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通过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在党的文化领导下逐渐发展完善的。在2023年6月23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在会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

　　2023年10月7日至8日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七个着力”的部署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再次强调了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战略任务，是一个为人类未来发展命运贡献中国智慧的宏大志向。要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要义与精神实质，就必须对有关赓续华夏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系列问题力求有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性表征相匹配，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践行“两个结合”，深刻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更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也面临着全新的形势与变化，主要体现在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各种多样文艺形式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日渐得到巩固。同时，各种思想文化思潮在我国日益交织碰撞，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斗争成为后疫情时代国际斗争的主要战场，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的潜在威胁始终存在。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工作的正确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因此，本文以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涵义，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重要指示为核心，同时借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结合实际案例的形式进一步解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性之间的联系以及促进作用，最后，本文也会对文化领导权理论当中的两个关键群体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作用进行分析。

　　二、党的文化领导与传统华夏文明的文脉传承

　　首先，要讨论何谓文明，这个词汇的定义有着丰富的中外文献来记载，易经当中的这句：“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中的文明二字，是汉语“文明”一词中的最早出处，也被称作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表征之一，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龙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与独特文化标识，作为龙的传人，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脉传承的中国人共同分享着“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身份，这样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力的源泉，也是文化建设的内驱力之一。其实广义上来讲，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落后”等状态而言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人类学》中定义了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使一个民族摆脱野蛮状态，在生活艺术方面进行指导，给予启迪和完善。’随着后续学者们对于文明这个词的丰富，我国历史学家夏鼐给出了更为具体的定义：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总的来说，文明是一个正向褒义的词汇,是有史以来沉淀下来的，加深人类认识，有益人类发展的各项要素之总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凝聚了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价值，在“王权”时代的中华文明具备普适性的价值，其文化经常被用于划分判断文明的标准，是一个独特的文明模式。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经过不断地发展进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哲学维度上，中华民族奉行天人合一的处事思维、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中华文明以和为贵，最终发展成就了“近者悦，远者来”的民族大融合。传统的华夏文明既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又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保护与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大会的开幕式致辞当中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从轴心文明时代开始，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不仅中间从未间断，还因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与交融不断进步，华夏文脉因此得到升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基础。可以说，中华文脉能顾得到延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用科学地态度对待传统文化，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凝聚国人的精神与文化认同，增强党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力。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指明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做好文化建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发展应用

　　文化领导权一词，是由‘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英文释义翻译而来，领导权这一词的起源，则是古希腊语当中用于表明政治领导阵线的词汇“egemonia”。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基于“文化＝意识形态＝操纵性工具”这三个政治性要素的密切关系，他将国家社会构造分成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是带有强制、暴力性质的国家机构组成，主要通过监狱、法庭、军队等专制机构行使强制职能，国家除了依靠暴力机构保证其合法性之外，还要担当“教育者”的角色，凭借在市民社会对从属阶级的“知识与道德的领导”，博取或维持广大人民群众对现有统治权威的“同意”与“认同”；而市民社会，简而言之就是人民的社会和精神生活领域，譬如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公会，学校等。在其专著《狱中札记》当中，“文化领导权”概念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被提了出来，即无产阶级通过非强制、非暴力的手段，以阵地战的形式借助学校教育、教会和新闻媒介等途径获得大众在道德、思想层面的认同，同时重视有机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总体领导权。马克思也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障地位，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可以说，文化领导权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也深谙此道，他们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应用更多的体现在“文化霸权”这一理念的实践当中，赫伯特席勒在其专著《传播和文化统治》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塑造世界体系中符合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成了霸权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方式，并以人类文化的先进代表形象出现，体现在影视、快餐、商品等物质和非物质形式中，借助于全球化的深入和文化趋同化的时代浪潮，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诱惑力，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诸多国家深受其影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多元化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并从服饰、饮食、言语、审美、生活方式、价值观、道德标准、理想信念等许多方面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也从未放松对于文化领导的工作与对意识形态思想宣传阵地的争夺，这一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重要命题的提出过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要求写入党章。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基于党对宣传工作的客观规律总结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九个坚持”，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并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七个着力的要求，居于首位的便是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体现出党对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工作的准确认识，同时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与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应用于实现第二个结合有着深层意义。其最显著的应用在于巩固中华文化自身主体性，遵循守正创新的方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脉”达到契合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占有理论指导的地位，主要由理想追求、内在哲学两方面印证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有效性。在理想追求上，党的文化领导宣传革命文化，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运动当中，动员一切各个阶级的力量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奋斗；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士’这一阶层，也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担当精神，力图担起天下兴亡的重任，创造一个大同社会。在内在哲学方面，党的文化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思想，那就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实事求是之精神来组织国家各领域建设，同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尊重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反对空谈误国，倡导实干兴邦的社会价值。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主张“知行合一”，思想家魏源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就是说各项事业必须以深入调查、实干研究之后再得到结论，他在生平实践当中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也构建了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础。在党领导的文化领导下，中华文明已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通过百余年的发展交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过往的百年历史的实践中，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才能指引和领导中国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指示是源于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文化传承规律的客观认识基础上，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结晶，最大程度的应用于实践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做好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工作。

　　四、党的文化领导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性关联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性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一脉相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沉淀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以突出的人民性、可持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全面超越西方的文明框架，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文化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作用，结合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复杂环境和特殊状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这五个主要特性，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下才能够体现。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能够突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人民至上”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取向便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相信人民，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立场。从学理上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性的立场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当中；《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回顾百余年党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不断努力建设人民群众的福祉，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民本”的思想用于安顿人民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了早期中国民主实践的证据，民本思想发源于《尚书》，后续经过儒家学者不断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政治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家孟夫子提出了以“民贵君轻”的理念。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均离不开市民社会这一大众日常生活领域。所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受益，突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本文后续所提供的所有案例，皆是以人民性，人民至上为最终实现结果。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相匹配，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稳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在物质发展进步的同时，发展绿色文明，发展生态文明，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孔子也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说保护好环境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好的例子其实就在身边： 山东省济南市小清河沿线的治理，从2015年政府下决心治理，党员动员沿线的居民群众自觉维护小清河的治理成果。现在，不仅水质改善了，河内的生物物种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整个小清河流域的生态系统也得到了有效恢复。现在，小清河也从济南老百姓们不愿提及的伤痛变成了济南的众多文化旅游标签之一，彻底提升了这个城市的整体形象。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备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可以说，党的自我革命成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在党的文化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能够很好的保留、继承，还要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传统典籍《大学》当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也用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当中。譬如，在党的文化领导下，很多的博物馆一改过去单纯观赏和展览，添加了更多科技体验元素，比如山东省泰安市的汉字记忆空间展馆，用3D，4D的技术实景还原了汉字构造之美，让大众可以用全息投影体验汉字的魅力，用数字化的存储系统将历史珍贵资料储存起来，同时能够活灵活现展示给大众，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也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更加宽广的胸怀，充分发挥其包容性的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借鉴，逐步形成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共同塑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通过学习胡人的着装并训练士兵像周边游牧民族一样在马上射箭，成效斐然，使国家富强。到明末时期在文化上完成儒释道三教合流，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洞见，华夏文明善于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善于改造其他文明的桎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这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超越了东西方任何文明的固有框架，党的文化领导能够保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兼收并蓄其他文明的同时，可以保持自我，以我为主。譬如：山东省去年七月份也就是2023年举办的国际青年交流大会，在第一天会议的晚会环节，济南词人李清照的系列宋词使用西方的说唱艺术形式与中国京剧一起进行演绎，紧接着一个节目就是中法合唱团双语演唱的《我要去山东》。这样中外艺术的融合创造可谓是在党的文化领导下，山东省很好的实践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要求，使得我们既可以借鉴外来文化的优势，又能够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保持中国特色。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备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中引用了孟子中的一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就是说天下的事物都有各自突出的个性，才是真实的情况。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传统典籍《中庸》中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华夏文明具有和平性，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唤醒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的内在基因，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理论内涵，使其更符合全人类和平发展的诉求与前景。突出的成功实践就是山东省连续九年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个论坛不仅有本土的文化学者参与，主办方还邀请了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出席参加研讨，提供了一个中外文明平等交流，文明互鉴的平台，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性。

　　五、全球格局下党的文化领导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促进作用

　　在全球文明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这一观点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相互交融，呼应了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文化引领树立中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从全球维度出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是广泛的文化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21年香港地区发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事件”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起到了警示作用：部分香港中小学选用的中国历史教材及课堂教学出现严重偏差，甚至出现了“美化”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等内容，严重影响到香港新一代青少年接受正确的历史教育，一些当地青年的民族认同感缺失，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最终，在党中央的持续关注与香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毒教材”得到了清理，教材中一些歪曲史实的部分得到了修正。但是香港社会在青少年的国家历史教育方面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其实，清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先生在其作品《古史钩沉》中已经向人们发出警醒，读之依然振聋发聩：“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香港的历史教育工作，属于宣传思想文化的工作，直接关系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香港历史教科书的例子表明，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想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持党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唯有维护好国家的文化主权，才能够维护好中国的国际形象，国家形象，让中华民族这个文化身份更具认同感，感召力。

　　其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通过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更为独特和具有吸引力的文化观念。18世纪至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曾试图构建所谓“文明标准”，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不文明”两端，自诩承担着“文明开化使命”，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大行其道，随意定义他国的独特的文化与文明，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二战结束后，西方又试图定义现代化的“全球化”标准，这乃是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推向整个世界的谋划。 因此, 国际的“文明标准”本质上便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 (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关话语，势必有利于全球“文明”话语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有利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特色的“文明”观与“现代”观。

　　第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有助于超越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破除西方中心论。通过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和创新性，中国能够为全球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理念和模式，挑战西方文明的单一视角，区别于在西方文化一元论框架下蕴藏的利己、冲突、零和的文化基因。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通过实践两个结合，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明秩序进行了重构与升华，它既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智慧结晶，又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力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党的文化领导权让中国式现代化突显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成为全球文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最后，对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要抓住关键群体的作用。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群体的作用。领导干部群体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关键少数，他们占据着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话语权，为了贯彻“两个结合”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让我们的领导干部及时地学习、向他们及时传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理论水平，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知识分子则大多是专业技能人才，除了进行各自领域的科研工作之外，更应该加强知识分子们接受党史、党建教育，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努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六、结论

　　总体而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保障，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工作始终前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性相匹配，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性打造“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文明的多元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最后，通过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要注意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这两个关键群体，让他们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