算了”同义；二是指容纳、包含，相对应的英文为“inclusiveness”，如李东阳《大行皇帝挽歌辞》中“草木有情皆长养，乾坤无地不包容”，与“和而不同”“共在”“共生”“共荣”相映。总之，包容以“异”的存在为前提，内含对“异”的承认、容忍、尊重。可见，所谓包容，就是指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容纳不同的人、事、物的精神态度，其既包括物理层面的容纳，也意指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理解和接受，具有广泛接纳的精神品质。

　　中华文明包容性是指中华民族在处理自身与自我、与他者以及他者与他者之间关系时表现的承认、尊重与接纳的文明姿态和价值情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包容性是中华文明数千年赓续发展、传承至今的宝贵精神品质，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生成的独特魅力，也是华夏文明千年不衰的重要原因。其主要体现在“资源多元互补、经济互相支撑、社会流动互嵌、文化交融互鉴、政治统一团结、外交皆厚合作等方面。”对中华文明包容性内涵的深刻理解，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广度上，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接纳多元，兼容并包，彰显了中华民族宏大的视野和开阔的胸怀。钱穆先生言：“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因此，一方面中华民族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允许“各美其美”。史伯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独特文明体系，明了天下人事物纷繁复杂、各有分殊，从不存在一种纯粹同一的文明，因而承认自我、他者的差异和多元，尊重分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接纳多元，兼容并包，积极“美人之美”。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包容四海、兼纳百川，方使文脉绵延繁盛、文明历久铭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祖国西北参观《新疆历史文物展》时所讲，“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华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许许多多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中华大地上56支花，共同开发、创造，铸就了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盛世辉煌。

　　二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深度上，开放对话，交流互鉴，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彰显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和择善而从的学习传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一方面，中华民族秉持开放对话、交流互鉴的理念，赋予中华文明千年绵延发展的不竭动力。“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论语·里仁》曰：“德不孤，必有邻”。开放对话、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无论是哲学思想对话，科学技术共享，还是文学艺术互鉴等，既能增强自身对自我和他者同异的认识，了解世界的多元多彩，减少误解和偏见，打破封闭和孤立，减少冲突和战争，保持文明发展旺盛的生命活力，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他者的利益、情感、立场以及价值的尊重、关心和学习。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积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态度，赋予中华文明持续丰盈精深的强大力量。荀子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采众长、为我所有的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华夏儿女的共识。“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包容融合的特质使中华文明愈发大气、深厚、有底蕴，吸收借鉴、博采众长的品格使中华文明愈发鲜活、强壮、有生命力。

　　三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限度上，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求同存异、去芜存菁，彰显中华民族把握度、有所止的公正客观立场和去伪存真、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一方面，中华民族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凝聚着崇高的价值追求，承载着文明美好的道德愿景。《中庸》中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强调对自我、他者以及他者与他者之间关系时，要将有过与不及之处都加以折中，取其中道，既不过于保守，固守己见、封闭自我，又不过于激进，全盘否定或全盘接纳，而跟随事物变化发展调试，彰显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内在融合性，最终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达到协调各方关系、和谐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去芜存菁、求同存异的辩证智慧，彰显着激浊扬清、和而不同的理性思辨和创新思维。这是中华文明包容有度的又一价值理念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发展，体现在中华文明是独立的文化体系，有着自身文化坐标立场，其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立足自立前提下理性摒弃历史沉疴，尊重和悦纳自我和他者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鼓励对话和融合，甄别吸收其他文化精髓，不断夯实壮大自身文明根系，在“激浊扬清”洗礼中“返老还童”，在和而不同中丰富中华文明生态，强化中华文明的向心力、生命力，增强中华文明感召力和吸引力，昂扬向前，创新打造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其命维新的伟大文化生命体。

　　四是从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种突出特性的内在逻辑关系看，包容性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宏观概括，是对中华文明形态特质把握的关键理念，构成中华文明的先进性特征，是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别之处”的标识，也是规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现实基础。一方面，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各具特色，又和合相生。“‘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内在特质的反映，它们之间紧密关联、内蕴机理，从不同维度全面阐明了中华文明的内生逻辑。”连续性从时间角度出发，是认识中华数千年历史的思想线索，是其他特性的基础和前提，政治的连续性当属最为基础属性；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贯通古今的关键，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保障和内生动力；统一性从空间角度出发，追求多元一体，如文化一体、政治一统，为中华文明团结凝聚提供坚实的后盾，以连续性和创新性为基础；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开放交流、绵亘延长的价值情怀，如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儒释道三教发展融合等，是文明深度扩展、韧度锻造、效度激活的情感动因，是连续性的题中之义；和平性作为包容性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文明长久稳定的牢固根基，彰显中华民族温润内敛的民族气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置于中华文明的整体特性之中进行考量，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平性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具体表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得益于中华文明对内对外的悦纳、融合并进一步的转化、运用，创新性得益于中华文明坚守立场又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奠定深厚的资源基础，统一性得益于中华文明包容开放、交流借鉴带来的强大向心力、凝聚力，和平性得益于中华文明在长期实践形成的“包容、融合、和善”的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特质

　　僧肇云：“会万物以成己，其唯圣人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延续五千多年发展、未曾断链，正是“包容性”这一根本特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弥足轻重的优势作用。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内在蕴含着着开放、创新、融合、传承和主体等鲜明特质，推动其包容、融合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地域文明，既不独尊自己也不排斥他者，乃得成就自身之伟大，成就了中国之文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博大之胸怀和中华文明恢弘之气象。

　　1.海纳百川、泛爱容众的开放特质

　　“开放”是相对“封闭”和“孤立”而言，意指同外界有联系。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开放特质，就是指中华文明应对外来文化进入中华大地以及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各地所持忍耐、接受、开明的态度和品质。《论语》开篇就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放包容的民族更具坚韧的生命力，开放包容的文明更具强大发展基因。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特性，将会使中华民族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一方面向世界各民族各文化，展示中国千年发展历程，认识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千年文明精华，传递出灿烂的“智慧之光，丰富世界文明内容，进而使世界理解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泛爱容众的精神品质，不断推动揭示和打破“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论调的本质和谬误，还之世界以公正客观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另一方面，认识漫长人类历史中各民族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璀璨文明，理解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不断调整和拓展自身对绚丽多彩的世界文明的认识角度和视野，汲取一切文明的精华，滋补本民族文化血脉，成就自我，造福当今、造福人类。大国崛起于胸怀，崛起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开放特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展示中国，认识世界，成长自己，比如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将中国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等辗转至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转型；比如宋代儒学吸收佛、道两教精髓，实现，三教合流趋势，宋明理学应运而生；比如中华文明融摄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动态兼收并蓄焕发文明新生机。

　　2.拔新领异、推陈出新的创新特质

　　从哲学上讲，创新是一种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对持续量的积累的物质世界的利用和再创造。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创新特质，就是指中华文明为了满足社会全新的文化需求或理想化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的过程中，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基础进行选择和甄别，不断突破常规思维定势，提出进行新事物的创造或改进的独特见解的态度和品质。《诗经·大雅》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又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化要创新，包容是关键，包容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包容的目的，包容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创新特质，将会使中华民族以极强的包容力学习先进，兼容并包，产生内外视野交融，一方面借助于开放包容积蓄文明资源，在整合和结合中创新，另一方面持续求同存异，在“矛盾”与“争论”中揭示真知灼见，产生创新动力，从而进一步瞄准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和前沿，实现中华文化的要素创新与体系创新。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中华文化无论是传承传统文化，还是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从来都不乏创新的智慧和勇气。”中华文明包容性拔新领异、推陈出新的创新特质，使得中华大地上与内外交流互鉴中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的进步，比如在哲学思想方面独创性地提出了儒家、道家、墨家等多元的思想流派；在文化艺术领域以独特的哲学、美学和审美观念为基础形成了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科举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和农田水利技术为中国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等等，展示出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3.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融合特质

　　融合，亦作“融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合为一体。融合并非简单的相加，既是竞争与选择，也是建构互补关系。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融合特质，就是指中华文明主动摈弃隔阂和壁垒，努力促进内部多样化文化彼此优势互补增强主体合力，或选择吸收外来异文化的优点元素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以提高本体性能的态度和品质。《礼记·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本质是差异互补、互鉴互利、共赢共荣，体现出一种博大恢弘、兼收并蓄的品格，即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融合特质，一方面将会使中华文明秉持一种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心态，促使自身与内部多样化文化以及外来异文化文明之间和谐以共生共荣共长、相融以相辅相益相成，而非恶性争权夺利竞争，进而建立其一段健康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融合的文化基因，会使中华文明既内蕴着对众多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创造，展现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也彰显着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生命力和传承能力接受新时代发展下新事物和新文化的能力，让自身发展具有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发展和创新。“文化的发展需要多元因子的相互碰撞和借鉴，需要借助他种文化的积极成分，以配置文化发展的新基因。”中华文明包容性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融合特质，是中华文化自发生那刻起所呈现的良性态势和状态，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以及洛阳家家学胡乐、万里羌人尽汉歌等现象，都展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唐宋时期的大量汉藏文化交流，以致出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笔下《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表达自然之美的诗句。

　　4.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特质

　　传承，即传播、继承。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传承特质，就是指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并非简单的取代而是开放、接纳并学习汲取多元文化精华，持续积累、积淀、继承发展，进而保持自身的底蕴和特色，以彰显出自身的独特魅力的态度和品质。“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薪火相传，按照自身发展逻辑稳定地延续下去，没有文化的延续和继承，就没有文化的积累和民族标识的保持”。古代中国以农耕文明为代表，其包含着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的积累和传承，造就了中华文明不同于重创新的海洋文明的传承特质。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传承特质，一是推动对自身文化的了解、历史身份的认同、文化的保存和传递、文明历史的珍视，促进自身文明长期实践积累智慧和经验的传承，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增强民族归属感。二是表明中华文明尊重多元文化独特的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欣赏多元文化独特之处，以包容心态学习传承，进而领悟文化魅力、汲取文化营养。三是内蕴着中华文明传承过去是为了引领未来，以包容姿态对待全新的境遇，提供人类进步以智慧支持和文化底蕴，焕发活力生机，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西汉刘向在《战国策•赵策》中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中华文明包容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特质，使得民族的语言文字、价值观念、传统习俗、艺术形式等各种文化要素，通过代代相传得以传承和延续，培育后代辈出人才，比如耳熟能详的《孔子家语》《曾氏家训》《钱氏家训》，还有正史、别史、杂史、野史和稗史等史书编撰，传承古人重视家学、史学以及史料记录等传统，成为反映了不同时期思想文化变迁、文化历史演变的重要参考。

　　5.温柔坚定、中融八方的主体特质

　　主体，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哲学上和“客体”相对，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主体特质，就是指中华文明在与亚洲各民族国家文化、欧洲各国文化等之间产生根本性认知影响或思想交流互鉴，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的自主性、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态度和品质。古人在《礼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描述了一个人从懵懂到人生巅峰的8个修行阶段，强调中华文明重视由内发扬到外，以推到平天下止，表明一个文明大国自主构建自身文明体系之伟大抱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明的主体特质是包容性的基础，又以强大的包容性为前提。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主体特质，使得中华民族能在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形成区别于其他文化独特性的自身内在质的规定性，一是能促进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自我确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与国家认同，牢固树立共同体意识，以强大的文化的磁场效应提高自身文化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二是能立足文化主体根基，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学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真正实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三是构成自身文化主体轴心层，促进中华文明以不同方式远扬世界各国各区域各民族，形成对世界文明发展具有很强辐射力和影响的文明主体，在交流传统中展现更多面的中国。中华文明包容性温柔坚定、中融八方的主体特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活生动的体现，比如“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彰显了中华文明集百家之长又保持文化根基血脉的智慧。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发根据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基础牢固和源流丰沛是文明得以持续发生发展、繁荣兴盛的前提。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未曾中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历史土壤孕育了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气质。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独特的哲学理念、政治保障、地理条件、历史基础以及外部动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一）哲学理念：“和合”思想的朴素包容理念

　　中国古人于宇宙天地运行中，寻找世界生存发展之根本道理并进行哲学审思，发现了天地人“和”的“和合”核心价值理念和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追求的理想境界。一方面，“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而“和”和“合”则分别出现的更为久远的金文和甲骨文中。“和”具有和谐之意，是同质事物与异质事物之间的和谐一致。“和”字最开始表示一种吹奏乐器，因而本义为“和声”，原意为音乐方面的和谐情景，后因读音上通“禾”，表示正中、协调之意，可延伸为将事物不同部分、不同情境整合以达到不偏不倚的中和状态或和谐圆融状态。“合”字，本义为盖合，后引申为闭合、聚合、结合、符合等义。追溯古今，“合”一是有合纵的意思，比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二是有会聚、聚合之意，比如《周礼·秋官》“将和诸侯”，三是有合适的意思，比如《资治通鉴》中的“甚合孤心”，四是作为形容词，“合”则意为和谐融洽。“和合”并用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为融合、整合，后又有团结、和睦的意思，或是以融合为手段追求和谐的状态。所谓“和合”思想，就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与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与无形相合为新结形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另一方面，“和合”思想在内容、对象、程度、实现方式等有着包容意蕴。“和合”思想，从内容上看既表明是万物协调的结果，而并非单一的或简单的物质构成，内在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又较之于“同”而言，不排斥事物的多样性，强调多元和谐、异质协调与对立消解，倡导兼容并包，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具有包容性和成长性的社会思想。从对象上看囊括追求身体与心灵的彼此契合，内心平静是身体和外在平和清净的基础，如佛教“六和敬”；追求人与人之间和睦，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交流互鉴、互利共赢，力求达到“协和万邦”；发展到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合一”“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程度上看坚守“中庸”之道，以“中”为衡量标准，追求刚刚好、恰如其分的状态，这是包容的理想境界，如“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从实现方式上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以实现多样性的和谐。总之，“和合”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处世观念和哲学理念，传承于古而宣扬于今，古老而常新，其承认矛盾、尊重差异、协调矛盾，体现了一种求同存异的包容世界观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力量。

　　（二）政治保障：“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政治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因而“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政治基础。一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形成地域差异而总体趋合的局面。公元21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此后嬴政建帝号，称始皇帝，废分封、立郡县，创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统一，奠定“大一统”基本格局。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一统”政治制度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使得“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常态，使得广大华夏儿女将维护国家完整统一观念深入内心。但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经产生，如《诗经·小雅》西周人的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继周代封建大一统崩溃之后，诸子百家相继都表达了重建天下于一统的思想，如春秋末期孔子极力主张以周礼维护一统政治格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从文哉！吾从周。”总的看来，先秦时期的一统思想主要是一统于周和周的礼乐制度。秦灭六国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后，倡导“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秦汉以来的儒家借助政权将制度、文化和价值融为一体，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家国一体”牢固信念深扎民心。后来，儒家将“大一统”思想融入社会生活，在千年的探索实践中实现了中国“大一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最终定型和成熟，并被后继历朝历代所继承、延续，助推了中国在历史动荡中由分走向统一的向心运动。可见，“大一统”是中国向内凝聚、向外开放的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使得“一个中华”获得政治和文化强烈认同，形成国家政治一统基础上包容多样、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下，思想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天下一统都是应有之义，形成兼容并蓄的“大一统”胸怀。思想上，自确立儒家正统以来，上下以儒为纲、兼容并蓄，形成了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如忽必烈推行“汉法”，建立元朝，在保留民族特色基础上融合与统一全国上下思想，维护政权稳定；文化上，针对地域广阔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一统的整合性和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包容情怀，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实现中西方之间互通有无；民族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国家组成，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华夷一家、休戚与共多元一体的格局；天下观上，施行仁政，强调民胞物与、仁及天下，以一统政治为保障，尊重多样、求同存异，推进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文明。总之，“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以坚强的政治保障。

　　（三）地理条件：不同生态文化区域间互相依存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国发展所处的独特多元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地理环境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华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地理孕育环境，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演进发展道路。中国拥有约960万平方千米广袤土地，占地面积世界第三，位于亚洲东部和中部，面临太平洋，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南达南海南沙群岛南缘的曾母暗沙，西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北的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省抚远县境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东和西、南和北都相距5000千米以上。中国内部环境，地形地貌丰富复杂，生态多样，内有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四大高原、三大平原、四大盆地，使得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状逐渐下降，构成巨大的阶梯状斜面。第一级阶梯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附近，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由特高山、高山、大高原组成，比如西部山地和高原面积占比很大，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盘踞在此，成为干扰通常水平地带结构、中国地理分异的重要标志地形；以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为分界线，第二级阶梯在青藏高原以北和以东分布着许多广阔的高原和大盆地，比如西北部是高山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干旱区，有低于海平面的吐鲁番盆地、世界大沙漠之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为分界线，第三级阶梯分布在中国东部，有很多宽大的冲击大平原，散布着许多中山、低山和丘陵，如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以及东南丘陵、辽东、山东丘陵，第三级阶梯继续向海洋延伸，形成近海的大陆架（大陆向海洋自然延伸的部分）。中国第一、二、三级阶梯之间的自然连接和过渡，使得地理环境自成一体，为形成中华文明奠定了生态环境基础，而地貌形态多元、幅员广阔、资源丰富，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孕育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助力形成具有强大包容性文化。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地势多元，而且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地资源类型多样，物产丰富。回溯文明发展历史，中华民族根据所生息的地理环境，逐渐演变造就了农耕文明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这种文明整体互补、相对自足，不同于游牧式的渔猎文明和四海为家的商贸文明，其适应了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注重组织协作、重视和谐顺势，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根据性、包容性和内聚性，因而对形成发展和传承延续稳固的共同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原华夏文明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演变成为中华文明主体，逐渐吸收、容纳周边族群多元特色文化，形成了“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主体，结合周边地区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就像一个‘重瓣花朵’”，奠定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基础，构成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并在发展过程中就体现出相合相生的和平性和包容性。

　　（四）历史基础：多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

　　江流九派，百川归海。多民族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民族交往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各民族的个人、组织、群体之间相互的来往和互动，民族交流是较高阶段、较深层次的民族交往，民族交融是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基础上通过接近、学习、认同、趋同进而走向一个更大的相互包容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别表现为单一单纯的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交换和合作的生存性来往、突破物质逐步实现精神文化以及思想艺术等全面交流传播、上升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从浅层次物理空间逐步上升到较高水平的文化空间和更高位阶的心理空间的依次递进关系。一方面，多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融共通的发展历程中历史事实。著名民族学者潘光旦指出：“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约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夏人起源于先秦时期星罗棋布的古羌、夷、苗蛮、巴蜀、百越、西南夷等诸多群体的古羌一族。夏朝通过军事力量征服四方，以夏朝都城为中心，确立夏人为主体民族，其他收归五服管理即按距离远近把全国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个不同地带并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加速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约公元前1700年，源自东夷族的商族击溃夏军，占有了黄河中下游的肥沃地区后迅速强大起来，通过经常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俘获羌人无数，俘虏东夷“亿兆”，转为商人的一部分，还与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开创了通婚先例等，商文化传播范围广大，并辐射荆楚、吴越等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时灭掉殷朝，建立周朝，是东夷族的一支。至此，夏、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在中原地区，三族融合之雏形日渐形成，东周时期三族交叉居住，民族差异逐步减少，也使得各民族观念日趋一致。三代的历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早早地确立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秦统一中国，建立起大一统政权，提供了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伴随着战争、掠夺与征服的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下，加速了包括古老的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乌桓、鲜卑、柔然等很多数量民族的多向流动的大规模、整体性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打破民族藩篱，增进文化认同。辽宋夏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势力强大，多民族政权并存，民族融合在相互对峙、冲突、纷争中进一步加深的同时也为元朝统一奠定了基础，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特别是自唐以来，陆续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中亚人来中国定居，他们同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互相通婚，扩大族群，元代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可见，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现象，即使分裂时期，也孕育着统一的种子，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下，各民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血脉交融，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认同趋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多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文化精神。回溯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可知，不同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是千百年不断进行的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一递进过程中，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既推进了中华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也在深刻联结各民族的内在情感增强互利共赢、守望相助、荣辱与共，还在保留自身多样性的同时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共性特征推进各民族文化共性、心灵共鸣，为文明包容特性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无尽的生命活力。

　　（五）外部动因：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对接发展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发展道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清晰的领略到中国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包容性也逐渐从“自在”走向“自觉”。具体表现在：在外来文化的传入层面，既有“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并陆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并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大约4000年前，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这些外来农作物和家禽的引入，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物质内涵，并在文明图谱上逐渐构筑其五谷农业体系和家禽饲养体系；铜的冶炼制作技术和后来来自西亚的冶金术与中国自身以及掌握的技术结合，提升了包括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内的中华文明的青铜文明发展水平；家马和马车的传入，充实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丰富了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此外，自汉代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后，也为异域文化进入中华大地打开了大门，比如既有来自“古代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波斯的祆教、景教、摩尼教，西亚的伊斯兰教、以色列的犹太教，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实现相互融合，并进一步改造吸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也有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等知识以及自鸣钟、火器等相关制造技术等等源源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生机和养分。在中华文明走出去层面，比如以唐朝玄奘西行为例，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其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并在此期间继续游学东印、南印、西印、北印等诸国。前后十七年，遍学了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在五印佛学界声望渐隆，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既努力把中国和中国文化介绍给印度人民，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老子》译为梵文，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学习、研究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成为印度和中亚一些主要遗迹考古发掘的依据。又带回梵文经籍657部启程归国，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把印度佛教经典和印度文化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并且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和因明学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此外，还有鉴真大师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的成就本就是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形成的，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在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对接发展中，中华文明夯实了亘古通今的开放包容鲜明文明立场。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一个个鲜活的实例都表明，中华文明是在包容中成长、在包容中发展、在包容中创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更大时间维度内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中形成的。在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对接发展中，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彼此互动、深度交往，夯实了亘古通今的开放包容鲜明文明立场，同时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使得中外文明得以相互浸染、互学互鉴。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理念于今天的生动彰显，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交流合作。

　　三、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包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大德、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繁荣的精神源泉。认识中华文明包容性，要以史为镜，方能明晰中华文明包容性从哪里来？立足文明高度，秉持贯通视野，认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发展走向何方？方能见其全、大、真、远、深。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临“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在此背景下，“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我们在新时代肩负的文化新使命。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现实启示，方能使历史智慧真正于现实之中彰显其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独特作用。

　　（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科学总结提炼中华文明包括包容性在内的五大突出特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回首过往百年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才能保障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主体性，使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中屹立岿然、使中华民族在时代洪流中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才能实现中华文明包容性延续发展、大放异彩。

　　一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华文明包容性长久延续提供坚定的政治保障和精神力量。“路遥知马力”，历史行之愈久远，历史角色的品性就愈是清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长于中华文明的沃土，自然而然受到文明包容品质的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厚德载物等不断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积极汲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的养分，为中国共产党的涵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精神品格，启发和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激发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血脉，增强了刀刃向内、无私无畏的政治勇气，同时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包容，助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另一方面，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的文明意识和价值情怀奠定了坚定的政治保障和精神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当代社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做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以自我修正与包容互鉴作为重要的经验和原则遵循，取得了包括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内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伟大成就，提供了世界人民通达幸福的更多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文明等等。这些都为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坚定的政治保障和磅礴的精神力量。

　　二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奠定道路基础和注入时代血液。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一方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中原文化为核心，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明格局，形成了中华文明“包容中庸，协和万邦”的情怀，不断积极与各国和民族学习互鉴、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持续彰显着中华文明在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中的独有魅力，精神成果渐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发展奠定了兼收并蓄的品格和历久弥新的特质，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奠定持续前进的道路基础，注入时代新鲜血液和蓬勃活力。续写中华文明壮美华章，更需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经植根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的巨大进步、交出了人民满意的答卷，引领了时代潮流，证明了道路的正确性。沿着这条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日益清晰，也将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包容性持续彰显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等，推进中华文明持续开放包容，注入新时代发展的新鲜血液和蓬勃活力。

　　（二）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明确提出要坚持“两个结合”，探寻高度契合性，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推动建设光耀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保障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传承性。这是中华文明繁荣兴盛的规律性总结，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的题中要义。

　　一是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延续的天然要求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延续的天然要求。包容四海、兼纳百川，是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根源所在。数千年文明发展历史，中华民族立足自身独特主体性，包容吸收和借鉴各种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积淀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和宽厚。“两个结合”，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密钥。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实现，其重要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思维范式上具有相似性，二者都具有开放性、辩证性的思维特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依据世势、时势变迁，适时调整文明形态，实现变化更新。可见，坚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文明包容性延续自然而然的选择。另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时代要求紧密的结合，同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史紧密的联结，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拥有更为坚定的自我和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以获得新生，使得中华文明包容性获得更为广阔的绽放舞台，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获取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

　　二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的奋斗目标和方向，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最新形态。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作为重要建设根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在世界原生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比如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佛教东传、中西共译《几何原本》、“伊儒会通”等等，都推进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中成长起来的，要想其体现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新诉求、新质询、新回应，增强文明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需要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办。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基因密码，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追求现代化是世界潮流，人类文明在这一潮流中走向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历史起点上的新文化蓝图，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文化建设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开放包容胸怀，是中国人民与全球公众共画世界文明“同心圆”的实践指南，是高度契合时代要求与满足人民价值需要的文明成果，区别于“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能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树立了人类文明交融互鉴的新典范，是中华文明包容情怀的进一步彰显。

　　（三）坚定核心价值观引领，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也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和文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繁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向心合力，进而保障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融合性。

　　一是坚定核心价值观引领，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精神支柱。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文明的交锋共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价值观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更加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全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对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俱进，而坚定核心价值观引领，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价值领域的具体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包含着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食粮，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要义，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批判继承了西方文化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古今文明的结合、中外文明的共存，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价值领域的具体实践，能够激发多样主体的奋斗活力，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进步。另一方面，坚定核心价值观引领，给予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文明到价值支撑和精神毅力。每个走向复兴的民族，都离不开精神价值的指引；每段砥砺奋进的征程，都必定有精神力量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于悠久的中华文明，熔铸于长期奋斗的伟大实践，内蕴着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强国梦、物质日渐富足后的社会新诉求、国民各方面道德品行的基本规范。坚定核心价值观引领，能够以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积蓄起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为中华文明及其包容性传承发展凝聚起磅礴精神力量，也为实现民族复兴供以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成为驱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强劲引擎。

　　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精神保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也将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中华文明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博采众长和兼收并蓄。中华文明自传统农耕社会中诞育，滋养出含蓄内敛、平和包容的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品格，使得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共同体中不断为民族凝聚输送养分；使得中华民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产生民族强烈向心力；也使得在分分合合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既有少数民族不断为凝聚核心输入新的血液也有汉族不断充实其他民族，进而形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但同时，中华文明包容性也要求增进共同性的同时不消灭差异性、不固化差异性，保持多元包容差异，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提供精神保障。站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的奋斗征程中，就是要引导中华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和强烈的民族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让各族人民认识到彼此之间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促进各族人民共同承担光荣与耻辱、共同承受生死攸关的重大考验、构建相通的价值标准、承担共同的历史担当、实现共同的美好愿景的重要方式，也是让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性，理解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共同“精神血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的关键要招。如此，进而不断塑造、涵养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特质和开放品格，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提供精神保障，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精神动力。

　　（四）追寻人民的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新时代背景下，让人民生活幸福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人民幸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文明包容性持续彰显和优势发挥，要遵循中华文明延续传承规律，追寻人民的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进而保障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创新性。

　　一是追寻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发展的精神主线和精神追求。一方面，中华文明包容性内蕴着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意蕴。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积淀，在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中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华文明汲取丰富营养而不断壮大的根本所在，是“和合”思想的生动体现。“和合”的包容意蕴，内在蕴含着促进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和睦繁荣、国家繁荣昌盛，是中华民族千百年追求的理想境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如“大同社会”这个古老的社会理想信念，汇聚了人们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所有想象和期待，比任何一种愿景理想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一个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理想社会目标。另一方面，追寻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发展明确精神主线和前进方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形成了渊博厚重的中华文明。凝望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人民幸福是文明的目标追求，人文主义是文明之人文的核心旗帜，人文精神是文明之“人文本义”的核心宗旨，始终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文明的命脉，民族的价值观念、民族气质、制度选择、文化艺术等都主要源于文明人文精神的滋养。新时代，追寻人民的美好生活，是顺应文明人文精神这一主要内核与根本特征，顺应自古迄今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文化心理”，将为中华文明持续高质量开放包容明确精神主线和前进方向，激活中华文明包容品质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激活中华文明包容品质持续焕发活力的深层力量，增加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发展的必由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中华文明包容性在内的“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质，彰显了与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意蕴和价值指向。一方面中华文明包容性，是打开文化创新空间，推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根基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成长于中华文明沃土，其形成和选择是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思想智慧的深度体现，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重要品质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是一种以文化自信为基础、助力打开学习发展空间的大气魄，这种气魄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要立足自身文化立场，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文化繁荣注入全新血液，为文化现代化形态形成注入全新元素。比如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成功实践，中华民族在引进、学习、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稳扎稳打，成为文化大国和科技大国。另一方面，沿着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奋力前进，将有力推进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传承延续。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必须是人的现代化，“决定人的水平和层次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文化，文化的现代化给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的现代化又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因此，可以说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主导内容。”沿着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奋力前进，持续深化对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原则、本质、路径的规律性认识，将有效形成社会共识，整合、激励和凝聚社会资源，将提供现代化发展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将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提升人的修养和素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进而建设充满自信、活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中华文明包容性持续绽放光彩奠定基础。

　　（五）加强文明的交流传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

　　中华文明精彩纷呈、博大精深，根源之一在于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特质。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中华民族内部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使得中华文化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新时代，加强文明的交流传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能有力增强中华文化自觉自信，推进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传承延续。

　　一是加强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传播，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的关键密钥。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并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密钥之一。一方面，中华文明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无远弗届，生于微且成于著，是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文化基因。在历史的演进中，各种思想流派交织碰撞、各种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汲取其内在精华，形成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色，构建起了丰富多元的华夏文明共同体，彰显了文明的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开放包容的特性和智慧，独具特色的包容性文化，既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也使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了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如佛教东传、“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展现出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胸怀，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之林。另一方面，加强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传播互鉴，助力增强中华文明包容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加强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传播互鉴，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包容性，可在坚定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借鉴，而非自我封闭、唯我独尊，可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兼收并蓄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而非囫囵吞枣、良莠不分，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还可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等等。

　　二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增添新的能量。“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进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在现实境遇中旨在实现世界文明格局的再造，是以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作为基础和前提，能够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增添新的能量。一方面，中华文明包容性，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提供智慧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未来世界将走向何处这一全球性话题上，中国共产党基于博大的文化底蕴，提出了带有中国思想精髓的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种全球价值观，旨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这是中华文明包容品质和价值思想的生动彰显。另一方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增添新的能量。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对全球范围内世界观、交往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等的融通，能有力抵制现存文化霸权的、有效调和当代不同文明冲突，是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前瞻性预判。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将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相互扶持，持续开辟并拓展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交流空间，合力塑造全新的世界文明体以面对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威胁和挑战，形成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认识共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进而也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传承延续增添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