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张立文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他率先构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人学理论体系。根据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张立文先生又创造性地构建出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和合学理论体系，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以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天下。张立文先生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出版《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等专著35部。“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本次采访让我们近距离探寻张立文先生的治学之路以及和合学背后的故事。

　　受访人：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时年88岁）

　　采访人：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采访人】张先生，祝贺您在温州的和合文化园、和合书院开馆，您出生在明代首辅张璁的老宅边上，您的故居，包括您出生、生活过的老房子都保存完好，如今焕然一新。请问您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祖上文化传统的影响？

　　【张立文】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社会的存在者，我不能脱离生我、育我、养我、成我的生命土壤，家乡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出生在温州龙湾，其地山脉形如蟠龙，至海而尽，故名龙湾。龙湾是龙的港湾，它面朝大海，具有海洋性的基因，其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无边无际，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它背靠大罗山，具有山地性的基因，刚毅坚挺，万劫不摧。这两种基因的和合，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陶冶着我的思想精神。特别是张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对我有很大影响。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秉承着这种创新精神。我否定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在《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中，我提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077的讨论中，我写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提出从文化学中分出传统学，构建了传统学的理论思维体系。根据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我创造性地构建出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和合学”，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以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天下。

　　【采访人】近几年，温州经过城市改造，保护了包括您的故居在内的一些重要民居。您觉得当代城市建设应该如何本着和合学的精神，去把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好？

　　【张立文】温州龙湾本为一家一户的农村小镇。在城市化改造中应注重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保存具有历史价值的民居和名人故居、有标志性和独特性的古建筑以及有纪念意义的街道和门台等，使新城多姿多彩，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千篇一律、单一单调。若一个城市都被高楼大厦覆盖，与其他城市没有区别，也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义和价值。

　　【采访人】您说您小时候叫“张宪江”，考试借的文凭上的名字是“张立文”，所以从那以后您就叫“张立文”。您是否觉得这个名字对后来的文化成就有帮助？

　　【张立文】我虚岁6岁便到罗山小学读书，罗山是明嘉靖初年首辅张璁的号，张璁又号罗峰。罗山小学既有纪念张璁的意义，也靠张璁宗祠的田产来维持学校的一部分开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要帮家里晒早稻和晚稻，特别是晚稻，晒谷、扬谷时身上沾满谷子的毫毛。晚稻的糯谷，毫毛特别多，一出汗就痒，痒了就挠，后来就生了疥疮，会起泡、化脓、流脓水，全身到处都有。当时乡下不讲卫生，又没有医院看病，只得休学。到后来把我折腾得不能坐、不能睡，身体很弱，才去找中医看，拿来一些草药，又敷又洗，而后终于慢慢痊愈。现在讲究卫生，很少有人生疥疮。

　　由于长疥疮，在小学休学两年，我心里只想复学读书，所以到了三年级，我就非常用功地读书。一方面为了赶上同学，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另一方面也想把休学的时间补回来，我于是跳过四年级，直接上五年级。父亲拿着我五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单，去跟老屋前进院子的张体宁老师商量，张体宁当时在温州“三希小学”任教，他同意我插班六年级，于是我便就读于三希小学。当时有20多名从各县、各乡来的住校寄宿生。宿舍挨着厨房，用薄木板隔开，但木板缝很大。教师、寄宿生一日三餐的饭菜都在这里做。由于烧柴，烟很大，烟都飘到宿舍里来。早上我们还在睡觉，就被做饭声音吵醒了，又被烟熏得流泪。于是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想考中学。当时考中学必须有小学毕业文凭，我小学没有毕业（差半年），假期里，张岩芳借到张立文在罗山小学毕业的文凭。按照张氏宗祠的谱系，我这一辈有三个字：立、宪、思。我原名张宪江，用张立文文凭不违辈分。我就拿着张立文的文凭去报考温州瓯海中学。当时瓯海中学有春、秋两次报考机会，考上后便把文凭还给张立文家，并给他家一担谷子（合200斤）。这样，我就用张立文一名至今。“立文”也很合我的心意，我本来就喜欢文。在小学的寒暑假，父亲怕我在家里调皮，便要我去张步禧（邑庠生，县秀才）的私塾念书。那时我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文立身，以文化人，这鼓励着我奋发为学。

　　1950年我15岁，初中毕业，便参加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先到温州地区干部学校学习土改政策等，约一个月后被分配到有土匪活动、贫穷的大山区——泰顺县进行土改工作。我到泰顺之前，不敢回家看望祖父母、父母亲，只怕一回家，家里人不放我走。尽管是冬天，我也只带了一条薄薄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衣服塞在枕套里），还带着日用碗筷等。我们打起背包，像解放军一样背在背上。经过四五天，终于到了百丈口，也称百丈镇，这是泰顺县唯一的水路出入地，对于当时没有一条公路的大山区，这是唯一的交通要道。百丈镇政府接待了我们，他们安排给两个房间，男女各一个，地上铺着稻草和竹席，我们打开背包，席地而眠。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到泰顺县委和县政府所在地罗阳镇。从百丈镇到罗阳镇，要走一天山路，抬头仰望，只见山高林密，层层叠叠，白云缭绕，无边无际。我们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愈爬愈高，也愈爬愈陡，体力弱的人就爬不动了，特别是女同学更不行了。由于中间没有过夜的地方，而当时又有土匪活动，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赶到罗阳过夜。大家拿出吃奶的劲头赶路，女同学的铺盖转到男同学肩上，男同学也弯腰弓背，艰难地迈步，在傍晚总算赶到了罗阳。我脚上磨出了大大小小的泡。这是我第一次生命的磨炼。

　　县委领导向我们介绍泰顺县及其土地情况，泰顺原是革命老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国民党散兵游勇与原国民党残余武装相结合，杀害乡村干部，破坏土改，十分猖狂。所以土改必须结合剿匪、反霸。我们在泰顺县政府所在地待了两天，第三天就到距离罗阳80里山路的泗溪去土改。我原来脚上磨出的水泡破了，与袜子黏在一起，忍痛剥下袜子，脚上好多地方都破了，一落地就钻心地痛。作为土改队员，我们住在最穷的贫雇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为“三同”。当时泰顺有句描写实际情况的民谚：“泰顺三件宝，薯丝吃到老，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我住的雇农家，有时为了优待我，就拿出一块黑糊糊的猪肉皮，在烧热的锅底和锅边上转一圈，就算是烧菜的油了，这黑糊糊的肉皮又被拿起来，放着下一次再用。在同住中，身上长满了虱子，我做了一首打油诗：“人生百味皆甚尝，泰顺土改甘苦尚。身长虱子甚发痒，捉虱比赛有奖赏。”当时我与几位贫雇农在一起，向着太阳，坐在地上，背靠泥墙，解开衣服，捉虱比赛，看谁灭得多。

　　【采访人】您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算是实现了当时的愿望和抱负。这对您后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有什么意义？

　　【张立文】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于是产生了考大学的念头。我于1950年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在泰顺工作了六年，不仅没有念高中，而且农村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和温习功课，但我要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所以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高中的功课。由于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单位也不敢阻拦。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之前单独招生，这样的话，我考不上中国人民大学，还可以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就等于有两次考大学的机会。当时泰顺干部有五人要考大学，于是我们五人便一起先到杭州考中国人民大学，考后回温州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前两天，《浙江日报》1956年7月10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杭州招生组公告》：“兹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度录取新生名单公布如下：中国革命史专门化张立文……”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高兴坏了，也非常庆幸。最后泰顺县出来考试的五人中，原泰顺粮食局计划股股长吴杰考上了上海财政大学，另一人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考后回到泰顺，我被任命为仕阳区粮食管理所副所长，由我负责全面工作，因为本就没有正所长。其实这之前我已负责仕阳区粮管所工作。在到北京报到之前，我回家一次，看望祖父母及母亲，父亲已去世离开我们。父亲去世时，由于我在泰顺，不能回家尽孝。父亲在去世之前，很想见我一面，却不得。

　　从穷山区泰顺到古老繁华的首都北京，我心情特别激动，反差特别明显。如果说1950年参加土改运动是我生命道路上的一次转折，那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基本上决定了我人生命运和学术生命的道路，它使我得以实现学术研究的愿望和抱负，开启了我以后走上学术研究的大门。若无这个起步，我是不可能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所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对我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采访人】您20世纪50年代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和工作后，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哪些曲折？您在五六十年代的经历是否已经有了和合学的萌芽？

　　【张立文】20世纪50年代我参加的土改、反霸、剿匪、“三大”改造运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等，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为指导思想。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动员同学们不要有顾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平静的校园掀起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办大字报的高潮。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写的，全国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我们班有两个同学被划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去了。

　　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不久（1958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结合全国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开展一颗红心向着党的“向党交心”运动，就是要“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拔掉资产阶级白旗，插上无产阶级思想的红旗。经反右派斗争、“双反”运动、“红专辩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下农村劳动改造，要脱胎换骨地彻底改造思想。我们便到四季青人民公社劳动改造。

　　我想，国家实现富强，就不会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就不会受军国主义的侵略，这是近代中国国家落后和不富强得来的惨痛教训。国家要富强，就要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恢复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有矛盾冲突可以协调，人们可以和而不同地相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相斗，要和谐、和睦地相处，这是中国千百年传统文化中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我想如果能够这样，国家就会富强，就不会受欺辱，这也是我当时和合思想的萌芽和愿望。

　　【采访人】您1960年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这对您后半生的影响是什么？

　　【张立文】大学毕业分配，这是大家的愿望，但这件事在20世纪60年代是自己不能支配的，是由组织分配的。似乎是老天爷的眷顾，我被提前分配到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是我一生学术生命的大喜事，是符合我学术兴趣的大好事。我获得了这个十分难得且良好的学术起步的机遇。我在中小学寒暑假上私塾所学的古文有了运用的机会，这唤起了我实现学术生命的希望，也使我后半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不然是没有机会和可能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有所成就的。

　　【采访人】“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了，您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前入党，停办后，整个哲学系都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哲学系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没招工农兵学员，天天搞运动、开会、学文件、做自我检查，但您一整天就在阅览室看书，抓紧时间一心一意研究朱熹。在那样的形势下，您是如何做到的？

　　【张立文】我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当时中外哲学史为一个教研室）后，石峻为教研室主任，尹明为党支部书记。他们一方面要我通讲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到近代），另一方面根据教研室情况，要我重点研究宋明理学。在看了一些理学家的著作后，我认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关键人物，是孔子以后最大的新儒学家。但朱熹著作很多，而研究朱熹哲学思想，必须全面掌握他每本著作的思想，所以当时我便向图书馆借阅。

　　“文革”中，在1969年冬天，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选择在当时以血吸虫闻名全国的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的一个红土岗上，这在当时是一个“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后来，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准备撤销，这关系到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分配问题。“军宣队”要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就地消化，交给江西省分配。当时学校副校长崔耀光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中共江西省委知道我校老干部多（有“长征干部”“抗战干部”“解放战争干部”），工资高——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员工的工资总数几乎等于江西省全省干部工资的总数，所以当时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说消化不了，这样只得回北京，另行分配。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哲学系、经济系、党史系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其他院系有的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只要有一点空，我就到北师大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有专门的教师阅览室，图书管理员业务精通，服务意识强，我把要看的书单给她，她就把书提出来放在我桌上。后来我与管理员熟了，中午在食堂吃饭后没有地方休息，我就回到教师阅览室继续看书。在北师大将近六年，我几乎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及有关年谱、地方志都浏览了一遍，精读了朱熹和陆九渊的相关著作，为我写作《朱熹思想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亦初步构想了《朱熹思想研究》的提纲、观点及研究方法。

　　【采访人】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这都是在国内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最早的著作。之后受陈荣捷教授邀请，您参加1982年7月由美国学术联合会、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朱熹讨论会”，他建议您撰写朱熹易学思想著作，您的学术思想开始有了世界影响，这是不是您的学术思想有所建立的关键阶段？

　　【张立文】1981年10月15日到21日，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老少学者咸集。国内老一辈学者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孙叔平、王明、张舜徽、邱汉生、冯契等均出席。世界知名学者陈荣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日本东京大学山井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秦家懿、德国图宾根大学余蓓荷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等也都参加。我在18日大会上作了《王守仁哲学逻辑结构初探》的发言。由于我在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1981年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陈荣捷看到后很感兴趣，他约我谈话，并自我介绍他是来年（1982年）美国学术联合会、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朱熹讨论会”主席，并建议我撰写《朱熹的易学思想》。他说与会学者论文中还没有写这方面内容的。1981年11月8日他来函：“在杭得会，至觉欣幸。大著《朱熹思想研究》已经拜读若干页，喜知学术水准甚高……即谓台端不必经过申请手续而与艾民、汉生等教授同样到会宣读论文。由北京到夏威夷来回飞机旅费与夏威夷住宿费均由会议支付……主席陈荣捷。”1981年12月13日陈教授又来函：“立文教授：本月1日赐示拜悉。台端肯惠临朱子会议与世界朱子学者一并宣读论文，鼓励朱子研究，此不特捷个人之幸也。论文仍请在北京译成英文。于3月1日以前寄到捷处……尊著两册（张立文案：指《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尚未毕读，然台端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台端《易经》经文与《易传》为两者不同之哲学系统，诚是高明之见。”

　　我发言时间安排在1982年7月10日上午8：30到11：30，其间有三人宣读论文，宣读后有评论者评论及答问，每人1小时。我宣读论文后，由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评论。他说他的老师曾说过，朱熹《易学启蒙》就连魔鬼也搞不清楚，而张立文在论文中说清楚了，对此表示敬佩。他还提了两个问题，我做了圆满回答，他表示满意。这次会议，我让大家知道了中国中青年学者是勤奋做学问的，并不是不做学问的。这也使我的学术生命有了好的开头。

　　【采访人】20世纪80年代您是如何酝酿和提出和合学的？或者说和合学早期经历过几个阶段？

　　【张立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构建了和合学思想体系。从学术思想发展而言，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这本书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做了全面的梳理，全面探赜了中国哲学范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中间环节、演变规律，阐释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对象、范围和特点，钩玄了天道、人道的范畴体系。因此人们知道了“和合”范畴的意义和价值。我与我的学生岑贤安、徐荪铭、蔡方鹿、张怀承共同撰写“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就道、理、气、心、性诸方面分别撰成专著。这套丛书影响很大，在韩国和越南都有翻译本。

　　从哲学理论思维的自觉而言，这时我思想上已摆脱“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教条模式，有了“自己讲、讲自己”的觉醒。1984年我撰写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后撰写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和《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三本书撰写时间不同，但都在1989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阐释了我自己的哲学理论思维。在《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中，有人的“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合一论”五章内容。“自我合一论”塑造了和合型和完美型合一的人以及人生境界，并引用《国语·郑语》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商契能和合五教”以及晏婴论和等内容。1989年我撰写了《从宋明理学到和合学》，后改为《新儒学哲学与新儒家的度越》，该文分三节，一是从旧三学到新三学，二是新儒家的度越，三是和合学的建构。此文收入拙著《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此外，我提出和合学还有一个时机的激发。人生在世，难得遇到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机遇，人们不得不思虑21世纪人类的命运问题。我思议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人与自然冲突产生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产生道德危机，人心的心灵冲突带来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价值危机），提出以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之五大原理来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因此对时代的思议而有《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的撰写。

　　【采访人】您在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当年教授很少，您当时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张立文】1984年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特批，我成为教授，后来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当时，我的主要学术成就是1980年出版的《周易思想研究》和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还有合编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下册、《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册，以及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江汉学报》和香港《华侨日报》等发表的学术论文60篇。因此被特批为教授。

　　【采访人】您1984年完成《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1989年出版，您认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建的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形态。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哲学范畴解释学，以化解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困惑。您这方面的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是否可以说，您是用内在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的发展？

　　【张立文】我之所以写《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是与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朱熹思想研究》遭到批判有关。当时在国内最权威社科杂志上，发表了署名学谦的《评〈朱熹思想研究〉》长文，批判拙著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上产生了偏差，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也模糊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界限。“这种观点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恩格斯曾批判施达克，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与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错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的书“异曲同工”，又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问题更为严重。于是学谦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其锋芒所指，认为撰写《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这本书作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对象，牵连拙著责任编辑的职称评定和为拙著写序的德高望重的任继愈先生。我觉得很抱歉，对不起他们，此后我再也不请前辈学者写序，以免连累他们。所以后来出版遭批判的《和合学概论》时，我没有将张岱年先生的推荐信作为序言。

　　【采访人】您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是否因为早年研究《周易》和朱熹而受到批判，所以您要提出中国哲学自己的逻辑结构，跳出唯心唯物的老框架？您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方面的主要观点和影响是什么？您为什么说自己“从范畴逻辑结构网络上自家体贴出‘和合’二字，随即创立和合学，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找到了落脚点和安顿处”？

　　【张立文】由于《朱熹思想研究》书中关于朱熹哲学思想有一篇篇幅很长的《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不得不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来回答各种批评。1984年6月完成初稿，1987年修改。凡是哲学，都是由诸多哲学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结构探赜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哲学之网，而成有机哲学体系。本书打破以往把哲学家哲学思想割裂成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几大块进行研究的范式，因为那样分割使哲学家的思想不成有机的整体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从方法论意义上说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以后很多人文社会学科的著作都采取逻辑结构分析方法，而跳出唯心唯物的老框架。

　　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网络上，每个哲学概念、范畴都是逻辑结构网络的一个纽结、一个连结点。由诸多纽结、连结点互相联系、联通，而和合成哲学的有机体系。“和合”二字在先秦以及后代的典籍中都有，但没有构成和合学的学说、理论体系。正如程颢所说，“天理二字是我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在《礼记》《庄子》中已有，但并没有建构成理学理论体系，“大程”说自家体贴出来，是讲建构理学学说和理学理论体系。和合学是对中国和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找到了落脚点和安顿处。

　　【采访人】您试图否定卡西尔在《人论》中所提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把人重新定义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后改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并撰写《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一书，1989年由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版。书中论述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关怀论、自我和合论六个层面，并提出人生五境界说。作为现代化新人的价值导向，您提出新人学的理论思维体系。您今天如何评价？

　　【张立文】我在《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中提出新人学的理论思维体系，指出人是世界所有学科所研究的永恒课题，我们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即使是信息智能时代，亦不例外（请参见拙作《和合学与人工智能——以中国传统和现代哲理思议网络》）。我把人规定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是对现时代人学的反思和未来发展的预设，也是现代化的需要。人学作为哲学形态进入哲学研究的前沿，作为一种思潮关怀人的生存发展，作为新学科的科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要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联通、互学互鉴，促进新人论的创新性发展。

　　【采访人】您著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1988年）、《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1995年），并主编过《道》《理》《心》《性》《气》，还有《空境》《和境》等，您为什么这么重视范畴研究？

　　【张立文】我为什么重视哲学范畴研究？这既是赓续范畴研究传统，亦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范畴概念研究自古以来就很受重视。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开创期。《尚书·洪范篇》箕子陈述洪范九畴：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九畴下共五十目，也可算五十个概念、范畴。《周易》六十四卦，六十四个概念范畴。《墨辨》《荀子·正名》以循名责实为思维原则，提出天道、人道方面的概念、范畴。汉唐时期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发展期，“白虎观”会议由班固等集成《白虎通义》，总括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共四十四个重要概念、范畴，构建了贯通天、地、人、自然、社会、人生的概念、范畴结构。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哲学范畴的成熟期，朱熹弟子程端蒙著《性理字训》，论述了三十个概念、范畴，又陈淳《四书性理字义》（又名《北溪字义》）诠释了二十六个哲学范畴，成为理学入门的教科书，受当时人重视。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出现在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性总结思潮之后。这本书倾注了他的哲学、政治、道德思想。他选择宋明理学中最重要、最常用的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八项范畴，条分缕析，并能因流溯源，探本求末，体用分合，会通其理。如果说陈淳的《四书性理字义》（《北溪字义》）对哲学范畴做横向剖析的话，那么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做纵向的剖析。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发展史，体现出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理论思维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为弘扬中华民族哲学范畴的理论思维，而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并主编“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这就是我重视中国哲学特有哲学范畴及其独特品格的原因，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的异趣。

　　【采访人】您著有《周易思想研究》（1980年），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本系统研究《周易》义理思想的专著，后来又有《周易帛书今注今译》，您现在如何评价自己在《周易》研究方面的成绩？您早年就发现宋明理学的大家，无人不研究《周易》，借《周易》表达自己的思想，您的思想有多少是根源于《周易》的？

　　【张立文】我曾说过，《周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我研究《周易》的书，只触其皮毛，而古代、近现代有许多研究《周易》的大家，我向他们学习，也由于教学需要，而做一点诠释。但《周易》理论思维，对我有很大启发，我的“和合学”的三个世界，就是根据《易传》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生发为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中国哲学元理》亦据天道、地道、人道而生发为七大元理。

　　【采访人】您在宋明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多，比如《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今天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宋明理学研究？

　　【张立文】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造极”期，即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最高峰，集儒释道思想之大成。我虽然写了九本研究理学的书，提出一些新观点、新方法，打破了旧观点、旧方法的束缚，但就其整体来看，仍远远不够，不仅研究深度不够，也还没有探赜其“尽精微”的思想，亦没有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还需要继续奋发努力研究，特别是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和现代价值需要总结，以裨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采访人】您对朱熹思想评价很高，认为：朱熹以求理、求实、主体、力行和开放等一系列学术精神，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用“天理”二字成功地融摄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出色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汉唐训诂学向宋明义理学的理论转型，极大地显示了中华和合思想内在的生命智慧和无限的变易潜能，为中国古代社会后几百年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强大的道德精神支柱。您觉得朱熹对您启发最大的有哪几点？

　　【张立文】重读任继愈先生于1980年12月为拙作《朱熹思想研究》写的序，我很感动。因为我们都从事哲学史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的教师集中在中央党校，共同编写由任继愈先生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我们经常见面。他对我研究朱熹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写出《朱熹思想研究》书稿，又送给他请他指正，所以他为此写了一篇很感人的序。拙著写了理学的产生和形成，辨析了为什么不称“道学”的理由；论述了朱熹生活的时代、身世经历以及朱熹的经济、政治学说；阐明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从气到物的辩证思想、从物到理的体认过程以及性、心、情学说；还涉及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历史地位及作用等。

　　朱熹对我启发很大，对我研究中国哲学史有极大帮助：

　　第一，朱熹的开放包容精神。在唐末五代动乱后，伦理道德丧失，价值理想缺失，精神家园无着。为重建伦理道德、重构价值理想，朱熹海纳佛道二教思想，借鉴吸收其优秀成分。如在《周易参同契考异》中，朱熹化名“空同道士邹”，《考异》按语说：“邹二字，朱子借之托名也。”朱熹在《参同契说》中说：“此说欲与季通（蔡元定）讲之，未及写寄，而季通死矣。偶阅旧稿，为之泫然。戊午腊月二十六日。”又作《阴符经考异》，通过注释，对道教思想有所借鉴。朱熹十四岁，父亲朱松病死。少年丧父，生活无依靠。其父死前把家事托付其好友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并对朱熹说：“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而胡原仲和刘彦冲好佛老。朱熹自己亦回忆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甚至在应举考试之前还拜访大慧（宗杲）普觉禅师，吸收佛教思想智慧。这使我体认到，学术研究只有开放包容，才能有容乃大，而有所成就。

　　第二，朱熹的破旧立新精神。宋明理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体现，它是对“五经”神圣不可侵犯和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笃守“师法”“家法”及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挑战与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明理学的兴盛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欧阳修疑群经之首的《周易·系辞》等非圣人孔子之言，司马光疑孟，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而不是圣人之言，认为《诗经》讲男女说情说爱之事，认为《尚书》是历史文诰等，剥去了“五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扫除了“五经”为圣之言的种种神圣光环，而出现“疑经改经”的思潮、创新的思潮。朱熹见《大学》各章都有释文，唯“格物”“致知”没有释文，于是他敢于大胆地作补释。他说：“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以其理体学的思想来释格物、致知，而不管是否符合经意，敢为天下先。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给我很大的启发，在学术、哲学研究中只有创新才有价值，才能实践一个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责任和职责。

　　第三，朱熹的坚持理学精神。在理学遭无情打击时，其坚持自己观点，自己认定是对的就坚持到底。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朱熹借向皇帝侍讲的机会，面陈灾民流离失所的苦难，并提出希望皇帝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以及近卫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等请求。这引起宁宗不满，便免去朱熹侍讲职位。韩侂胄以拥立宁宗而掌握大权，便发动反道学（理学）的斗争。庆元二年（1196）叶翥上书，批判“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求把理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时“更道学之名曰伪学”，“《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并“申严道学之禁”，订立“伪学逆党籍”，必罚无赦，共五十九人，包括赵汝愚、朱熹、叶适、陈傅良等。在这样严打的情境下，朱熹坚持自己道学（理学）立场观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去世之前还在改《大学》诚意章。朱熹这种坚持理学精神，使我大受教育，亦使我在遭受批判时，能坚持自己观点。这种坚持须经得起炼狱般的煎熬，要有下地狱的勇气，否则是坚持不下去的。

　　【采访人】您很重视韩国儒学的研究，著有《退溪哲学入门》《李退溪思想研究》等，您是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退溪学的第一人，也是荣获退溪学国际学术奖的大陆第一人。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韩国儒学研究及其影响？

　　【张立文】韩国儒学博大精深，尽管我写了《李退溪思想研究》《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韩国儒学研究》，但对韩国诸多儒学大家没有研究，需要进一步研究。学界以往对韩国儒学研究比较薄弱，我比较早研究韩国儒学、朱子学大家李退溪（《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哲学研究》1985年第3期），后陆续发表有关李退溪及其他儒学家哲学思想的文章，虽在韩国、日本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

　　【采访人】您著有《“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您为了说明中国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具特色的哲学，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对中国哲学下了定义：“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这是对中国哲学的自我发现，是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这便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请问您今天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和比较？

　　【张立文】中国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接着、对着西方哲学讲，西方哲学家仍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而只有思想。基于此，我提出中国哲学应该“自己讲”“讲自己”。“自己讲”，是根据中国哲学实际，自己讲自己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依据他者哲学来讲。而自己讲中国哲学，只能是智能创新式地“讲自己”，讲出中国哲学自己对“哲学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赤诚追求。

　　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身独具的特色，必须对什么是中国哲学下定义。胡适以西方实用主义对哲学下了定义，冯友兰依新实在论亦对哲学下了定义，我根据中国哲学实际，对中国哲学下了定义：“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这是对中国哲学的自我觉解和自我发现。

　　在当代万物联通的信息智能时代，中西哲学虽各有其不同的诞生、发育、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但仍可以互学互鉴、互补互济、和合创新，从而构建新的世界哲学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

　　【采访人】您认为，中国哲学只有从“照着”西方哲学讲或“接着”西方哲学讲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才能发现中国哲学的自我，于是建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您认为今天要如何进一步离开“照着讲”和“接着讲”？

　　【张立文】世界是多元世界，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它们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各民族哲学的资生资始，就不存在“照着讲”“接着讲”的问题。但近代以来，西方以其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势，以唯我独尊的态势，以西方文化之哲学为唯一的哲学，中国才出现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的偏颇。为了从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我建构了中国哲学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说明中西哲学从源头上就是两个不同的路向。当今各民族哲学觉醒，各自构建自己民族的哲学，世界哲学融合在民族哲学之中，民族哲学融合在世界哲学之中，呈现多元多彩的世界哲学样态。

　　【采访人】美国战略家亨廷顿（Samuel P.Huning-ton，1927—2008）按照冷战思维，提倡对抗文化，认为冷战之后文化的冲突和对抗是主流，认为基督教文明的对手首先是伊斯兰文明，其次就是儒家文明。您认为和合学如何化解文明冲突？

　　【张立文】美国战略家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文化的冲突和对抗是主流，主要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互相奥援，而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他扬言，儒家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威胁者、挑战者。这不仅是对儒家文明的无知，而且是理智的缺失和对事实的罔顾。近来西方一些智者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得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亨廷顿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相对；儒家文明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与西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者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相对；儒家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制裁、限制、遏制别国和其他民族的独立与发展相对；儒家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而西方挑起世界动乱，发动战争，欺压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如此等等，皆与儒家文明背道而驰。有鉴于此，我构建了和合学理论体系，以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来化解文明冲突，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天下。

　　【采访人】1996年您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出版，是否标志着和合学的诞生？当时您如何回应各种压力和挑战？早期面对学界的压力，您是如何克服的？

　　【张立文】1996年《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我提出的和合学思想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和合观点、话语体系的系统化、深刻化、理性化、成熟化，但我一直认为和合学在途中。个别人不理解和合学的价值意义，认为和合学讲调和，不讲斗争，认为讲和合丧失原则，认为讲和谐不讲唯物唯心两军对战，认为与施达克观点异曲同工等。学术界、政界对我也有批判，他们连续在报刊发表批判文章，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认为和合学讲和平、合作没有错，是符合世界人民要求的，所以我的心是安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教员，本就没有什么地位，批判对我没有什么大的损失，相反我觉得批判“和合学”等于替“和合学”做宣传、做广告，本来“和合学”大家不知道，没有看到，这一批判引起人们兴趣、关注，就想拿来看看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好事吗？因而心里也不觉得有压力了。

　　【采访人】听说您的和合学刚提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质疑，因为跟讲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不同，甚至有人认为弱者才讲和合学。您是否认为今天更有必要讲和合学？越强大越需要和合学？

　　【张立文】和合学的宗旨是讲和平、发展、合作，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只有和平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若动乱、战争，人民逃难，妻离子散，国家、社会就不能发展，只能贫穷、落后，以致挨打。只有和平才能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在和平的时空内才能更好合作，同时，只有互相合作，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在万物联通、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和合学，也可以说越多元化、越强大越需要和合学。

　　【采访人】您在21世纪初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您的学术成就非常突出。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

　　【张立文】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试行一级教授聘任制，我成为首批一级教授。当时我已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26本，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出版《张立文文集》（38辑），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90篇。但我认为自己有很多欠缺，没有对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和合学的观点进行注释，也没有对诸多哲学家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阐释，很多时期、阶段、学派的研究我还未涉足，即使一些人物、学派的研究也还很肤浅，没有说透、说深入，也就是说既无“致广大”，也无“尽精微”。

　　【采访人】您认为和合学应对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克服五大危机（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今天您觉得这些冲突和危机有变化吗？今天您觉得是否需要加以修正？

　　【张立文】和合学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其基本态势并无很大的变化，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受到人工智能手机的约束，心灵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这是需要改革的，因为有的冲突、危机进一步加强了，需要加强应对和化解的力度。在人成为手机“奴隶”的情境下，人摆脱手机的束缚、控制，要有坚强的类似“戒毒”的勇气和毅力。

　　【采访人】您提出和合学五大原理，今天是否需要修正？或者说，您关于和合学的理论过了几年之后，在理论体系上是否需要有所调整？

　　【张立文】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基本上可以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仅要“和而不同”相处，而且要“以他平他谓之和”，他与他者要平等相处，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合共生。要尊重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根据其国家实际和国情选择其独立发展的道路以及国家制度，要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发达。若世界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这是世界不太平和动乱的根源之一。所以要共同发展、共同发达以减少动乱。和处、和立、和达，都需要相互开放包容。

　　【采访人】西方文化提倡竞争和博弈的精神，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这非常自然。和合学致力于化解文明冲突，您是如何构思和形成自己的理论的？

　　【张立文】西方文化提倡竞争和博弈精神，因此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但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信息联通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因此我思考如何概括这一时代主题，在这过程中就有了和合学思想的萌发。同时我在反思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要如何化解？其化解的价值理念、理论思维是什么？以斗争理念、博弈思维能否应对世界多极化、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信息联通化并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当代所发生的社会动乱、战争，显示出斗争、博弈的理念使冲突更激化，因而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学能很好应对和有效化解新时代的冲突、危机。我经反复思考，构思形成和合学理论体系、创新观点、思维方法。这是我构思和合学的因缘。

　　【采访人】您强调和谐与共生，这对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何在？

　　【张立文】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尚和合、以和为贵，主张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和合，共为一家。中华民族往圣先贤的和合天下观，为人类提供了和合共生、天下太平的“中国智慧”。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

　　【采访人】有学者提出多元和合，多元共生，认为共生以多元为前提，共生才能和合。您的和合学如何回应这样的观点？

　　【张立文】和合学主张多元和合，在这一点上，学界并没有分歧。我认为“和实生物”，和睦、和谐、和合才能生物，共生须以“和”为基础或前提。我在《光明日报》的采访中讲，和才能生物。有人反对，说斗才能生物，反对和能生物。其实从人的出生就能看出，人的生命是和合的结晶，人生的路程就是融突而和合的过程。

　　【采访人】西方哲学思想通常不是一元论就是二元论，一元论唯我独尊，二元论针锋相对，至今仍然占据主流，根深蒂固。您推崇“三”的和合、五行的和合，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您认为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的优越性在哪里？

　　【张立文】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费尔巴哈，都主张天地万物资始资生的本原和本体是“一”。巴门尼德认为“万有存在归一”。无论是水、火、原子，第一实体都是“一”。中国主张“和实生物”，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万物的本原是由多元的、多样的、相互矛盾冲突的事物杂合而成的，多元事物在杂合、和合过程中，各种有形相的五行是平等的，无优劣、主次的不平等。西方哲学世界本原是“一”，犹如上帝创世纪，导致唯我独尊，二元论导致非此即彼，对立斗争，你死我活。中国哲学推崇“三”（多）的和合、五行的和合，导致包容论、海纳论、平等论、互学互鉴论、互补互济论、和平共处论。这是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优越的所在。

　　【采访人】您强调要超越和而不同，提倡和合起来，就是要“求通求同”，是否可以理解为试图建立思想的统一战线，同时让各家学说都有发展的空间？

　　【张立文】强调和合起来，强调和合学永远在途中，既可以使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求通求同，又可以使各民族文化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达到天地万物与我同体、民胞物与的境界。

　　【采访人】您的和合学如何促进身心和谐，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您说自己一生中就遇到不少挫折，曾被错认是“反革命”，然后《朱熹思想研究》又被认为是“精神污染”，“和合学”也多次受批评，但您比较想得开，把别人对您有意见看成是对您的重视，推动自己的学术进步和人格提升。您有哪些面对逆境和磨难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学生们？

　　【张立文】人生在世，祸福相依，免不了会遭到挫折、误解、冤屈。我曾被错认是“反革命”，《朱熹思想研究》被认为是“精神污染”，“和合学”也多次受批评。面对这些逆境和磨难，我是如何保持一种乐观心态的呢？

　　一是做平常人，怀平常心。这是对世情的洞悉。世上的人像天上星，不可胜计，但有几个发光的？世上的人绝大多数是平常人，我也是平常人，所以要有平常心，不攀比，不计较，淡泊名利，做自己喜欢做的平常事，乐感就来，烦恼消除。

　　二是想得开，放得下。碰到挫折和打击，要想得开。人事纠纷要看得淡，把批评看作是别人帮助你进步，放下一切危机与挑战、痛苦与恩怨、偏见与恐惧，“宰相肚里好撑船”。放得下，幸福快乐就拥抱你；放不下，幸福快乐就离你而去，以致毁灭心身。

　　三是知足常乐。当今时代，“五鬼”迷惑人，人往往被金钱、权势、虚名、女色、美言所迷而不能摆脱。昏昏然，迷迷然，以小人为君子，以娼妓为贵妇，以金钱为宝物。追之犹恐不及，无有知足之时。贪心一开，胃口大张，而不知迷途知返，结果身败名裂，害国害家害妻儿。

　　四是看得远，境界高。心偏心窄，就会带来种种烦恼、郁闷、痛苦、忧愁、焦虑，生活就会过得很不痛快。再遇到打击、批判、挫折、危机，就可能走向绝路。看得远，就会变困难为顺利，变失败为成功，变打击为激励，变挫折为机遇。一切从长远处反思，从广大处思量，才能度越个人肤浅的视域。把打击视作对自己意志的锻炼，把困难视作使自己更加坚强的动力，这就会使自己心平气和，享受快乐。

　　天生我材必有用，要珍惜自己，和合人生，拥抱幸福。

　　【采访人】有些学者，如张祥龙、孙向晨等提倡家哲学。和合学如何论述家庭？和合学是不是相当于提倡四海一家？

　　【张立文】和合学主张“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变的信念。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社会，司马光在《家范序》中把齐家提升到治国高度，“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成，家庭和睦则国家和谐，社会安定。《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王守仁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和合学赓续前贤，提倡四海一家，提倡和合天下。

　　【采访人】和合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在哪方面？如何构建和合的共同体？

　　【张立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力量而言，和合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核心理念和首要价值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的精粹和生命智慧的精华，是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是思维实践、理想追求的目标。尚和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持久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对唤起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安顿感、落叶归根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合共同体，在于建立和合的世界观，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和合共体的大家庭；建立和合的价值观，各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共同建设天、地、人共和乐的共同体和合世界；建立和合的道德观，共同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构建和合道德共同体；建立和合的国际观，协调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各地区、各联盟间的矛盾冲突，以构建和谐世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协和万邦”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总原则，以“和而不同”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和平共处，以“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原则与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各党派平等、互相尊重地相处，以“讲信修睦”“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实现人际、社会、国际间的友善共处。发扬这些原则和理念，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天下的精神，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

　　【采访人】中国传统认为阴阳五行有相克的力量。和合学是否主要提倡相生的力量？如何应对相克的力量？

　　【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是互相联系的，有相生才有相克，有相克才有相生，犹如矛盾统一，而不是简单只强调相生，或只强调相克。

　　【采访人】您近年来以和合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出版《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和《中国哲学元理》两部著作。《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对2000余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做出了全方位、新角度的阐明与解说，融史思为一体，寄往以思今，是哲学家写哲学史的一大力作。《中国哲学元理》指出中国哲学的七大原理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生价值、人类理想的哲学反思，也是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根本写照，是中国哲学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请问今天中国哲学的发展应该如何继续推动？

　　【张立文】我写《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从全方位、新角度阐明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又写《中国哲学元理》来指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性、根本精神，都是为了讲明“中国的哲学”，驳斥“哲学在中国”“中国没有哲学”等谬误。其实中国哲学智慧博大精深，需要更多学者继续深入，探赜索隐，撰著更多更好的中国哲学原理和有哲学的哲学史著作，使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具有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采访人】您的和合学在养生方面有什么功效？

　　【张立文】我身体孱弱，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工作的资本”，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我开始思考如何强身健体。于是我自创了一套“和合养生十二式”，并以此为书名正式出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和合养生十二式”是吸天地万物生机之精华，摄龙、鹿、龟、鹤、狮五种动物长寿健体之秘诀（不是模仿真动作），纳儒、释、道三教健康养生文化之精华的养生法。三十多年来，我坚持以此方法锻炼，对改善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功效，使我工作起来精神饱满。

　　【采访人】作为温州学先贤，您的事迹和思想与先辈有哪些相通之处？

　　【张立文】我作为温州人，温州先贤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如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张璁七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仍然坚持赶考，第八次才中进士；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品格，我撰写《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及《中国哲学元理》等，都是在创新中不断向前；敢于担当的精神，在1950—1951年镇反运动中，我被错认为“反革命”，我敢于自己担当，而决不冤枉别人。

　　【采访人】您为什么说哲时、哲识、哲德、哲才、哲通，是哲学创新应具备的素质和品格？

　　【张立文】我认为要实现哲学创新，成为哲学的大先生，或是成为有成果的哲学学者，必须具有哲时、哲识、哲德、哲才、哲通的素质和品格。哲时，是要体识该时代的人文语境，偏离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体认，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创新。哲识，是对古今中外哲学理论思维的精深认识。哲德，是应具备的道德、人品和境界，要使中国哲学创新的大事业得以彰著，必须以修德为根本。哲才，是能在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肩上起步而提出哲学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新范式的才能。哲通，意味着对人类哲学理论思维成果的精通，能为哲学创新、再创新奠基。这五者激发人的想象力、批判力、反思力和创造力，而冲破人类思想观念中的怠惰力、世俗力、守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