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东亚的传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文字、律令、教育等方面。

　　儒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伦理道德学说，战国时代经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形成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由于儒学重视传统伦常关系，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所以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尊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但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一些儒学家往往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儒家学说来，从而形成各种儒学流派。如在汉代，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捍卫儒家正统的“道统”说；到了宋明时代，出现了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并且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代又出现了汉学和宋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儒家思想才逐渐丧失了传统的支配地位。

　　儒家学说产生之后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有很大的影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作为儒学载体的汉字在三国时代以前就已传入了朝鲜半岛。古代韩民族只有语言但无文字，所以汉字的传入，在韩民族文化史中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这种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凭借汉字记录下了三国珍贵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依据汉字中承载着的儒学思想创造了韩文。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西元前一○八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了“汉四郡”，这对传播儒家典籍和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促进作用。高句丽建国后历经四百多年，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建立了儒学教育机构——“太学”，成为三国儒学教育的嚆矢。这可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二年条“立太学，教育子弟”的记录。“太学”的教育内容和制度皆模仿中国，以教授儒家经典的经学、史学、文学为主，以培养精通儒学的人才为宗旨。另外，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即《诗经》、《书经》、《周易》、《礼记》、《春秋》等五经，产生了专门攻一经的学者。在高句丽的大学中也已有“博士”制度。在“太学”的受教育者基本上是贵族子弟，他们经过儒学的教养，成为国家政治的执行者、经济的管理者、国防的卫护者。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三国时代的“律令”制经百济传入日本。日本在六四五年发生了政治改革运动，史称“大化革新”。“大化革新”是古代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一次变革，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大化革新”的三大纲领一是主张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的公地和公民：二是主张成立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将全国土地划为国、郡、里等行政区域；三是规定全国统一的税制，制定了《班田受授法》。“大化革新”后的七○一年，日本制订了《大宝律令》，并付诸实施。七一八年，对《大宝律令》进行部分修改后颁布了《养老律令》。这是以中国大唐律令为蓝本制订的。《养老律令》的实施意味着“大化革新”要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理想的实现。统一新罗时代和古代日本“律令”制的实行，标志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