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山东曲阜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收到百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国孔子网精选部分高质量论文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罗本琦、人民出版社哲学与社会编辑室二级编审方国根的《明末“西学东渐”的缘起申说》。

　　“西学东渐”特指从明朝末年开始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西学东渐”的过程是西方列强尝试殖民中国并最终将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因此，在我们记忆深处留下深深烙印的往往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历史，是“西学东渐”以来两大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实际上，“西学东渐”的发展态势是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而变化的，在明末“西学东渐”之初，尽管携带西学而来的传教士背后照例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西学的传播却是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是西方殖民历史上极其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何以发生？理论界或视之为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之必然，或强调“欧洲政治与宗教等势力的渗透”等因素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只是“西学东渐”的背景，而不是原因，诸如欧洲宗教势力的渗透等任意一个特定因素都不足以诠释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无数种力量相互碰撞、博弈和作用的结果，而且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历史发展的某种本质的东西往往隐藏在历史发展的表象背后。因此，当我们反思明末“西学东渐”何以发生，追问这一特定背景下是什么力量促使“西学”向东方传播时，应当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寻找原因，同时从特定历史背景中考察那些具体的“历史力量”、“历史运动”，深入分析历史发展的合力、“和合力”及其发生原理。

　　一、“西学东渐”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生产力的革命是西学东渐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生产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物质资料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是这一运动的决定因素。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有规律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中一切重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当然必须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寻求。我们认为，“西学东渐”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迈进过程的发生的重大历史现象，推动“西学东渐”的决定性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西学东渐”发生的根本原因。

　　“西学东渐”以西学的发展为前提，而正是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相对发达的西学，使之有“资格”东渐。“西学东渐”一开始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面对东方大国而采取的一种略区别于殖民扩张的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普遍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因此，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观之，“西学东渐”不过是生产力革命的产物。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当然也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正是站在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立场上，才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说。欧洲资本主义的率先发展决定了它们是发动这一世界性大变革命的先锋，也是主导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于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换言之，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历史开始向世界史转变，主导这场变革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为背景。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原始积累基础上的，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链条，没有这个阶段的原始积累，也不会有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机器大工业。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到来之前的原始积累阶段具有同样的意义。

　　二、“西学东渐”是欧洲殖民运动的产物，资本的驱动决定了西学东渐的性质

　　仅仅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层面解读“西学东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仅仅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纯客观的过程，就会有人为地阉割特定历史事件性质之嫌疑。因为历史事件的性质取决于推动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力量背后的主体的动机。因此，“西学东渐”的国际背景是我们考察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及其性质的不可回避的主要维度和观测点。

　　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发端于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商业革命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与资本主义萌芽相互作用，把欧洲历史推向一个全新的时代。透过思想解放运动孕育的人文主义的表象，我们不难看到日益膨胀的冒险主义、利己主义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与资本的原始积累高度结合，构成欧洲向世界扩张的原动力。因此，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跨越是“跟欧洲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海外扩张分不开的”。马克思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时，充分肯定并论证了资本的作用，同时深入解剖了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的本质。他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绝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牧歌式的解放运动”，而是资本家用残暴的、恐怖的剥夺的方法和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英国的圈地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和对非洲的殖民统治等等，莫不如此。

　　英国学者格林堡也认为：“近代使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寻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十六七世纪与中国接触的西方殖民者，无论是武力骚扰东南沿海，还是以中国商品货源进行转贩贸易，都不过是他们战略计划的一个步骤，其最终目的即是全面占领中国实行殖民统治。”因此，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者经东南亚来到中国时，都是武装入侵，就像他们在南美以及东南亚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在东方遇到了古老帝国的强大阻力，面对从经济文化与军事依然强大的中华传统帝国，殖民者们不得不考虑外交手段。

　　据记载，最早来到东方的是葡萄牙人。1510年和1511年，葡萄牙人先后占领印度的果阿和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同时开始深入到中国沿海活动。从1513年开始，葡萄牙的印度总督多次尝试与大明朝庭讨论通商事宜，甚至不惜贿赂官员，同时开始侵占沿海岛屿。1513年，萄萄牙人阿尔发莱斯组织所谓“官方旅行团”来到珠江口外的伶丁岛，在岛上树起刻有葡萄牙国王标志的石柱，以宣示领土主权。1557年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租借”澳门，建立了通过中国大陆的桥头堡。西班牙人从1519年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后便横渡大西洋，1563年占领菲律宾。1574年底，福建海盗林凤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激战。1575年，西班牙人以协助福建把总王望高为条件，提出与中国通商。荷兰人是最早以武力占领中国领土的西方国家。1596年以“东印度公司”名义对爪哇进行殖民后，荷兰舰队就深入中国福建沿海，于1641年侵占澎湖和台湾。1653年至1694年七次遣使进京。

　　毫无疑问，“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是西方列强追求殖民化的过程。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到中国传播“西学”，而是侵略，是殖民。欧洲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是他们发现新大陆后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的继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让他们来到这个曾经“寸板不许下海”的国度。因此，“西学东渐”是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发生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运动的产物。

　　三、“西学东渐”是西方宗教扩张的需要，耶稣会士则直接促成“西学东渐”的实现

　　西学随着欧洲殖民运动传到中国，但并非殖民者将西学传播到中国。最早传播西学的是宗教人士，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们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樊龙智在《论第一次西学东渐停止的原因》一文中认为：“明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浮海九万里来到了中国的广东香山澳，中华文明和完全的异质文明交锋碰撞融合的魅力时代开始了。”黄德见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明朝末年“直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得以最终全面发生的，既不是某个西方国家的使团，也不是某个西方国家的商人，而是西方的来华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在推动中西文化交往中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修会与团体所不能比拟的。首先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叩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一书把1582年罗明坚、利玛窦进入肇庆作为起点，把1773年耶稣教会解散作为终点，并对明末西学传入过程做了系统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

　　问题是，是什么使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如何解释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适应性路线”？

　　先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驱使传教士们来到中国？

　　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间晚于殖民者的舰队，葡萄牙人1511年左右占领马六甲后就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而来东方传教的先驱方济格·沙勿略直到40年后的1552年8月才到达广东沿海的小岛。是什么力量或目的驱使这些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忽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是在民族主义勃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以及文艺复兴思潮基础上掀起的一场革命，其直接作用是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密切了教权与世俗王权的关系。因此，欧洲殖民过程始终都伴随着宗教的影子。任何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通过传教进行精神传递与精神扩散的特征。但任何宗教都不是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存在。欧洲殖民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的传播互为表里。一方面，宗教的扩散需要借助殖民活动实现。正如黄德见先生在书中所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罗马教庭希望它属下的各个教派、新老修会配合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通过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方式，寻找和建立新的教区，以此达到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促使最古老世界的人民皈依基督教”是各修会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使命。另一方面，殖民活动也需要借助宗教实现殖民的目的。因此，海外传教与殖民从一开始就是一体两面，早期来华传教士往往都有着身份双重。1540年，方济各·沙勿略受罗马教庭、耶稣会和葡萄牙国王派遣，以宗座大使和国王代表双重身份来华。罗马教庭及各宗教组织也积极参与殖民策划。1853年，驻马尼拉的西班牙主教就主张：“遣派大批军队进入中国，……既可尽镇慑之能事，又可保障传教事业之安全，及传教工作之自由”。他甚至认为：“倘中国皇帝过于执拗，故意禁阻传教工作，尽可借军队之力，取消治国权”。在马尼拉大会上，该主教还提出利用已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充当向导和翻译，作为内应提供情报。桑切斯主教本身就是武力殖民主义者。据记载，他曾在大学演讲时声称：“对原始人种而言，必要时就该用刀尖把宗教加到他们头上去。用任何殖暴的手段去强迫他们接受宗教，都是合理的。”“劝化中国，只有一条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

　　那么，如何解释以利玛窦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适应性路线”？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适应性路线”的形成与殖民战略的调整基于相同的原因。欧洲人在东方的殖民（主要在东南亚）从一开始就沿用美洲模式，只是畏惧于虽然开始没落但依然强大的大明王朝的势力，才被迫改变策略，形成了明末武装入侵、利诱贿赂加文人渗透的模式。欧洲军舰游弋南中国海，等待着殖民中国的最佳时机，关键在于采用何种方式扣开中国大门。宗教的传播走“适应性传教路线”同样是经过挫折后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适应性传教路线”与学术传教策略是当时精明的传教士们在武装传教受挫后对中国国情充分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某种“共识”。

　　方济各·沙勿略是“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在东南亚传教是通过强制手段进行的，只是1549年到日本后，通过日本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从而改变传教思路。他说：“中国幅员广大，境内安居乐业，绝无大小战乱。据曾往中国的葡萄牙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故以正义卓著称，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就我在日本所目睹，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擅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物产丰富，且极名贵；人口繁盛，大城林立；楼台亭阁，建筑精美，部分采用石料。人人皆说中国盛产绸缎。”

　　极力主张和平传教的范礼安、罗明坚也是基于对中国悠久文明、国家治理秩序以及强大军事力量的充分了解，才主张和平传教，坚持进入中国传教“唯一的方法是要绝对避免以前往别国去的传教士的遵照的路程”。利玛窦认为：“一个聪明的、有成效的、献身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他强调：“我们来到中国，是为蒂造和平，励德修身，要人服从帝王而来，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于是，利玛窦总结罗明坚等传教士的经验，确立了学术传教的战略，主张让西方文化适用中国文化，解决基督教义与儒家学说的融通会通问题，从而使“适应性传教路线”走向成熟。

　　特别要强调的是，“适应性传教路线”与学术传教策略决不是为了什么传播西学。利玛窦曾经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们所希望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务必先获得中国皇帝的青睐，准许我们自由传教，假使能办到这一项，我敢说，很快能归化几十万、几百万人。”显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学东渐”的发生是因为欧亚两大文化的内在魅力的相互吸引，更没有理由把“西学东渐”归结为欧洲文化主体的某种高尚的品德抑或世界主义的情怀。传教士们“适应性传教路线”不能用来否定“西学东渐”的本质，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背景把传教士的行为与高尚的文化精神的传播当然地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肯定，以方济各·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确与其他传教士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不仅有着更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人文精神，也有着不同于一般殖民者的价值追求。从“适应性传教路线”与学术传教策略的形成及其实施过程来看，耶稣会传教士始终面临着来自欧洲本土的压力。正因为如此，耶稣会在欧洲各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甚至迫害。耶稣会在“西学东渐”中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四、“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国情奠定了西学东渐的基础

　　明末“西学东渐”与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都是殖民运动的产物，是在欧洲殖民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但是，这一时期中欧交流采取了和平的方式与相对平等的态度，从而使这一时期“西学东渐”呈现出特殊的态势，成为欧洲殖民运动历史上的特例。欧洲殖民者的武装殖民为什么止于东南沿海，而采取不同于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殖民模式？耶稣会士位为什么不懈地探索并坚持“适应性传教路线”？离开明末中国国情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谈到明朝中期以后的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和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中国（至少在明末清初之前）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军事力量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相对强大的，远非新大陆（南美洲）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可比，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正发生着划时代的社会大变革。诸如科学技术水平、资本主义萌芽、启蒙思想的发展等等，都不亚于欧洲各国。这一切构成“西学东渐”、东西方经济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

　　首先，明末相对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平等交流的保障。

　　近代欧洲殖民运动从一开始就以野蛮的武装征服为手段，如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奴役澳洲原住民，对非洲的黑奴“贸易”，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武装占领，等等。最早的殖民者来到中国沿海同样是以武装征服为手段，只是在遇到挫折后才不得已才改变策略。而教士们也是在充分了解明王朝发达的文明与强大的综合国力后才精心选择“适应性传教路线”。质言之，是明末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迫使欧洲殖民者止步东南沿海。对此，沈定平先生有过如下论述：“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决定放弃那种‘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流行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强盛的状况分不开的。因为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欧洲要略胜一筹。这样强盛的国力，使明清王朝能成功地挫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同时也使来华的耶稣会士一再宣称，他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创造了条件。”

　　其次，明末发达的经济文化是平等交流的基础。

　　平等交流的必要性以双方可供交流的商品或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参照。如果说强大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是平等交流的保障，发达的经济文化则是平等交流的基础。当欧洲殖民者开始征服世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发达文明，视欧洲版图之外的人民为野蛮人。直到他们来到东方才了解到东方帝国的繁荣与强大，才意识到天外有天，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与东方传统帝国通商交流的欲望。早期传教士对此多有记录，后世欧洲学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说，明末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在欧洲之下，中西方双的商品贸易需求更是以欧洲单方面的需要为特征。因此，16－18世纪中欧贸易主要 “是中商品向欧洲输出”，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中欧贸易中都是以中国顺差为主流。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在1600年左右，欧洲的世界观和科学基本内容仍是中世纪的。利玛窦在其中国合作者们的帮助下，试图在中国传播的是天文学、几何学、古代希腊－罗马的物理学、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博物学。利玛窦时代的主要创新仅限于有关地球的知识、钟表和望远镜。”“如果我们转向历史观和人文科学方面，那就不仅仅是利玛窦本人，而且包括其耶稣会士的继任者们，都大大落后于中国人的观念。”因此，明末中欧交流对欧洲的意义更为重大。正因为如此，耶稣会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与影响在欧洲受到普遍的好评。德国学者利奇温认为：“耶稣会士是中国古代启蒙运动和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间的出色媒介。”英国学者李约瑟则给予了更为清晰的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着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学上所起的作用与亚洲前几个世纪的天文学有那么多牵连，而且在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方面使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教益。”

　　再次，明末中国活跃的社会思潮为平等交流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西学东渐”伊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全方面变革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欧洲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欧洲学者视野中的时代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法国学者谢和耐曾经有过精彩而全而的论述，他把这个时代的典型特点概括为如下方面：

　　“以银锭为基础的商业经济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又与从日本到暹罗和菲律宾的整个东亚海上贸易的巨大发展相吻合。”

　　“所有领域（农业、纺织、瓷器、印刷术等）中的生产技术大发展。”

　　“社会变革、城市生活的发展，由大小商人、山西的富裕店商和新安商人组织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出现。”

　　“短篇小说《三言》和《两拍》、长篇小说（1570年左右的《西游记》和1619年左右成书的《金瓶梅》）与剧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明末出出了令人仰慕的新生。”

　　“具有技术和科学特点的著作日益增多，……”

　　他认为：“明末，特别是万历年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时期之一”，是“中国继宋代的伟大‘复兴’之后的第二次‘复兴’”“是一个文化沸腾、创新、高度好奇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基于对明末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谢氏甚至认为：“我难以断言，耶稣会传教士位是否可能引起他们16世纪初在王守仁时代到达中国时的那种兴趣。”

　　“文化沸腾、创新、高度好奇和思想自由”是对这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态势的准确概括。明末实学思潮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萌芽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辉映，营造了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文环境，无论是欧洲诸国的外交攻关，抑或传教士们“适应性传教路线”与科学传教策略，不可能得到当时还属强大的传统封建王朝的认可，军事征服也好，平等交流也好，都不会促进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学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