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方既训，家道颖颖。”（西晋·潘岳《家风诗》）

　　众所周知，原生家庭环境、家风家训、家庭氛围等因素对子女的身心成长有着重要的浸染力量，可以带来积极或消极的长期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6月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家（家族、家庭）”在“天下-国家”中的原子构成意义，重视优秀家风家训的营造、养成及熏陶濡化作用，形成了大量余响不已的家训著作。

　　那么，《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家风家训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是“身-家-国-天下”的连续体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相较之下，欧美文化传统更为突显“个体-城邦”的二元架构，那么，在西方原子个体文化中也有家风家训吗？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文明互鉴成为常态，那么，现代父母应该如何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建构适应当代文化的家风家训？

　　一、传统家风家训是时代困境的伦理表达

　　实际上，“身-家-国-天下”的连续体是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三纲领八条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视为早期儒家所提倡的实现个体价值、并安定天下（“内圣外王”）的阶梯次第。“家”被看作连接身心个体与邦国天下的关键枢轴，地位非常关键。表面上看，从“身心个体”到“家”、再到邦国天下，从内在的“诚正”“修身”工夫到外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是连续而平顺的纵贯线，是自然过渡、水到渠成的一个递升发展过程。然而，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早就注意到连接不同阶梯次第的困难。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早期儒家正是有见于“身心个体”与“家”、“家”与“国”之间的通常表现出的冲突和牴啎，才针对性地由内而外提出《大学》所标称的“八条目”。

　　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对应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期”），政制崩坏，战乱频仍，处士横议，道术裂变，“传统的确定性，在各种意见冲突之中土崩瓦解”。曾经有效的要素连接，变得不再有效，并且不断遭到质疑。例如，在“家”与“国”之间，孔子的弟子因首选孝亲而放弃卿相之位、孟子肯定舜“窃负而逃”而放弃天下，类似的“奉养冲突”似乎层出不穷：

　　齐曾聘，欲为之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曾参》）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

　　在这些例子中，“家-国”的意义链并不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曾子和舜都是在“家-国”冲突的情境中首选“家”和孝亲。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甚至达到悲剧的程度，已非曾子、舜那样可以通过放弃某个选项A而保全另一个更重要的选项B。《吕氏春秋·高义》所记载楚国石渚的两难境遇与舜相类，但他在忠、孝两种伦理理想之间的冲突中选择悲剧性地赴死以成全两种原则的完整性。此外，《论语·子路篇》中所记“父攘羊，子证之”与“父子相隐”，也提示了两条“直躬”伦理路线的内在冲突，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让我们回到家训话题。南北朝时期颜之推（531-591）的《颜氏家训》向来被视为“古今家训之祖”（宋·陈振孙之语）。在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中，颜之推不惜辞费，从饮食起居到为人处事，从修身养性到求仕致学，“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对家人、子孙无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诱。颜氏本人生于乱世，历仕梁、北齐、北周、隋，俨然政坛长青树、人生赢家。然而，考其身世遭逢，从祖父颜见远誓不事梁而绝食求死，到之推亲历南朝梁代齐，北朝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的多场政治变故，且多次遭囚，颠沛造次，身受其害。颜之推曾在《观我生赋》中写到“余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寥辛……三为亡国之人”，实在是历尽劫波、备尝艰辛。就此而言，《颜氏家训》确实乃蹭蹬化出、蚌病成珠的成果，是时代和个人困境的伦理表达。

　　又比如，《朱子治家格言》是明清之际士人朱柏庐（1627-1698）所著，柏庐其父朱集璜乃明末昆山城守将，城破投河殉国。柏庐守持明遗民身份，终身隐居；《朱子治家格言》是其“性命忠孝之学”的折射，亦为明清鼎革之际时代与个人困境的伦理表达。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那些影响深远的家风家训的作者们，常常并不是享有艺术人生，为子孙和大众提供“名士教科书”与可有可无“生命闹铃”的功成名就之辈；恰恰相反，“文章憎命达”（杜甫《天末怀李白》诗句），他们通常是遍尝人生百态，依然有所坚守的、挺立精神价值，从而深具悲剧性的一批士人。

　　二、德性资本——西方社会的家风家训

　　西欧与北美地区是人类历史上首先迈入现代社会的地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现代欧美社会确立了指导性思想/精神价值核心。一般认为，现代性的思想基础之一是强调原子个体和自由意志的个人主义，因此，人们一讲到西方欧美社会，便倾向于强调其文化表征是个体性文化。以至于一百多年前，中国现代的启蒙先驱们在推进新文化运动时，也是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文化偏至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方个体性文化中，个体直面的是城邦或国家，而“家庭”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突显。儒家传统重视“身-家-国-天下”的连续体，而孳乳个体文化的西方思想史上却不乏不结婚、不成家的“光棍汉”——古典时代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芝诺，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近现代的帕斯卡尔、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斯宾塞、克尔凯戈尔、尼采，乃至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柏格森、萨特、福柯……这样的名单可以还可以列更长。这可能是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传统进行整体对照时得出的印象，这一观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然而，是否可以由此得出，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西方思想家并不乏关于“家”的论述，我们可以举黑格尔的例子。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概念强调个体从自然中挣脱出来；他认为欧洲文化已经完成了这一步，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中，精神仍然被束缚在自然之中，由此精神无从意识到自己的超越性以及自由的特性。即便如此，黑格尔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家”的重要性：

　　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姊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黑格尔将“亲属爱”视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意志力量，实际上，这与《论语·阳货篇》中孔子强调孝亲（三年之丧）的天然性、张载《西铭》“乾称父，坤称母”强调父母亲情的天经地义性如出一辙。

　　那么，西方社会也有家风家训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西方古代社会有家风，当代社会也有家训。

　　比如说，《致吾儿书》（Liber Manualis，843年；亦可译为《人生指南》）是9世纪法兰克塞普蒂马尼亚（Septimania）公爵贝尔纳（Bernard）的夫人多达（Dhuoda）为她15岁的长子纪尧姆（Guillermo）撰写的教育手册，敦促纪尧姆学习作为质子的荣誉、忠诚、辅佐君王与进谏的规矩准则，同时也提到贵族的道德与基督徒的义务。多达是在虔诚者路易去世（840年）和凡尔登条约签署（843年）之间的一个关键历史时刻写作《致吾儿书》的。此书一出，旋被视为“世俗镜鉴”。加洛林时期的“镜鉴”有一些共同的元素：与罪恶的斗争、美德的实践、对父母、国王和教会的尊重、祈祷等等。但多达希望通过她的手册让纪尧姆感受到母亲的亲近，因此这本书是对一个远方儿子的直接见证，其中蕴含着深深的痛苦和浓浓的母爱：“我的孩子，你会有老师给你很有用的课程，但不会像我——你的母亲——一样带着一颗炽热的心。”跟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相似，多达也强调子女对父亲的尊敬：“上帝已经荣耀了在他的孩子身上茁壮成长的父亲。……尊敬父亲的人会为自己的孩子而高兴，并会活得更长。听父亲话的，给母亲属天的安慰；孝敬父亲的，如同积蓄许多财宝。”

　　然而，多达一家的命运是不幸的。处身于波谲云诡的法兰克加洛林王朝政局中，公爵贝尔纳、纪尧姆、幼子贝尔纳先后惨死。无独有偶，本文开篇曾引用西晋潘岳《家风诗》中的诗句，潘岳这位公元3世纪的美男作家，即便吟诵着“日祗日祗，敬亦慎止”，“岂敢荒宁，一日三省”，也在“八王之乱”的政治乱局中失势，并被诛灭三族。

　　在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中，家风家训的存在，实际上是延续公侯世系地位的德性资格；或者也可以说，家风家教本身即是一种“德性资本”——贵族或统治阶层通过其家庭道德教育实现德性的传承，进而实现其阶层地位自身的再生产。到了现代社会，重视家教，或者家风家训仍然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得以传承。例如，《美国家书》一书就展现了上至总统、将军、第一夫人，下至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探险家、建筑师、记者、亿万富翁家庭中长辈对后辈的教导与关爱。如果说，我们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中感受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传统教育方式，那《美国家书》的内容来自美国历代优秀的家族，提供的是更开放、更个性化的教养塑造借鉴。

　　三、借鉴古今优秀资源，建构中外融合家风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正在走向深度互动、交流和交融的世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本身即是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文明，中华文化能够“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原因就在于此。“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同样，今日的中国家庭就应该抱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家风资源，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构新时代的家风家训。

　　（一）立一条家规，兴一点精神

　　家风家训针对的是全家所有成员，包括提议或主导树立家风家训的成员；所有成员都参与树家风的过程，而且都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有的人认为家风家训就是“家教”，这是不准确的。“家教”往往是成人对孩子的单向度规范；家风家训当然包含不少“家教”的内容，但是，如果家风家训只是家教（特别是那些规训式的家教），那么，这样的家风恐怕是有问题的，到最后只是强化了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不平等关系。

　　家风家训常常是原则性、概括性的；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家风家训通常是无形的，亦即，并没有成形的纸面版本。其实，这正是“风”字的本来内涵：“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周南·关雎》）与之相关，家规常常是具体的、成文的。那么，当家庭成员共同来立家规，特别是有孩子的参与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立家规时应该请孩子一起参与，听听孩子的声音。请孩子参与讨论，最终既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又不能直接按他们的意思来立规，这个过程中要让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学习协商和让渡的精神。同时，家规虽然是具体的、情境性的，但仍应贯彻着精神性内容。

　　（二）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适应社会变革、职业发展的知识技能处于加速的更新过程中。作为亲情的纽带、伦理的港湾，家庭未必是学习新知识、习得新技能的场所，但在家庭中塑造爱学习、求上进的家风，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家训中有很多强调勤学不怠的格言警句，虽其学习内容多为“四书五经”之类儒家经史之学，衡诸今日已不足够，但其笃学、上进之精神，则仍是可取的。

　　今日知识和技能的加速更新，可能会重新滋生“读书无用”的论调。然而，一时一地之知识技能固然有“时过境迁”之虞，但学习的意义并不完全存于学习对象本身。古人讲“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所以，好学乐学、身心成长确乎是一辈子的事。古人讲，“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颜氏家训·勉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父母希望孩子修德进业、好学上进，那么自己应首先做到这一点，由此带动孩子一起学习、进步。

　　除了广泛地接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特别是中外经典）的内容，做父母的还应该学习一些成长心理学的知识，这对于营造好的亲子关系，显然是十分必要的。理论上讲，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家长应注意发现孩子的天赋并着力培养；按照心理学者孙时进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需要做到三点：真诚、共感、无条件积极关注。家长跟孩子在一起要真诚，真诚地交流。共感就是读懂、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自身的天性，而不是让孩子成为实现家长梦想的工具。孩子是家长最好的“读本”，要学会共同成长。父母负责孩子的终身教育，教育孩子是让他们成为自己，家长要理解孩子并给他们力量，帮助孩子抵制住社会给他们的各种压力，而不是给孩子施加压力。家长也要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试图改变孩子成为自己心中的样子，改变从自己做起。

　　（三）心动更要行动，言传更要身教

　　古往今来的论教育者，皆重视身先示范。《道德经》中提倡“不言之教，无为之益”；《论语·子路》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万章上》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曾子烹彘”的故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清人陈鸿寿说“课子课孙先课己”；现代教育家陶行知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事实上，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庭中，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以身作则、躬亲示范。

　　前文我们说过，家庭成员在人格上是平等上，但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每个个体所承担的角色和权利-义务却有差别。古代社会里，父对子、兄对弟、夫对妇皆处于上位，家风教化的实施多为上带动下、前带动后。正如《颜氏家训·治家》所言：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即便是在推崇人格平等的今天，“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的道理恐怕依然是适用的。

　　在亲子关系维度上，孩子天生爱模仿，和孩子相处最多的父母必然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父母有意无意间的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重要影响。孩子的言行举止或多或少呈现了一个家庭的素养，折射着父母的行为。家长应该成为家里的“先知先觉”者和榜样人物，需要经常“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三思而后行”（《论语·公冶长》），养成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把更多的积极生活的态度潜移默化带给孩子。对于孩子来说，拥有这样的父母，难道不是最好的人生财富吗？

　　四、结语

　　相较于传统乡土宗族社会中的大家庭（家族），今天的中国家庭常常是小家庭，年轻人对于小家庭之外的“大家族”往往较为疏远，不能与其建立和维系较亲密的关系。这是“断亲”现象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这一方面显示传统“不坠宗风”的家族式亲缘关联有弱化、薄化的趋势，青少年的个体意识更为突显，另一方面，“断亲”现象并不能说明青少年的社交意愿减弱了，实际上，这只能说明，他们喜欢的“亲情”形态已由尊卑有序的血缘共同体转向平等尊重的兴趣共同体。相应地，我们认为，在传统社会发挥深远影响的家风家训在今日确实有“重构”的必要。

　　有些哲学学者忧虑于现代社会个人意识过于突显、人伦联系冷漠疏远导致无家可归的部分现实，由此在中西思想比较视野中试图建构“家哲学”。然而，即便不考虑中国现代社会中家庭观念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一种或几种“文化复原”意义的“家哲学”仍然可能赋予“家庭”其不可承受之重。因此，莫若在家言家，既突显中华优秀家风家训文化重要价值，乐见其在今日的发展、壮大，又不拒绝域外优秀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既培养文化自觉，又重视吸纳、融合、收摄域外文化。

　　在其实质上，这是一种“批判性现代重构”方案：

　　“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理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这种重构超越了那种仅仅满足于解释和对比的相对主义式做法，它关注的是共同的、跨文化的理解。

　　如此做绝非忽视了“中国独特性”这一互补性因素，而是致力于实现一种兼顾人类普遍兴趣和中国文化之本真性的“辩证解释学（dialectical hermeneutic）”。我们倡导这一重构方案，是因为它强调始终站在时代的思想制高点上，以一种因应时代难题和困境的“尖端论述”姿态汲取传统理论资源，“中的于现状，发言于心声”，以实现“古为今用”、思想再度“启蒙”的恢宏目标，并且以此挣脱或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纠缠。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