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包含了儒学一步步走向世界的历史。

　　经学博士传经东亚、南亚 　　

　　儒学文明形成伊始，就向四周被称为夷、蛮、戎、狄的地方辐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记》）而“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中国创立的儒家文明“内其国而外诸侯，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 　　

　　儒学走向周边（主要是东、南），首先是通过博士(注:博士在中国历史上一指博通古今之人，一指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算、方伎皆立博士。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晋置国子博士，唐有太学博士，明清仍之。此处博士有别于当今学位名。)传经，秦汉时代开先河。 　　

　　儒学通过博士首传朝鲜。“朝鲜自汉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内属而中华政化所尝渐被，虽更魏历晋，视时污隆，乍离乍合，然义理之根诸中者，未尝泯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儒学条》）。高句丽距中国最近，儒学浸润最早。公元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高句丽在朝鲜地区首先设立太学，置博士，最先左右为政的士大夫，尔后再普及到民间。太学系高句丽最高学府，传授五经:《春秋》《礼记》《易经》《书经》《诗经》。此外还传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北史·高句丽传》云：“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公元374年，百济名儒高兴获得博士称号。公元384年，百济“始立太学，颁律令”(《朝鲜史略》)。公元541年，梁武帝派毛诗博士、讲礼博士去百济讲学、传经。 　　

　　儒学传到日本，是通过朝鲜博士这一桥梁。约为公元3世纪后期，百济王仁博士开先河。据《日本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6年即公元285年，王仁由百济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从之学习。”儒学经典《论语》传入日本，也就是日本儒学的发轫。此书对于日本国风民俗的陶冶，实有极大的影响。自古以来，《论语》被日本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上自天皇，下至市井庶人，始终讲研不倦。史载:公元513年后，百济段尔扬、高安茂、马丁安、王柳贵、王辰尔等博士相继赴日讲经传道。公元554年，百济五经博士王柳贵、易经博士王道良等再赴日讲经。 　　

　　儒学南传，其主要通道是越南、缅甸等地，也是依靠博学的儒士、名臣，“威仪共秉周公礼，学问同遵孔氏书”，“敷文此日身同轨，秉礼从来国有儒”。秦汉时代，越南系郡县属地，始设学校，受儒学礼义教育。名儒任延，东汉初年任九真太守，将儒学传到越南。三国时代名儒士燮治理交趾达四十年之久。“士燮，……少游学京师，事颖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耽玩《春秋》为之注解。”(《三国志·吴志·士燮传》)当时中原动乱，“汉之名士避难往依者以百数”，其中著名者有刘熙、许慈、许靖、薛综、程秉等。“刘熙，不知何郡人。薛综、程秉避乱交趾，从熙论大义，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吏。”(《安南志》)“许慈，……师事刘熙，善郑区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三国志·蜀志·许慈传》)吴士燮引来了一批名儒、博士，在越南等地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南亚缅甸，在中国秦汉时代系“南蛮”之地，三国时代，南蛮酋首孟镬与蜀交战，七次被擒，受中原儒学文明感化，将孔子忠恕之道播扬于“南中国”(今缅甸)。缅甸仰光等地有一深富历史意味的地方剧《七擒孔明》流传，反“七擒孟镬”之意，剧中将中国老子、孔子和八卦易经都列入被擒之列。孟镬既是南蛮王，又是缅甸第一个接纳传播儒家文化博通古今的“名儒”。 　　

　　就这样，秦汉时代，儒学借助博士、名儒传到了东亚、南亚诸国。

　　朝、日诸国派人来中国留学取经 　　

　　盛唐时代，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景仰儒家文明，纷纷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取回儒学“真经”，在本国大为播扬，儒学走向世界形成新的浪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朝鲜三国，高句丽最早接纳儒学，百济最先立太学置博士，新罗则在向唐王朝派遣留学生方面，成绩最为卓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新罗善德王“九年(公元640年)夏五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新罗联唐统一朝鲜后，入唐求学者更多。唐开元十六年，新罗“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入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旧唐书·东夷列传》)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三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唐会要》卷三十六)。每年来唐留学者竟达数百人，足见新罗留学风气之盛。新罗留学士子一边留学，还可一面参加唐王朝科举及第，一面著书立说。如新罗士子崔致远，十二岁随海舶入唐，寻师力学，至十八登第，成进士，留学中国二十多年，著述甚丰，名重一时。新罗国本身也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元圣王四年(公元788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祗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留学带来了仿唐制，以儒学取仕，儒学完全走进了朝鲜社会。新罗留学之风一直延续到宋元明代。 　　

　　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始于隋朝，盛于唐朝。 　　

　　据日本史书记载，隋朝二十八年间，日本派遣隋使和留学生就有三次。首次是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留学生来隋者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等，留学25年的僧和33年的高向玄理回国后都被命名为国博士，留学32年的南渊回国后著书百余卷，成为著名儒学大家。 　　

　　公元630年至公元893年，日本派遣唐史达十三次，每次遣唐使均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有时一次多达五百余人。日本奈良朝的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膳太丘在取经、传经中贡献突出。日本史书记载：“吉备真备……灵龟二年（公元716年，唐玄宗开元4年）为遣唐留学生，时年24，在唐研覃经史……天平7年（公元735年）归”（《大日本史·列传·吉备真备条》）。吉备真备带回唐礼130卷，《乐书要录》十卷。奈良时，儒经通过留学生已在日本辗转传抄。《续日本纪·称德纪》云：“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平安朝的留学一如继往。北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日本派然等数人浮海至唐，“其国多有中国典籍，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襟，水晶为轴。”（《宋史·列传·外国传》）据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九世纪末期，日本所存汉文书籍达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多卷。 　　

　　唐朝是日本留学的高峰期，唐以后著名留学者，代有人才。如中岩月园、玄慧、清启、义堂、桂庵、南浦等。由于留学绵延，日本儒学发展成了众派纷呈的局面:朱子学派（京学派、南学派、大阪学派、隆南学派、水户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圣教学派、古义学派、古文辞学派），折衷学派，考证学派，独立学派，心学派，等等。

　　欧洲会士西译儒典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早在1697年《新中国》书序中说：“西方哲学如算学、天文学、伦理学、形上学等，固超出东方；而中国之实际哲学和政治道德，实远胜吾辈。孔子学说对于公私生活，秩然有序，可谓已无余憾。此种伟大完美的政治哲学体系，得以出现世界，使欧亚两大文化互相补益，实为天命。故欧洲人均宜从中国学习人生的道理。”而西方人了解中国儒学文明，则得益于传教会士的“理智发现”，“对于中国理智的发现，乃是启明运动最大成就之一。”

　　西欧了解、研究中国儒家文明，始于明末之天主教传教士，时间在公元17世纪。 　　

　　明万历21年（公元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天主教教士东渡之祖）首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传到西方，具有划时代意义。公元1595年，利氏又在江西南昌出版《天主实义》一书，将中西文化交融整合，流传远东，及于西欧，日译本、朝译本相继问世，影响甚巨。此著演天主教实义，内含儒学《中庸》《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精义，这是利氏来中国后“博览儒学”的结晶。公元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民阁（Trigault）译《五经》为拉丁文，并在杭州刊行。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传教士殷铎泽（Intorcetta）与郭纳爵（Ignda Costa）二人合译《大学》为拉丁文，刻于建昌。殷氏又译《中庸》，1667年刻于广州。 　　

　　意大利是中国儒学经典西译的第一站，利玛窦开其先，接着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Couplet）步其后，传教中国，西译儒经。1687年在巴黎出版名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一书，书的第一部分是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献辞”，附呈中国经书译本，并说明中国经籍之概略及其重要注疏书籍，说明《周易》六十四卦之意义，法王大喜，遂派白晋、张诚、李明、洪若翰、刘应等一批有学问之传教士来华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经籍之西译。传教士柏应理留居中国二十五年（1656-1681），由澳门入埠，先后往江西、福建、湖广、浙江等省传教，曾集款购华文著作四百余册，藏于梵帝冈图书馆中，如《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学外篇》《大易原义内篇》《易钥》《易经总说稿》《太极略说》等。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Noel）曾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由巴拉加图书馆刊行，1783至1786年旋译成法文出版。 　　

　　西方前后来华传教士中，以法人最多，影响最巨。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Parrenin）以“六经”注释寄回本国。1770年，法传教士宋君荣译《书经》，刊于巴黎，《书经》为中国儒学经典中最难解、最难译者，宋氏之译用字恰当，中国色彩浓厚，颇受称赞。乾隆时，法会士钱德明（Amiot）以博通中国典籍，西文著述繁富称世，1775年(乾隆四十年)在北平著《华民古远考》，1780年在北平刊印《孔子传》，1784年再著《孔门弟子传略》刊于北平。以上几种为百余年来西人研究中国经籍必读之书。17、18世纪，法国传教士来华者有十余人，列西欧之首，除上述者外，还有白晋、刘应、马若瑟、雷素思、傅圣泽、赫苍壁、汤尚贤、孙璋、蒋友仁、韩国英等。 　　

　　传教士的书简与西译儒经，大大推涌了西方崇拜钦慕中国文化的热潮，吸引了一批西欧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17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首开研究中国哲理之风。莱氏与牛顿同时发明微积分，其中的二元算术恰似中国易经的象卦，他是伏羲氏四千年来西方的第一位知音。莱氏与来华传教士南怀仁（Verbiest）书信往来，探究伦理教育。莱氏经常在柏林出版的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示它早已博览许多中国书籍，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问题。莱氏成立了一个柏林科学会，以期达到“开放门户，接受中国，俾使中国与欧洲之文化得以互换。”在莱氏影响下，德国另一位哲学家法兰克（A.H.Franke），1707年在德国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将传教士集合在一起，专门研究汉学。法国福禄特尔（Voltaire）是欧洲十八世纪又一思想权威，他写了一本《世界各国礼俗与精神通史论》，开头足足二百页讲的就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及伦理思想。西方传教士在17、18世纪纷纷东来中国，将中国文化思想传到欧洲，推动了启蒙运动，影响了法国启蒙哲学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福禄特尔（Voltaire）等。孔子思想影响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吴尔夫，并通过莱氏与吴氏，又影响到大哲学家康德，康德的道德律与知识理论与孔子学说如出一辙。18世纪初叶，俄国派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华，接着，传教士、官方使臣纷纷来到中国，19世纪下半叶，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形成热潮。18世纪末叶出版《大学》《中庸》《孟子》的俄译本，著名汉学家比丘林把儒学看作一种特殊的、读书人信奉的宗教（《书生的宗教简述》）。著名作家托尔斯泰19世纪动手摘选和翻译《道德经》，这是从法译本和德译本转译的，还有《列夫·托尔斯泰阐释的孔子学说》《论〈大学〉》等。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作者：朱仁夫，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湖南理工学院美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