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年近百岁的李锦全教授早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1960年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文史哲兼通，具有深切的文史情怀。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方面面做过精深的研讨，成果丰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锦全教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的践履者，特定的时代经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形成了“忧患意识、旷达人生”的哲学观，这是一笔让人受用无穷的宝贵精神财富。

　　受访人：李锦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时年94岁）

　　采访人：杨海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人】您自1947年以来，除了1951年至1954年，一直在中山大学读书、教书、写书，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老中大”，而且为中山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10年荣获“中山大学第二届卓越服务奖”。这次访谈侧重学术，尽量长时段地展现您与学术之间的那些或细微或重大的方面。记得您有一首诗写道：“黄瓦红墙朝圣庙，长袍短褂谒先师。官员下马皆趋拜，何况区区六岁儿。”我们似乎可以从它谈起。

　　【李锦全】这首诗写于1966年或1967年，但讲的是我小时候在东莞老家拜孔庙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初期，东莞的孔庙保存得还很完整，祭拜的人也很多。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穿着家里新做的长衣马褂去拜孔子，至今记忆犹新。“官员下马皆趋拜”是什么意思呢？孔庙的前面有一块石碑写着“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叫作“下马碑”。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到了孔庙都是不能骑马的，否则就是不恭敬。孔庙以前也是进行科举考试的地方。废除科举后，东莞的孔庙变成了一座小学。日本人打进来后，它没人管，慢慢就坏掉了，真是很可惜。

　　【采访人】《思空斋诗草》的开篇是近体诗《夜宿太平感怀（五律）》，小序写道：“一九三八年九月和同学诸子往太平镇募捐，支援抗日战争。”诗云：“夜宿凉风早，征鸿近晚秋。繁星垂断垒，孤月涌重楼。烽火三边动，刀兵万里愁。胡尘何所处，愿继渡江舟。”这首诗颇有杜诗的味道。自从令尊要您读了杜甫（712—770）的诗，您的诗风大变，瞧不起以前写的诗了，所以特意将这首诗当作诗集的开篇。此后，您有四年停学困居在家里，自学了很多传统文史方面的书籍，并把读书与家国兴亡之感联系起来。

　　【李锦全】以前《黄金时代》约稿，我说过这件事。我念前面的两段给你听听：

　　我在中学学习和生活，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什么时间拖长，是多次留级吗？还是因病休学？都不是，但中间确是停学四年，不关个人患病，而是由于国家蒙难。我出生于1926年，本来上学是比较早的，1937年我11岁就考上东莞县立中学，在新生中是年龄最小的一员。由于日本侵略者入侵，1938年10月，东莞、广州相继沦陷。我那时刚升上初二就被迫停学了，直到1942年秋季才复学。

　　在这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住在沦陷区的东莞县城，因怕日军骚扰，整天关门闭户。我没有相近年龄的兄弟姐妹，不过家中藏书比较多，我个人只好每日与书本为伍。我从看古典小说入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成为我日常的伙伴。接着是读唐诗、宋词和古文评注中的名家文章。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我能够作诗填词，用古文写文章，另外还读史书和史论，在读文史书时颇生出家国兴亡之感。

　　【采访人】“得失前朝事，兴亡旧日书。挑灯闲展卷，似入古人居。”您1942年写这首《读史（五绝）》的时候，应该已经复学了。复学后，您写过一篇《史可法抗清传论》，同样寄托了自己的家国兴亡之感。据说它还有一段故事。

　　【李锦全】先补充一点：1942年复学，我读的是“汪伪政权”办的东莞一中，因为东莞县立中学流亡在外。抗战胜利后，我进入复办的东莞县立中学读高二，直至毕业。所以从1937年到1947年，我读了十年中学。《史可法抗清传论》是我读初三那年帮同班同学代写的，算是做了一回“枪手”。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但我记得文后的“赞曰”是这样写的：“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举国之危也，非孤臣所能任。史公受命朝廷，投身军旅，连师淮、泗，力图中原，事之不成，非战之罪也。然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之余，安能全身。扬城之殉，公盖计之审矣！史称母梦文山而诞，何其事之类耶！匪特宋、明之光，亦天汉之幽馨也。呜呼，伟矣！”老师把它贴堂了。“贴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把学生写得好的文章贴黑板上表扬。老师给这篇贴堂的文章打了100分加100分，就是200分。老师当然知道我那位同学的实际水平，所以又认为文章是他抄来的，而且是从古书上抄来的。我站起来问老师：抄哪一本古书的？老师回答不了。我这篇习作其实是借史可法（1602—1645）血战扬州的抗清壮举激发当时人们的抗日斗志，而笔法是杜甫的。

　　【采访人】您高中阶段的理科成绩极好，为什么高考后却选择了文科呢？

　　【李锦全】我读书总是很轻松，从不觉得有负担，还有很多时间看小说，成绩也一直很好。譬如考初中，就是现在说的“小升初”。东莞县立中学极难考上，1937年那一届有一千多人报考，录取十分之一。我们小学有16人毕业，就我一个考上。初试是笔试，我考第43名；笔试后是复试，我考第27名。老师说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报名为12岁，实际是11岁。我是没有什么门路就考上了初中。

　　到了高中分科，当时也是重理轻文，成绩好或者数理化厉害的学生读理科，成绩一般或者数理化不行的学生读文科。我不服气，读理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知道自己考大学，那些文科科目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一开始报了理科。高二、高三这两年，我专攻数理化。到高中毕业时，我数学考了100分，总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我的理工科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的兴趣不在那里，而是在文科。那时候，文科毕业后估计当个中学教师，理工科的出路其实也不好，做工程师的机会不是太多。我考大学完全是凭个人兴趣。

　　再给你说说奖学金的事，也不是奖钱，而是奖励粮食。我高中毕业，因为成绩好，得到东莞明伦堂1000司码斤（1司码斤约为600克）奖励谷。当时中学老师用粮食牌价付工资。校长一个月的工资只有700司码斤粮食，我的奖励谷相当于一般中学教师两个月工资。我考上中山大学，东莞沙田又奖励了1000司码斤。这样，2000司码斤奖励谷相当于一般中学老师四个月工资。我在东莞县立中学读书，不但不要家里出钱，反而还有粮食拿回家。

　　【采访人】1947年高考，您被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录取。您先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读了一个多月，中大发榜后，就到历史系来了。1951年大学毕业。您在《莺啼序》中写道：“有谁知，南国学宫，此中甘苦。”您后来还回忆说在中大历史系这四年，“初步掌握了历史文献学、考据学以及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基本功，为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您能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李锦全】当时系里开设了很多有关中国断代史的课程，有刘节（1901—1977）的《殷周史》、丘陶常（1914—1983）的《秦汉史》、姚学敏（生卒年不详，女）的《魏晋南北朝史》、罗香林（1906—1978）的《隋唐五代史》、陈登原（1900—1975）的《宋辽金史》、郑师许（1897—1952）的《明清史》、陈锡祺（1912—2008）的《中国近代史》。另外，还有阎宗临（1904—1978）的《世界古代史》、杨成志（1902—1991）的《民族学》。这些老师都很有学问，系里规定学生必选其中的两三门。

　　大学二年级，我选修了刘节开设的《殷周史》。刘节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诸先生，学养深厚。一开始选课的人较多，但这门课经常使用甲骨文、金文，很有难度，所以不少人放弃了，最后参加考试的人很少。我上这门课，写了一篇读《史记·殷本纪》的札记，是一篇古史考据的“半成品”，提出了与刘节不同的看法。刘节很欣赏，说自己的观点是一种说法，我的观点也是一种说法，可以两存。以前那些学者的气量，是今天的学者不能比的。我选修这门课的收获，并不限于了解刘节的观点与结论，而是培养了独立思考问题并从事科研的能力。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用唐碑证史，就得益于这一科研基本功。

　　【采访人】您1951年7月提交长达208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但“再见”它的时候，竟然是在60多年后。您后来用复写纸写文章，自己就能保存一份。估计复写纸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稀缺的，所幸中山大学图书馆把文章完好保存下来了。我记得2012年3月15日晚，您让我到中大图书馆老馆长刘少雄（1922—2014）家里取回扫描本。它现已收入您的10卷本文集，但人们想多知道一些它的故事。

　　【李锦全】我大学四年级，破例拿研究生助学金，兼任系文物室主任梁钊韬（1916—1987）的助理，负责整理顾颉刚（1893—1980）当年为中大买来的五千多张唐代碑帖。在我之前，历史系没有人碰过这批尘封已久的文物。有的碑帖很长很大，必须铺在地上去看。我一边对它们进行登记、归类，一边试图研究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是有意选这个题目做本科毕业论文，而是刚好在做助理工作，就趁机做了，有点“干一行，爱一行”的意思。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把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结合起来的两重证据法，也是我研究这批唐碑用的方法及其价值之所在。

　　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岑仲勉（1886—1961）。他看得很细致，既有一些改动，又在不对的地方打叉。末页有刘节写的评语：“全唐石刻虽尚余小部分未收入，但各跋中的发见，确有未经前人道及者。青年得此，诚属可造之材。拟给九十分。”（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所以，首页有岑仲勉的签名及给出的分数“90”。我毕业分配到中南文化部后，系里将这批唐碑移交学校图书馆，据说一度损坏得很厉害，现在有人开始重新整理了。

　　【采访人】您本来毕业留系的，为何分配到武汉，做了三年文物考古呢？

　　【李锦全】1951年，全校文史哲只有12人毕业，其中哲学系1人、历史系3人、中文系8人。系主任刘节早就决定让我留校。有一天突然开大会，事前没有打任何招呼，径直就把我们分配了，理由是国家建设需要干部，而且必须一个星期内报到，根本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被分到位于武汉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是大学教授方壮猷（1902—1970），他是方克立（1938—2020）的父亲。两位科长是调过来的大学讲师，科员全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文物处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党员，有人戏称为“文化水平最高，政治素质最低”。

　　1952年8月，中南文化部派刘启益（1926—2012）与我两人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我有一组诗的小序写道：“班主任裴文中，任课及指导实习者有贾兰坡、安志敏、夏鼐、郭宝钧、王仲殊、梁思成、莫宗江、阎文儒、宿白、唐兰、张政烺、陈万里、赵万里、马得志、陈公柔等人。多取用现场教学法，并到大同、云冈、洛阳、郑州等地作考古实习，时间虽短，半年间却收获颇丰。”给我们上课的无一不是文物考古界的顶级学者，我们又到处实地考察，收获自然极大。这组诗一共十首，最后一首写道：“同学半年同结业，临岐分手尚依依。国中文物多丰采，喜得归来致用时。”这是在说我们心里的愿望，就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增砖添瓦。

　　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省继续考古工作。我也到长沙参加了八个月的古墓葬发掘，清理仰天湖35号墓出土的战国竹简。考古出土的竹器、木器很难保管，瓷器、铜器稍微好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出土竹简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懂得保管，竹简在墓中看得很清楚，一拿出来就干了，一干就开裂，一开裂就坏了。仰天湖出土竹简后，我们有经验了，就交给湘雅医学院保护，防腐后一片片插进玻璃管，再密封起来。仰天湖出土的竹简不是《老子》《五行》，只是一些账本，思想史价值不是很大。我回中大后，与考古渐行渐远了。培训班的许多同学后来做了省博物馆的馆长，对我的好处是参观方便了。譬如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东西，我还可以到湖南博物院保管室去看，因为搞保管的工作人员是我当时中南文化部的同事。

　　1954年中南军政委员会被撤销，组织让我去中央文化部。刘节知道情况后，写信要我回中大历史系。负责人说：如果去中央文化部，我们包分配；如果去中大，只能把你的档案由中南局转到华南分局。刘节对中大人事处说：李锦全本来是留校的，政策说不能留就走了；现在“大区”撤销了，中大有理由要回李锦全。他们就从华南分局调回我的档案，我终于重新回到了历史系。我毕业时，中山大学在珠江北边的石牌；我回来时，学校已经整体搬迁到了珠江南边的康乐园。它们可以说都是时代变化在具体人、事、物上的体现。

　　【采访人】据说当年中山大学坚决不“批孔”的只有陈寅恪（1890—1969）、容庚（1894—1983）、刘节三人。刘节的《我之信条三则》曾说：“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1977年，您参加刘节追悼会后写的一首诗说：“卅载师情伤往事，百年身后痛今朝。音容此际归何处，夜梦难寻慰寂寥。”我们特别希望更多地了解一下刘节在中山大学校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锦全】刘节将我从武汉调回中大后，仍旧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关怀我，让我继续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56年我升为讲师，开始主讲“中国上古史”课程，从原始社会讲到汉代。他看过我的全部讲稿，有的地方提了意见；在认可的章节，会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的切身体会是：刘节做人光明磊落，为学沉潜精湛，不仅仅是授业解惑的“经师”，而且更是行为世范的“人师”。作为刘节的学生，我们认为：“他为人心直口快，一向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他自己也常常说：‘我所想的就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也就是我所做的。’”你再看看我这篇回忆录讲的一件事：

　　尽管刘先生治学态度比较严谨认真，但多年来还是受到批判。据1955年入学的姜伯勤同学说，他们进入二年级时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由刘先生指导他们的科研小组研究张衡思想，同时还利用暑假给他讲授《周易》原著。据说同学们受益很大。但在“拔白旗”运动时，姜同学也写过两篇批评刘先生的文章，可能后来感到有点尴尬。可是意想不到的是，过了些年有位校党委负责人对他说，他毕业时刘先生曾到党委反映意见，要求学校把他留下来，说这位同学将来必成大器。刘先生并没有看错了，姜伯勤现在已经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研究敦煌学和唐史，在国内外同行中亦是知名学者。这里问题不在于刘先生慧眼识人，而是对写文章批评过他的同学，不仅表现出宽容，而且出以公心，争取为校系留下有用人才，这确实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气度。现在姜教授谈到刘老师时，心情还是十分激动。

　　【采访人】我们知道，1960年对于您具有特殊意义：“从此，这个高中时对数理化下过苦功夫、报考过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这个在历史系学习和工作过、在文物考古界培训和锻炼过的年轻人，就一直在‘工作证’的意义上隶属于哲学系，在‘学科专业’的意义上归属于中国哲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将1960年作为李锦全先生完成‘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这一转变的时间性界碑。”2020年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值此特别时刻，很多哲学后辈渴望重温您从历史转到哲学的这段传奇。

　　【李锦全】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后半辈子“是哲学系的”。首先说说系史。中大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但1952年院系调整，也像另外30多个学校的哲学系一样，被并入北大哲学系。全国只保留了北大哲学系，系里的教授比学生还多。1956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复办了哲学系。中大也在酝酿，但筹备复办的骨干分子罗克汀（1921—1996）、丁宝兰（1919—1988）被打成“右派”，此事就停了下来。其次说说杨荣国（1907—1978）。杨荣国1953年从湖南大学调来中大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原来没有研究思想史的人，现在有了杨荣国，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杨荣国1956年担任系主任后，单独成立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将我与陈玉森（1916—1993）、吴煕钊（1929—1998）放到了教研组。最后说说复办。哲学系好几年复办不起来。杨荣国既是历史系主任，又是学校党委常委，所以学校让他过去带头做了哲学系主任，哲学系就顺利复办了。中国思想史教研组被杨荣国带到了哲学系，我就这样成了“哲学系的”。复办后，副系主任有刘嵘（1920—2001）、夏书章，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三个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包括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两块，我负责中国哲学，胡景钊负责外国哲学。冯达文是哲学系1960年复办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中的一员，整整60年在系里学习、工作，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例子。总而言之，我从历史转到哲学，算不上什么传奇；即使算是传奇，也多少有点阴差阳错，说到底是时代巨变留下的烙印。

　　你说我“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倒是有几分道理。1959年，杨荣国让中国思想史教研组运用他的学术观点，合写《简明中国思想史》。主编是杨荣国，我与陈玉森写古代部分，吴熙钊写近代部分。这本书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2万多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书也卖得不错，有1000多元稿费，给我分了500多元。说到稿费，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的《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学报当时的稿费分为千字12元、14元、16元三等。我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拿了三百多元稿费（按照千字14元标准）。1956年我评上九级讲师，月工资99元。那时到饭堂吃饭，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标准是12.5元。九级讲师的月工资差不多可以让八个人吃上饭，你就知道三五百元稿费的性价比了。学报上的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发文章，《简明中国思想史》是我第一次出书，它们主要谈的是思想。所以，你将1960年当作我“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的分水岭，我是认可的。作为抗战烽火中成长的东莞后生，我这90多年来的人生也可谓风风雨雨，但文史情怀始终在我心里，我一直认为文史哲不分家，也是不能分家的。

　　【采访人】由于历史原因，您当过22年讲师。其间，您与刘节、杨荣国两位二级教授的交集最多。如果从合作研究的角度看，您的名字经常与杨荣国联系在一起。2013年9月，您接受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课题组的访谈，却破例讲到您与杨荣国的交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锦全】我在缅怀杨荣国的回忆录中曾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之后，给杨先生带来了新的机遇：1971年，人民出版社刘元产、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来中大，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想编一本中国哲学史供大家学习，认为我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简明中国思想史》较为适合，可以修改出版。当时杨先生答应了下来，在他指导下，由我和吴熙钊执笔，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简明中国哲学史》。”随着“评法批儒”运动的不断展开，我们决定出《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用笔名发表文章，认为名家不是讲诡辩论而是讲辩证法，是法家的同盟军。杨荣国觉得我们的修订本也应该改成这一观点，我说：您过去出版的书都说名家讲诡辩论，而这一本说它讲辩证法，自相矛盾，这样不好吧？我不是反对他改，只是提个意见而已。没想到出现了交恶一事：

　　听了我的意见以后，杨荣国竟然说：“李锦全，你这不是提意见，是对抗党中央!”哎呀，他的话一说，我的心里立刻就不满了，只好默不作声。……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他过于紧跟“四人帮”，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再后来，他就再也不要我给他写东西了。

　　如果要说“交恶”，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这个事件，我从来没跟其他人说过，今天当是一次“破例”吧。

　　【采访人】2015年上半年，您在李宗桂教授、张永义教授与我组织做的《李锦全先生口述实录》（未刊稿）中曾说：“有些人说杨荣国当时那么红，你怎么不表示一下呢？但是，后来杨荣国倒霉了，很多之前支持他的人反而不敢接近他，不去看他，我倒是不怕。他最后住院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去看他了。”“我就这样的：他再红，我也不会跟着他；他倒霉了，我也不会介怀。”杨荣国百年后，您为《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编过他的文集，为《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写过他的传记，这些都是不介怀的表现。您如何总体评价杨荣国这位历史人物呢？

　　【李锦全】我念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我和杨先后相处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是老党员，党性强，正因为这样，在‘文革’中自以为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是坚决支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而实际上却为‘四人帮’所利用，这是他晚年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所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第二段话是：“揭示杨荣国晚年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并不影响他曾经作为我国著名的哲学思想家所做出的成就和贡献。杨荣国同志是一位曾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拓荒中做过贡献的老一辈中国哲学思想史家。”我的总体评价就在里面。

　　【采访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您与武汉大学萧萐父（1924—2008）共同主编了两卷本的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哲学史》。据说，你们没有填任何表格就拿到了这个项目，而不是像现在填了一大堆表格还不一定获批。另外，从编撰教材的角度看，这与您以前参与编著杨荣国主编的那几本书有关吗？

　　【李锦全】说到我们主编这套教材的缘起，你们肯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教育部1978年在武汉召开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决定新编一批高校教材。各校分管文科的校领导参加会议，并没有编写人员参加。教育部的人说，你们在座的领导，谁想编《中国哲学史》，那就自己报名。“文革”前，教材总是受批判;刚刚结束“文革”，编教材没有好处、没有钱。所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虽然有能力编，但就是不报名。最终武大老师答应做主编，中大老师答应做副主编，四川大学、湘潭大学、武汉师范学院老师愿意参加，就这五家报名。萧萐父“文革”期间被整得很惨，不想写，对校领导说：“你们接下的任务，你们自己弄。”校领导反复做工作，说要顾全大局，他才同意。中大是刘嵘副校长参加会议。他回来后找到我，我就与吴熙钊、冯达文、屈志清接下了。后来又有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老师自愿加入，一共是九所院校编《中国哲学史》。现在争项目争得头破血流，当时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恍若隔世？

　　几年前做《李锦全先生口述实录》时，我确实把这套教材与杨荣国的书连在一起讲过，但不是指公开出版的那几本，而是指一个稿本，知道它的人很少。我手头仅有一册，已让你送给学校图书馆收藏。你看看我写的这段话，是说60年代前期的：

　　由于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我到哲学系后几年，就先后到揭阳参加整风整社运动，还到番禺大石、花县参加“小四清”和“大四清”，中间有一段我又染上肺病。所以这几年在学校时除完成一些教学任务外，很难再作学术研究工作，不过这几年还搞了一点半成品。由于教育部曾约人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一部由任继愈主编，就是后来出版的四卷本。另外一部由杨先生主编，计划分四册（因那时大学文科改五年制，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开课两年，每学期用教材一册，所以编四册），我们由于人手少，时间不集中，到1964年6月，才写出由我和陈玉森执笔的第一册（先秦部分），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印成稿本。不久开始“文化大革命”，编写工作也就流产了。

　　【采访人】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发行10多万册，还出了英文版，1988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影响极大。我80年代中后期读大学，它是我们的教材；我现在为大一新生上这门课，它是重要参考书。我觉得这套教材是您在哲学史研究方面守正创新的鲜明体现。

　　【李锦全】守正创新，谈何容易？给你说说“怪胎”一事。黄明同曾说：“记得1980年的秋天，是我进修的第二学期，李老师让我列席在广西北海召开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当时‘四人帮’刚倒，‘左’的思潮仍在作祟，由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还在编写中，教育部一位中层干部在某次会议上提出了对该教材的否定看法，于是北京传出种种非议，于是有作者自嘲该书为‘怪胎’。当时有作者欲打退堂鼓，因而北海会议在讨论书稿之前，首先得统一思想认识，务虚会开了3天，气氛怪沉重的，我只‘当听长’了。”教育部那位干部的说法是系里做马哲的黄春生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我的，说是我们编的教材有问题。至于有什么问题，则不知道。传到北海会议上，武大的唐明邦（1925—2018）说，书还没有出来，就变成“怪胎”了？

　　我们这套教材，其实也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垒，这不算怪；但它同时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圆圈论，这就有点怪了。1981年冬，教育部组织的教材审稿会在大连召开，审稿专家以张岱年（1909—2004）、石峻（1916—1999）为首。他们同意我们的圆圈论，张岱年还开玩笑说：“历史发展不会完全是这个样子。就像月亮是圆的，但也不是天天中秋节!”既然不是每一阶段、每一思想都按这个圆圈论来转，那么，就不能说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都是这样，讲得太过就不符合事实。圆圈论可以成立，但不能当作教条。所以我说，守正创新，谈何容易？

　　【采访人】始终不渝地守正创新确实不易，但您恰恰是这样做的。1986年您60岁，有两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从人才培养看，系里的中国哲学专业拿到博士点，您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方向；二是从科学研究看，您与南开大学的方克立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七五”重点规划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也是“八五”重点规划课题），大陆学术界对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揭开序幕。这两件事表明：您试图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借以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复杂关联，促使中国文化发展的守正创新。

　　【李锦全】先讲第一件事。过去，博士生导师极少，而且要国务院批。我与萧萐父都是1986年第三批通过的。前两批是1981年、1983年，不需要写申请；到第三批，就要写了。后来听小道消息说，我们通过的原因是主编了《中国哲学史》教材。我们博士点1986年开始招生，黎红雷、吴重庆是最早的两位博士研究生。任剑涛、肖滨也是早期在这读的博士。他们都发展得很好。

　　文化问题涉及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也可以说是涉及多元、普遍、变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进入多元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时代变局之中，“中国民族文化往何处去”亟待人们给予回应。从守正创新看，冲突与和谐并存，机遇与危机共存，我历来的观点是：

　　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认为当今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差距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至于精神生活，特别在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则并无明显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只能说是互有短长。所以，中西文化冲突可能将来形成“互补”的格局，即经过互相吸收、扬弃、输进外来血液，使自身的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华民族既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又能以日益富强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总方针的指导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必将得到发扬，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新的面貌出现而走向世界。

　　再讲第二件事。港台新儒家1958年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宣言”，我们当时自然一无所知，都没有听说过。即便到了80年代前期，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了解仍然极少，研究更是谈不上。但是，他们写过很多书，他们的思考同样是在回应“中国民族文化往何处去”这一时代大课题。1986年3月，方克立在国家教委开的会上认为：“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弄清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的诸阶段，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斗争的总的潮流中来考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的认识当会更清楚一些。”同年11月，课题就批了。至于我如何成了主持人之一，我还真说不清楚。据说中大、南开在国家教委那次会上都有人谈到现代新儒学问题，国家教委让方克立与我把研究“领”起来，说是不要分开研究，搞成了一个课题组。我与方家父子是有缘分的。上面谈过我50年代初期在方克立的父亲手下工作过。方克1962年大学毕业，原本是分配到我们系里的。可惜他2020年4月21日走了（逝世）……

　　课题组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些事的。从1992年起，“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的“专人研究系列”“专题研究系列”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陈少明也出了一本，一大批年轻人茁壮成长。我们认为：“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勇于开拓进取，富有探索精神，所以这一批研究成果大都各有创新见解，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仰，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所有作者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基本上达到了上述两个要求。”这番话是方克立执笔的，同样代表了我的意见。

　　关于现代新儒学，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我觉得他们讲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是在倒果为因。他们实质上是以道德文化决定论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儒学在中国能够复兴，而这条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总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和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评价，应该容许百家争鸣，可以让海内外学者根据各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结合社会实践的效果加以批判。我们的态度是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固执己见，应该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结合自身的国情，对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的各个时期，做出应有的历史评价。”说到底，现代新儒家研究离不开守正创新这个总原则。

　　【采访人】1996年，您首次发表了系统论述“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一哲学史观的文章。我有段文字写道：“这篇文章原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今日中国哲学》，先生时年70岁。《庄子·人间世》说的‘美成在久’，是说美好的事物需要时光的不断打磨方能日臻至善。我觉得这句格言最适合摹状先生的学思历程。”提到“美成在久”，我想起李宗桂教授讲您的一番话：“他发表的论文，就时限而言，从先秦贯通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就学术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无不论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学，以至现代新儒学，都在他的笔触之中。至于近年来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中国文化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更是见解独到，论著甚多，颇为学术界同人重视，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您自己也说：“……这是我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的哲学史观。”“这是从历史辩证法体认得来的规律性认识，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您做哲学史研究几十年，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史观，既是水到渠成的学术成就，又是守正创新的典型体现。

　　【李锦全】我们这个社会，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历史上的思想斗争也一样，都是矛盾、互补并存的。我在“儒法斗争”后写过一些讲“儒法互补”的文章。儒、法是互补的，儒、道也是互补的，儒、释、道同样是互补的。唐代开始讲儒、释、道互补，宋明理学就做到了三家的融合。我做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发现各家各派总是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而一部哲学史就是在既矛盾、又互补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所以，我提出了“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特定思想体系内的“矛盾两重性”，二是不同思想群落间的“矛盾融合论”，三是思想史进化历程中的“承传创新观”。光这八个字，我可以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只是没这个精力了。现在大家都讲“综合创新”，其实它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方克立说这一哲学史观是我“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切体认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对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与你说的“守正创新的典型体现”大概是同一个意思。

　　【采访人】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沉思，二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第一个部分———在不同的问题意识导引下从事的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学术研究，使得您成为专业意义上的学人；第二个部分———将个别的、具体的、微观的学术研究上升为整体的、抽象的、宏大的哲学史观，使得您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史家；第三个部分———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火热的时代担当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您成为当代意义上的建设者。学人、哲学史家、建设者组成了您的“学术儒”象，这是“字史”意义上的，也是为人熟知的。从“心史”意义看，则有“君子儒”形象。《思空斋诗草》的副标题中有八个字“忧患意识、旷达人生”，您2015年做《李锦全先生口述实录》时，认为它代表了您的哲学观。人们对此了解得较少，但又渴望有所了解。

　　【李锦全】这么一说，我那两个“八字”———“矛盾融合、承传创新”是哲学史观，“忧患意识、旷达人生”是哲学观。无论哪个教授，上课、做学问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人生岂能只有上课、做学问这几件事？哪会如此单调、简单？所以，哲学史观仅仅是我的哲学观的组成部分，而哲学观显然远远大于哲学史观。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很难复制的。回首我的前半生，先是十四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后来虽然没有打仗，但我讲师就从1956年到1978年做了22年（1960年由九级升为八级）。后半生相对好多了，但也不是风平浪静，同样有磕磕绊绊。任何人的一生，缺了忧患意识就会顶不住，又哪来旷达人生？所谓忧患意识，不是整天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而是明白人生总会遇上问题，必须预先做好准备，等到问题来了，就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谓旷达人生，是指忧患看得轻了，面对问题就不觉得有什么，心里当它没来，遇事看得开。因为我有思想准备，所以碰到问题就不会惊慌失措；因为我能应付问题，所以问题不再是问题，人生变得轻松起来。

　　从忧患意识到旷达人生，就是拿哲学体味人生。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儒家的、旷达人生是道家的，说我这一哲学观受到儒家、道家的双重影响。很难说这是这家、那是那家的，倒不如说每个人的经历多了以后，都得这样做，都会觉得“道悟菩提，心通造化。来去自由，了无牵挂”挺好。我拿“忧患意识、旷达人生”应付了九十多年，表明这两个理念还是行得通的。

　　【采访人】不管怎么说，做学问仍是读书人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2011年3月给您填写“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申报材料，统计了您在中大近年来定级为A1、B1期刊的发文量：《中国社会科学》1篇、《哲学研究》8篇、《中国哲学史研究》6篇、《中国哲学史》3篇。您发表过那么多的“顶级”期刊论文，却又常说自己写的是“门票文章”。这也应该体现了您的哲学观吧？

　　【李锦全】这个问题仍与读书有关。我的中学时期比较特殊，一共上了十年。因为日本人打进来，所以有四年没有上学，就关起门来自己读书，读的书比上学时还多，影响了一生。我这辈子不运动、不娱乐、天天看书的习惯，就是那几年养成的。我看书也不选择，能读就看，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人们说要看好（正能量）书，我不是这样。我读的《红楼梦》，是东京出版的本子。十五六岁时，我编过《红楼梦》人物关系表，长达好几米，搞清了书中究竟有多少人物。我用毛笔标出性别：黑色是男的，红色是女的。前几年，我把这张手绘的表以及大部分藏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2018年12月，系里给我新出的10卷本文集办会，吴重庆开玩笑说：“读博时，我向李老师借足本《金瓶梅》，李老师说任剑涛借走了。”我确实有过《金瓶梅研究拟目》的计划，只是后来没有研究下来。我是凭兴趣读书，所以读过的书就记得牢。

　　与同辈人相比，我的文章发得比较多。我1984年至1989年做系主任，不管时间如何紧张，大概每个月发一篇论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写文章，只要资料、思路这两样东西弄好了，就开始写。关于资料，我平时有所准备；关于思路，我心中有数就行。我写文章是不打草稿的，没有初稿、二稿、三稿。写完看一遍，如果有错字，就改一改；如果没有，就算写完了。我的文章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参加会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会议特别多，你请我，我都去，来者不拒。我参加过七八十次会议，一般是开这个会，就写下一个会的论文。台上开会，我在台下思考我的问题，外在环境影响不到我的思考。会上谁要我的文章，我就给谁，哪有什么C刊、“顶级”期刊的概念？如同进公园要买门票，参加学术会议总得交篇文章，我就调侃我写的论文是“门票文章”。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文章了不得。我没有文章自贵的想法，也并不看重这些“门票文章”。人家对它们怎么评价，我不关心。无论说好还是说坏，都随人家去说。我的10卷本文集收的最后一组诗是2015年写的《门票文章自嘲十咏》。第一首说：“门票文章亦自由，任随漂泊任沉浮。学无继统难成器，语不惊人也便休。住世未曾离旧俗，此生安得入清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第十首说：“门票文章已过时，教坛半纪愧为师。喜迎后辈超前辈，又见新词换旧词。秋月春花皆过了，行云流水欲何之。人生本是如朝露，造化回归莫太迟。”这是“门票文章”与我的哲学观之间的关联的写照。

　　【采访人】这次访谈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从如何做一位学者的角度，更准确地把握您的哲学观。我揣摩它有两层更具体的含义：一是率性地做好自己，二是随和地对待他人。大致说来，前者强调凭兴趣读书是学者“学而优”最大的乐趣，后者强调不为难他人是学者“优则仕”起码的操守。您刚才讲的涉及第一层含义，如何领悟第二层含义呢？

　　【李锦全】举个例子，以前开学术会议，住房分三六九等。1978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太原成立后，组织去大同参观云冈石窟。晚上到达大同，昼夜温差大，比较冷，人们站着冷风里，等待分配房间。中大去了四个人，丁宝兰是教授，我是副教授，吴熙钊与冯达文是讲师。按规定，教授一人住一个房间，副教授两人住一个房间，副教授以下的四人住一个房间。我对接待人员说：我们刚好四个人，给一个房间算了，我们不计较。他说不行，一定要按招待标准来。结果，我们四个人分到三个房间住了。这类规章制度为什么就不能灵活运用、与人方便呢？

　　现在有不少教授争着当处长，觉得有权力、很威风。杨荣国当年对我说过：“……系主任是兼职，应该是教授兼系主任，不能说系主任兼教授，因为教授才是本职。”他一直以教授自居并重视学术成就，做系领导后只是把握大方向，具体工作则由两位副手打理。1978年起，刘嵘当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我是副系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凡是大事，我向他汇报；而一般工作，我就直接处理。我接下来做系主任的那几年，只在评职称、授学位的时候签个字。另外有两个副系主任，胡景钊管教学，叶汝贤（1936—2009）管科研。既然分工给人家，就要尊重人家。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从不干预。因为一干预，矛盾就来了。至于一般的事，办公室同意就行了，不用找我。当时办自学考试，课酬高，好多人争着上课，我一次也没有上过。有人问哲学系的自学考试挣了多少钱，我说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拿过一分钱。任何人只要把权力、金钱看轻一些，就不难随和地与人相处。

　　【采访人】在我看来，您的哲学观既有“方便说法”，它是指“忧患意识、旷达人生”；又有“究竟说法”，它是指“道法自然”。这是因为您的诗文常常提到“道法自然”。1995年，您说：“老实讲，我并不很推重儒家，也并未刻意去追求哪家风范，我只是习惯平平淡淡地生活、做学问，不太在意身外的东西。这样说来，我想我的思想人生态度基本上又算得是道家的，我是道法自然。”1996年，您说：“笑傲尘寰七十年，湖山又见散游仙。非关入世超流俗，且往寻根是宿缘。大地苍茫谁是主，人情幻变孰为先？休言造化知无限，乐道终归法自然。”无论“道法自然”还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优入圣域的人生至境。所以，李宗桂教授为您的10卷本文集写序，用的标题是“道法自然，止于至善”。在您这里，隽永的哲学观与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一而不二、互为一体的。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会让我们受用无穷。您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自始至终的亲历者、见证人，这次学术访谈恰逢其时，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您作为老系主任，又是中国哲学博士点的创始人，最后恳请您对承前启后的新一代哲学学人有所寄语。

　　【李锦全】我念一念《〈思空斋诗草〉及其续集》中的两首诗。第一首是为2000年中大哲学系复办40周年写的：“四十迎来不惑年，星光灿烂耀南天。切磋学侣来三五，培养生徒过百千。哲理精研生慧果，文风累洽聚时贤。自惭才薄难为继，久历征途望息肩。”第二首是为2010年中大哲学系复办50周年写的：“中山遗泽在斯民，道脉承传启后昆。复办哲坛非复旧，迎来学侣是迎新。百家探索求明理，半纪辛劳为育人。今日群贤齐聚会，同欢华诞乐嘉宾。”作为相伴哲学系60年的老教师，我新写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六十周年贺诗》：“六十周年一甲子，哲坛复办欲何之？愿随国运开新运，应解今时胜旧时。世界文明争进步，中华传统育繁枝。后起诸君需努力，根魂固铸莫迟疑!”前段时间，我让你看了张立文的一篇文章。他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的哲学，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反思纵横，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它将中华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学史上，使东方智慧之爱，尤为鲜艳灿烂。”作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60年的老教师，我借用这句话与继往开来的哲学后生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