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持续推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本色建设，加强新时代儒家思想研究阐发，中国孔子网特推出《尼山会客厅》访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解读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成功举办，中国孔子网专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黄玉顺，围绕儒学的时代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孔子网】您师从蒙培元先生，请问蒙先生对您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玉顺：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儒学大家。蒙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真情实感”。蒙先生特别强调：要有“真情实感”。这既是蒙先生为人的特质，也是他为学的特色。唯其如此，他才能够创建儒家情感哲学——“情感儒学”。也正因为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情感哲学，我才能够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生活儒学”，因为生活儒学以“生活”为“存在”，而此“存在”首先就是“生活情感”，尤其是“仁爱”或“爱”的情感。生活儒学的基本命题“生活之外别无存在”，也可以用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爱，所以在》。

　　第二是“任重道远”。蒙先生的思想学术历程，令我经常想起曾子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蒙先生晚年，可谓“不知老之将至”，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始终保持着思想的开拓性、理论的独创性；直到病情日渐加重，右手不能握笔，开始学习左手写作，以至口授……对此，我自己则是司马迁所说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第三是“开放心灵”。我当年跟随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经常耳提面命，其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叮嘱我“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蒙先生于2023年7月12日仙逝，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整版纪念文章《情感儒学：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一个范例》，就特别注重这个方面，撰写了“‘心灵开放’论”部分。我自己也牢记恩师教诲，时刻注意保持对古今中外思想成果的心灵开放性。如今，我的博士生李海超副教授也在着力阐发蒙先生的“开放心灵”理念，以建构他自己的“心灵儒学”。

　　【中国孔子网】您建构的“生活儒学”理论，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生活儒学”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黄玉顺：从2004年提出“生活儒学”以来，我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家哲学体系。当然，这里的“哲学”是广义的，即：除了传统意义的形上哲学，如：“变易本体论”（Change Ontology）和“超越本体论”（Transcendence Ontology），形下哲学，如：作为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原理的“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和作为政治哲学的“国民政治儒学”，还有属于“前哲学”或“前概念”的“存在论”（Being Theory）——“生活本源论”。借用海德格尔的一篇论文《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的说法，前者属于“哲学的终结”范畴，后者属于“思的任务”范畴。这就犹如海德格尔要“终结”哲学，人们却仍然称他的思想为“海德格尔哲学”。不过，生活儒学不是要“终结”哲学，而是要“重建”哲学。

　　至于“生活儒学”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即是我自己的生活及其时代感悟的理论化、哲学化表达而已，也就是我经常说的“自我诠释”。

　　【中国孔子网】您认为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生活儒学与传统儒学相比较，创新之处是什么？

　　黄玉顺：关于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我多次强调：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不是用既有的古代儒学来裁剪我们的现代生活，而是在“走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改造儒学，可以说是在“双创”中“拯救儒学”。这也是我反复强调过的：当代儒学应当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正是因为秉持着这种理念，生活儒学才有一种基本的问题意识。如果承认前现代的古代儒学是王权时代和皇权时代的产物，决不能照搬到现代性的生活之中，这似乎就意味着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固守“原教旨”儒学而拒绝现代化，要么追求现代化而抛弃儒学。但是，这样的“儒学”只是一种传统的“形上→形下”的体系；而生活儒学则发现，儒学，特别是孔孟原典儒学中，还有一个“前形上学”“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观念层级，这样的“存在”观念能够为“存在者化”的儒学奠基，从而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以此应对现代生活问题。

　　【中国孔子网】您的著作《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英文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分别在英国、美国出版发行，您认为，儒学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和传播有哪些独特贡献？

　　黄玉顺：这两本书能够在海外出版，我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和译者侯萍萍教授、李学宁教授。至于“儒学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和传播有哪些独特贡献”，我想，就这两本书而论，这取决于它们的不同内容：

　　《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是儒学的整体性的体系性的重建，涵盖了哲学和“前哲学”的内容。“前哲学”或“前概念”的内容其实不是“理性”的论述，而是“诗性”的言说。但是，英文版的书名是《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其中的“a New Philosophy”是美国出版社强烈要求的，这也反映出美国出版界和学界对“哲学”的一种认知。中国新闻社发布的通稿《儒学专家黄玉顺海外出书，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特色哲学思考》也是如此，其中“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特色哲学思考”算是一种概括吧。这里的“哲学思考”即属于刚才谈到的广义的“哲学”概念，即涵盖了“前哲学”的内容。

　　《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则只是生活儒学之下的制度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儒学原理，因此，其英文版涉及的是伦理学及政治哲学。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其中“Voice From The East”就是英方建议加上的，这反映出他们对此书的印象和看法，即这是“东方之声”——来自东方的声音，其实就是来自当代儒家的声音，它与西方正义论、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截然不同。

　　【中国孔子网】儒学应如何讲好“中国话”，进而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

　　黄玉顺：这个问题很好！好就好在这里揭示了一种关系：今天，儒学要讲好“中国话”，需要“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古代的传统儒学并不存在“讲好中国话”的问题，它本来就是讲的“中国话”；“讲好中国话”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于时代背景的转变，亦即“古今之变”，儒学面对着“西学”这个“他者”。

　　因此，“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首先要求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化。刚才提到的中国新闻社发布的通稿，标题所突出的“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特色哲学思考”就是“儒学讲中国话”的一个例子。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儒学的这种现代转化，需要“文明交流互鉴”。我曾多次说过：儒学历史上的两次复兴，都与参照“西学”甚至某种程度的吸纳“西学”密切相关：一次是宋明新儒家的兴起，所涉及的是“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即佛学；另一次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所涉及的是“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即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哲学。我自己的“生活儒学”，也参照和吸纳了西方的、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经常有朋友问我：生活儒学为什么要借鉴现象学？这也是我讲过的一个现象：没有人能亲自直接见到自己的本来面貌；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是通过各种镜子显现出来的镜像；因此，“认识你自己”需要“找镜子”。犹如“以水为鉴”“以铜为鉴”，儒学要讲好“中国话”，并不是排斥“外国话”，而是需要“以人为鉴”，尤其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鉴。这里不必担忧：以镜为鉴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会变成那个镜子。

　　【中国孔子网】您多次受邀参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您认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文明对话方面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这些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玉顺：迄今为止，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经举办了十届。每一届我都参加了，并且多次发表主旨演讲。

　　毫无疑问，对于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我个人觉得，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平台作用。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文明对话论坛。例如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嵩山论坛”，我也参加过几届。但是，就其规模和影响力而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无出其右的。二是导向作用。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而是积极地渗入价值导向。三是传播作用。这里的“传播”当然是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这种传播的对象不仅限于学术精英，还有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以及大众传播。

　　【中国孔子网】您对中西比较哲学有很深的研究，近日，“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在曲阜举办。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希众多先哲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擘，您认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什么异同？

　　黄玉顺：今年举办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对应，更确切的应当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比较、孟子与柏拉图的比较和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高度关注伦理问题。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述颇丰，诸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大伦理学》《欧代米亚伦理学》等。孔子虽然没有伦理学专著，但他的伦理学思想同样博大精深，极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及东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兴起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首先就是通过阐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而发展出来的，而中国方面也相应地出现了“儒家德性伦理学”的研究热潮，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

　　不过，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区别，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孔子的这种思想：一切伦理现象都渊源于仁爱情感。就此而论，孔子的思想与其说是“德性伦理”，不如说是“仁爱伦理”；孔子的“仁爱”概念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

　　【中国孔子网】年轻一代如何培养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热爱？

　　黄玉顺：培养年轻一代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热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其一是哲学本身的角度。第一，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广大的非哲学专业的青年未必感兴趣。年轻人普遍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切入当下、关怀现实。举例来说，当前AI技术的发展，就触发了深刻的哲学问题，这里不只是伦理问题，甚至涉及更为深层的“人之存在与本质”的问题。因此，第二，中国哲学自身的某种改变，这其实就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其所传播的不只是“中国哲学史”的知识性的东西，而是真正的正视现实问题的活的“中国哲学”。

　　其二是传播学的角度。传播的主体当然是中国哲学工作者。但传播的对象不同，传播的途径、方式和媒介也就不同。我想，最主要的有两类传播，即学校里的课堂传播和社会上的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方面，尤其要注意的是各种新兴的媒体和自媒体。其实，已经有一些哲学工作者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并开始在广大青年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也要注意传播内容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警惕一些前现代、“原教旨”观念的传播；这里仍然需要强调刚才谈到的中国哲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调儒学这种“民族性表达”的“现代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