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思想在新加坡传播的现状

　　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以20世纪80年代最为外界关注。尤其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东亚“四小龙”这些“儒家文化圈”的经济成长,带动“亚洲价值观”的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新加坡等地的经济成就应该和文化因素相关,“崇公抑私”以至“大公无私”的美德,特别是尊重群体而非个人权益的价值观,表现在忠诚、孝顺、服从、勤劳、节俭、注重教育、照顾家庭等方面,对繁荣经济大有帮助。日本学者义原国雄的看法是,儒家思想在东亚与新加坡的情境内发挥了正面的功能,如重视教育、勤俭、发愤图强以改善生活现状的入世思想、讲信守诺所促进的非正规人情与商业网络等,都是推动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的无形之手[1]。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并称“东亚的发展,将会使亚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重新获得肯定”[2]。

　　李光耀在90年代更认为,西方对新加坡的影响占60%,亚洲核心价值观则占40%。20年后,当东亚成功地大量生产自己的产品和创造本身的政治词汇时,这个比例将会倒转过来。到那时,西方对新加坡的生活方式、食物、服饰、政治和传媒的影响,将会下降到40%,而亚洲的核心价值影响,将上升到60%。[3]

　　但对于新加坡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及曾经出现的对儒家思想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历史学家王赓武就提出,“亚洲价值观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它其实是一个古老二分法的新版本。它的源头来自于‘西方’(occident)和‘东方’(orient)的观念。”他认为“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亚洲价值观,不是因为它确有其事,而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情绪上和心理上的反应,尤其令人玩味的是,没有多少亚洲国家提倡亚洲价值观,因为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只提倡它们本国的价值观。日本、中国、印尼、泰国都有本身的一套价值符号,只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谈‘亚洲价值观’。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利用它们国内任何一个族群的价值观,而能取信于全国,因此使用‘亚洲’是最合适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便会明白这种特定的使用法,在文化异同的大问题上并没有普遍意义。它只不过是一个旧二分法的重新包装”[4]。

　　新加坡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至少代表东方思想的儒家与新加坡政府的治国理念和国家定位有相契合的地方。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儒家伦理课程出现的政治背景。

　　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运动是一场由国家发动、由上而下的文化工程,政治介入文化的色彩极为明显。儒学之利于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适合作为政治背后的主导思想,是它受到统治者垂青的主因之一。儒家伦理在1982年跟其他宗教科目并置,是由李光耀建议的,接着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课程的编写;邀请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国际学者前来指导、研究、演讲等;集资千万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并召开多次学术会议,也跟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合办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5]。

　　但随着1990年儒家伦理课程无疾而终,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失去了官方明确的支持和具体的扶助,回归到儒学传播的基本路径,即学院派和民间两大途径。

　　台湾地区目前也存在着这两大传经系统:一是民间经学。以各种书院、讲堂为讲习之地,各种社会团体、社区大学、基金会等,都有颂读、研习经典的传统。民间经学存在着多层次性,在传经手段上也显得活泼多样。蔡志忠的经典漫画系列,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而与民间经学相对的学院经学,则以注重学术传承为主[6]。

　　就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而言,学院派的资源相对于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为弱。目前,新加坡的两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56理工大学没有专门的儒学研究机构,只有少数属于中文系或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学者从事有关儒学的研究。但学者们在民间比较活跃,成立学会、社团等,目前专门从事或涉及儒学的研究机构则包括新加坡儒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学会、南洋孔教会以及2004年新成立的喜耀文化学会等。新加坡出版的儒学相关著作包括新加坡儒学研究会1986年出版的《儒学与你》、郑安仑的《儒家的社会思想》(1994年,新加坡颐年学会出版)、刘述先编的《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1987年,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出版)及谢佐芝编的《儒家思想与伦理孝道》(1990年,新加坡新市文化活动中心),等等。

　　新加坡学院派在向民间推广儒家思想上不遗余力地做了很多工作,也形成了新加坡的特色,即主要通过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名家举办免费的讲座、演讲,利用名人的号召力来达到传播思想、交流经验、普及知识的目的,从而影响小众(通常出席讲座的人数在数百人左右),再通过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对名家的访问和对讲座的报道,达到影响大众的效果。这类讲座已经形成讲员权威、宣传广泛的特点,但是不足和尴尬之处在于出席的观众群相对单一固定,难以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加入。

　　以新加坡儒学会为例,该会在2004年11月与印尼儒学会、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联合举办儒学巡回讲座,先后已在马来西亚新山、吉隆坡、马六甲和芙蓉等城市举行,主题为《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互动》。

　　2004年9月18日,该会和南洋学会、喜耀文化学会联合主办公开讲座,主题为《人文主义,根在哪里?》。

　　2004年7月13日,该会与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孔教会联办“朱子学说”座谈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主讲。

　　2001年10月31日,新加坡儒学会与《联合早报》、南洋孔教会、中国学会联办学术讲座《儒学在新世纪的价值》,由蒙培元、杜维明、陈荣照、戴琏璋、成中英等人演讲。此外,新加坡也会在一些大型的国际儒学研讨会举行时,安排有关的儒学讲座。

　　1997年6月17日,借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国际儒学会在新加坡举行大规模的“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会议之机,《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联办“儒学与世界文明”学术讲座,由柳存仁、戴琏璋、牟钟鉴、杜维明主讲。

　　1998年9月,《联合早报》举行“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讲座,邀请杜维明等学者主讲,出席者在千人以上。

　　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传播方面,日益呈现两极化的趋势。即最基本的一些礼仪和传统,通过草根的底层文化活动得以传承,比如庙会、歌台、殡丧礼仪等一直深入民间,但是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对华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却在退化。

　　《论语》有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新加坡,报纸刊登讣告的格式、用词和礼法,都严格按照传统。甚至有宗乡会馆或是民间组织专门出版书籍,保留这些礼俗,比如新加坡张氏总会在2003年出版了《后礼记———华人丧葬礼俗手册》,介绍丧事的办理、丧葬礼俗、仪节和应用语文以及常用亲属称谓表等内容。

　　虽然民间保留了相对丰富的传统,但是从教育层面而言,儒学学理和哲理深层的影响面越来越窄。这其中既有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有新加坡华文教育衰落连带儒家思想下滑的现实背景。

　　台湾学者戴琏璋曾将儒学精神归纳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所谓的“生命的学问”,也是最严谨的儒学形态,这里面蕴含着一种美善的人文精神。从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的儒家到宋明的儒家,由真正的儒者薪火相传,称为“生命的学问”。第二种形态的儒家思想是通过政治教化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第三种形态是“民间的传统信念”。这种信念曾经过长时期的教育,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层面[7]。

　　新加坡儒学更多地表现为后两种形态。戴琏璋认为“新加坡华人还保有相当浓厚的儒家思想,具备儒家教化,形成一种民间传统,也就是儒家伦理教养。虽然普遍上并没有精密的学理阐释和严谨的工夫修养”[8]。

　　二、儒家思想传播的困境 

　　虽然新加坡以华人人口为主,占有70%以上的比例,但是以此推断新加坡是个儒家社会,显然是个美丽的误会。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高峰,以亚洲价值观提法的出现以及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体系中尝试植入儒家伦理基因为特征。

　　但是,儒家伦理的课程遇到种种障碍,其中存在的问题折射出新加坡整体语文环境和华文教育的难处,这些问题其实至今仍未获得完全解决。

　　根据时任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儒家伦理课本编写组主任刘蕙霞博士的总结,首先遇到的是语文问题:怎样以浅显、生动、有趣的文字表达出艰深的儒家哲理?学生有足够的语文能力,又具有相当强的理解力,才能充分掌握课文内容。但当时学生的语文能力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华文中学课本的字汇,第一语文是3500字,第二语文只有3000字,而且,中一至中四的华文第二语文课本里完全没有文言文”。[9]

　　要用浅白的文字表达出深奥的哲学思想,儒家伦理课本编写组解决的办法是“尽量使课文深入浅出,力求生动有趣,并多加插故事、事件、现代例子等,以使学生易于理解课文内的思想内容”[10]。那时,用漫画表达儒家思想,并没有成为课程编写组的选择。比如,引用经典当中较深奥或抽象的话时,课本“就根据内容,用最浅白的文字解释,或举例说明。或讲述故事,以使学生明了,并唤起他们的兴趣;引用诗句或名句时,不只是把它们翻译成白话就算了,还须把原文解释得清清楚楚”。[11]

　　除了用浅显的华文文字表达外,儒家伦理课程还需要解决英文讲解深奥哲理的问题,同时要面对另一层困难:即翻译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引起的问题。不少儒家名词都不能以英文的同等词语表达,比如“仁、义、气、知、君子”等[12]。

　　儒家伦理课程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师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华文源流教师来源还算充足,前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培养了众多华文教育人才。而英文源流教师缺乏儒家的教育背景,选择教授儒家伦理课程的教师只能降低标准,“具有华文基础只是一个优先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法问题,“无可避免的,有些比较热心,有些比较冷漠”[13]。即便是华文源流教师,也随着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再没有纯华文源流的大学毕业生,而渐渐出现水准下降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儒家伦理课程只在中三、中四教授,属于宗教知识科,而该学科包括六个科目:佛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锡克教和儒家伦理。学生可以任选一科,如果选修儒家伦理,又可以选择教学媒介———华文班或英文班。

　　虽然由政府大力推动,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根据1988年底对550名学生进行的意见调查,88%的学生表示,读了儒家课程后,对人际关系有更好的认识[14],但是儒家伦理课程却在1990年就无疾而终了。刘蕙霞认为,儒家课程推行时轰轰烈烈,结束时无声无息,可能有两个原因:(1)儒家伦理课程不能独立,虽非宗教课程,却附属在宗教知识科内,因此,随着宗教知识课程被取消而遭池鱼之殃;(2)社会上仍蕴藏着一股猜疑力量,一方面以为儒家伦理被政治利用,对自由民主不利;另一方面则以为儒家食古不化,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具有这种偏见的人,误解了儒家伦理课程对年轻人道德教育的积极功能[15]。

　　政府对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与中止,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儒家思想在政府心目中地位的演变,也反映了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背景下传播儒家思想的复杂性。在2000年新加坡儒学会成立及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上,新加坡总理公署兼卫生部政务次长曾士生就提醒,儒学研究应注意其他社群的感受。

　　他说:“儒学的研究不能与社会现实与需要脱节,不应只限于学者专家们学术研究的内容。必须把抽象的学说发展为具体的项目,才容易为人们所消化与接受,以逐步形成气候。”他提醒学者“儒学的研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是要在社会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提供伦理道德的框架与强化社会的凝聚,而不是把社会带回2500年前的孔孟时代。”

　　曾士生希望儒学研究的学者必须谨记,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在提出研究成果时应注意其他社群的看法与感受。他认为儒家的价值观与其他社群的传统价值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互相借鉴参考,形成新加坡价值观的框架。如果儒学会在提出研究成果时,能加入其他传统、文化与学说的例子,则会大大加深认同,加强共鸣,使研究成果更容易被接受。

　　他也提醒儒学会“在灌输儒家思想时,讲究方法,必须能为年轻人所接受,尊重年轻人,使他们感受到能够从中获益。新加坡儒学会成立的动机,是考虑到年轻人容易受到外来颓废文化的冲击,因而要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向年轻人灌输儒家价值观,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消除新科技带来的不良副作用。不过,必须注意年轻人难免有叛逆的心理,灌输态度与方式不当会引起反感,造成反效果”[16]。

　　在传播上失去官方的强力支持,在华文文化占一定地位的新加坡,儒家思想虽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只不过所面对的困难还是一如既往,儒家伦理课程遇到的语文能力薄弱、师资不足、教学方式单一等困难,在更广层次上则代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尴尬。

　　三、漫画传播儒家思想的实际选择 

　　老舍在1945年就曾说,用绘画来表现思想,是漫画最大的劳绩。它的技巧是图画的,而效果是戏剧的或短篇小说的,漫画也负有传播思想的任务[17]。

　　在新加坡开始将儒家伦理课程作为中学选修课目的相近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开始与中国经典名著挂钩,推出诸子百家漫画册,并很快传播到大陆,刺激了大陆自身的漫画创作和图书市场。就漫画作品的风格和图书编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漫画图书市场有过四个相对独立的阵营:诞生于生活比较优裕、社会相对发达的台湾地区,以蔡志忠漫画为代表的生活智慧、人生感悟类漫画;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动荡的背景中产生的、以讽刺社会不良现象、鞭挞邪恶、使人向善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丁聪漫画;图解深奥学理、传播思想智慧,以赵汀阳、何立伟为代表的学者漫画;梳理漫画线索,展示“过去”智慧和生活画卷,凭吊古人,舒展怀旧情愫的“老漫画”[18]。

　　受到台湾漫画的影响,大陆在传播古典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典思想上开始找到新表现形式与传统内容的巧妙结合,近年来已出版众多漫画儒家思想的书籍。2004年出版的周春才所绘《漫画论语图典》(中国文联出版社),即宣称“本书从儒家文化的伦理价值体系切入,以漫画艺术这种生动有趣、平易近人的形式表现《论语》问学论道的中心思想”,漫画这种形式也将为读者提供“一条体悟中国古典哲学和儒家宝典的曼妙小径”。此外,200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联合出了一套精品图文版书,包括《中国通史》、《中国皇帝传》、《资治通鉴故事》、《中华成语故事》和《史记故事》等十多册,特色是每篇原文后都另附注释、译文、例解、文白对照,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炼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使读者既可领略原文的古雅风貌,又可轻松体会文义。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满足了现代人的阅读需求。

　　对新加坡而言,使用漫画传播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和市场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更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对新一代人来说,要推广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应该从教育入手,漫画开始成为教育和教学方式的一个选项。有趣的是,领导过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的刘蕙霞也建议教师团体可与出版商合作,编制一套以电脑新科技教学,或以连环图画编成的儒家教材,以适应新时代学生的兴趣[19]。

　　由于在学校推广儒家思想曾经遭遇挫折,华文教学环境又经常面对“华文难学、教学手法机械”的批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文水平不断滑落。因此,从在青少年中维持对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兴趣的角度出发,选用漫画方式传播,是一种现实选59择。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新加坡调整中国策略,注重培养华文人才甚至精通中英文化的“双文化人才”,又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传统。新加坡在1999年由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提出培养“华文精英”,其后政府不断强调中国经济崛起对新加坡的影响,同时鼓励国人学好华文,了解中国文化,为与中国打交道奠定基础。要搭上中国经济顺风车的年轻一代重新重视华文,但由于华文水平低落,利用漫画从基础和简单做起,学习华文文化和儒家思想,构成市场需求的巨大力量。

　　在现实选择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漫画传播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开始展现出与中国等地不同的发展道路,日益得到教育当局、学校、华人社团等多方面的重视,漫画与教育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以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为例,该理事会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教育部在1993年联合组织成立,理事会的10名成员包括教育部官员、中小学校长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官员等,每年负责向学校和学生推荐课外华文读物。自2000年开始,该理事会开始将漫画作为推荐读物。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成功美德系列丛书》(礼、义、忠、孝、廉、耻)六本漫画集被列为高小及中学低年级读物;2001年,亚太图书出版的漫画书《中华习俗的故事》和《中华文化的故事》又被列为推荐的读物。2003年该理事会推荐的七种共16本新书,就包括漫画书《中华手工艺的故事》和《朱子治家格言》、历史人物故事书《岳飞》和《诸葛亮》、战略故事书《孙子兵法十三计———巧计破敌的故事》以及《三十六计》等[20]。

　　被列入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推荐的读物,首先要满足趣味性的要求,其他的标准包括是否具有创意以及能否灌输东方传统文化价值观[21]。以漫画方式展现儒家思想,显然符合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的要求。

　　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儒家思想漫画系列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通过漫画传播儒家思想,更主要是为华文教育服务,并且因此走进了校园,成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环节。2004年初,新加坡教育部首次在内部网站发布一份漫画书推荐书目,包括历史类的《漫画中国历史》,文学类的《孙悟空》、《水浒传》、《窦娥冤》、《桃花扇》,寓言类的《中国古代寓言》、《寓言动画廊———孔子篇》以及文化类的《中华手工艺故事》等,供中小学教师配合课文教学,让学习华文不再沉闷。同时,漫画教学也将成为“长期计划”,教育部还将为华文教师“开办课程,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漫画教学法”[22]。

　　漫画也将在新加坡的华文教学中占据更大的空间。根据新加坡教育部2004年5月所做的调查显示,“有77%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小六生觉得华文难学。就算来自讲少许华语、或以讲华语为主的家庭的学生,也分别有50%和36%的学生觉得华文难学”[23]。因此,新加坡华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探讨如何施行更具灵活性的教学,让学生更轻松、更愿意学华文。

　　在新加坡2004年开始筹划的“新加坡建国以来有关华文教学的一个最重大检讨报告”[24]中,华文教学改革委员会就建议“教育部应与本地和海外出版商合作,编写高素质的补充读物,如《西游记》等能吸引学生阅读的神话和故事。也建议学生阅读中国漫画和笑话书,以便引起兴趣”[25]。

　　四、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一）随着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华文教育,儒家思想的传播将迎来自20世纪80年代儒家伦理课程高峰之后的新的良机。不同的是,儒家思想的文化性不再是主流,华文的经济实用价值才是主流。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新加坡重视华文教育是为了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而儒家思想的传播可以搭上重视华文经济价值的顺风车。

　　（二）漫画传播儒家思想,在新加坡走出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漫画的方式逐渐改变正规、传统、严肃的教育模式,为教育当60局、学校和社会各方所接受,成为辅助华文教学的重要手段。

　　（三）因此,漫画传播儒家思想,在新加坡是与华文教育紧密结合,并成为促进华文教育、灵活教学的组成部分。在华文教学灵活化、简化,以让学生更轻松学习华文的趋势下,漫画的方式将不仅应用在传播儒家思想上,也将更广泛地应用在华文教育甚至其他学科的教学内容上。

　　（四）同时,必须看到,漫画传播儒家思想或中华文化,只是引导入门、引起兴趣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无法完全达到积累深厚哲理和树立文化根基的目的。如何在入门之后,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维持对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的研习,提升新加坡华人社会整体对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的掌握水平,才是更大的考验。

　　（作者简介：周兆呈,男,新加坡《联合早报》执行级新闻编辑,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理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候选人） 

 

　　[注释]

　　[1]日本京都大学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义原国雄(YoshiharaKunio)在1999年的英文新著《亚洲的人均所得》一书里,比较分析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支半岛诸国的经济业绩后,得出有关结论。参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7月29日的报道。

　　[2]《亚洲经济转变决定未来的文化影响》,李光耀在新加坡丹戎巴葛新春联欢会上的演讲全文,[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2月6日。

　　[3]李光耀:《亚洲经济转变决定未来的文化影响》,《联合早报》1995年2月6日。

　　[4]王赓武:《世俗主义的前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2001年10月5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文系主办的“亚洲价值观和日本的选择”国际研讨会开幕礼作主题演讲的全文,刊于2001年11月11日《联合早报》。

　　[5]对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运动”,新加坡学者李元瑾曾专文论述,参见《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现代意义:以1980年代新加坡儒学运动验证之》,载李元瑾编《南大学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第171-190页。

　　[6]《黄忠天:台湾经学研究》,南京大学中文系网页,2003年11月14日。

　　[7][8]戴琏璋访问录,见《联合早报》1996年9月15日。

　　[9][10][11][12][13]刘蕙霞:《从理想到现实:中学里教导儒家伦理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收录于刘述先编:《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出版,1987年。

　　[14]刘蕙霞博士在“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联合早报》2001年11月5日。

　　[15]刘蕙霞博士在“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联合早报》2001年11月5日。

　　[16]曾士生在新加坡儒学会成立及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联合早报》2000年11月9日。

　　[17]载1945年3月25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收录于《老舍杂文集》第十五卷。

　　[18]呼延华:《漫画图书呈现多元格局》,《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6日。

　　[19]刘蕙霞博士在“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联合早报》2001年11月5日。

　　[20]新加坡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网页;《联合早报》2003年1月25日。

　　[21]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助理署长梁春芳的谈话,《联合早报》2003年1月25日。

　　[22]《漫画辅助华文教学》专题,[新加坡]《星期五周报》2004年第657期。

　　[23]新加坡教育部万人调查,《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6日。

　　[24]新加坡教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语,《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6日。

　　[25]新加坡华文教学改革委员会建议书,《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