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1月14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济南召开，中韩两国六十余位嘉宾及专家学者通过现场与网络连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讨论。本次会议对“儒家治道思想与当代社会治理”的深入探讨，儒家的治道，即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可以说，抽掉了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就失掉了骨干，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的维系便是不可想象的。下文将综合与会专家观点，深刻揭示儒家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韩星：尧舜之道对儒家治政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表示，在儒者看来，尧舜所行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尧、舜之所以把天下治理得很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虞盛世，就是他们能够施行仁政。尧舜心怀天下，一心为民，推行仁义，致力教化，德行广被。

　　尧舜之道的精髓是中道。《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只有精心一意，诚恳地秉执其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中庸》也引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能够虚心向人请教，特别对一般老百姓的粗浅之言很重视，从中体味老百姓的心声，对听到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对是非善恶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够隐恶扬善，扶正避邪，善于通过考察事物的两个极端，把握中道来治国理民，这便是“执两用中”，是舜的“大知（智）”，也就是一种政治大智慧。

　　尧舜之道经过孔孟荀的阐释，历代儒家的发扬，成为古代中国修身的最高境界和治道的最高理想。今天，我们研究和弘扬尧舜之道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和理想之治，可以促进国民道德素养的提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黄玉顺：孔子的制度正义思想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指出：“儒学所关注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秩序，即其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就是所谓‘礼’”；“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有一套制度规范”，“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遵守某种制度规范，这是‘行为正义’问题，也是所谓‘道德’问题。但儒家同时认为，具体的制度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而变动的”，“这是‘制度正义’问题，即正义论问题。”

　　这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义”也包括行为正义和制度正义：（1）关于行为正义，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主张“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关于制度正义，孔子主张“礼有损益”，他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是说：在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既有的礼制体系，应当去掉一些旧的规范（损）、增加一些新的规范（益），从而形成一套新的礼制。”

　　孔子指出：“行义以达其道。”所谓“行义”，就是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这就是说，“义”的实行、实现，是落实于“礼”的建构上的；反过来说，“礼”的制度规范建构，其根据是“义”的原则。

涂可国：儒家实践理性层面的为政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涂可国教授提出，实践理性层面的为政问题。毫无疑问，这方面儒家最大的贡献首先就是建构了前述的任贤使能或尚贤与能理念，由此发展出中国贤能政治精神传统。最具有儒学风格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围绕如何为政论述了身正正身和必也正名两大行政思想。

　　孔子的德治治国方略不仅注意到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道德政治化的良好效应，还从“身正令行”角度提出了示范伦理的为政之道。众所周知，孔子从两个方面指明了“身正令行”的为政之道。一方面是正己以正人。他不仅明确地凸显为官者正己的为学工夫：“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还以反问的方式强调一个人从政必须履行正人先正己的使命：“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两段话显然从政治生活领域彰显了儒家一贯提倡的“正人必先正己”的总的为人之道。另一方面是身正令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一论断体现了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也说明了为政者只有做到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只有自身品性、行为端正，才有资格和能力去从政的政治理念。

　　李润和：克已复礼为仁与治道

　　韩国安东大学名誉教授李润和指出，在“治道”的原理中，把人作为核心主题，是因为治道之意就是实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人类存在的生活和平与幸福，通过“克己复礼”实现的道德价值之伦理实践，最终归结为儒学提出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克己复礼”可以推扩为通过人类社会之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之意。人类社会的和平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上，儒学提出的大同社会也要通过和谐的实现来完成。“和”即和谐。和谐的目标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天地自然的调和，最高的调和是大同社会。通过和谐，个人提高了人格修养，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更进一步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了和合与调合，这样的社会就是《大学》里的“平天下”。因此，儒学中“平和”之“平”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大学》里“平天下”之“平”，“和”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中庸》里“中和”之“和”。所以，“为仁”与“归仁”的意义就超越了个人自觉，是旨在追求包括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天下的整个共同体和平的人类普世价值。此外，基于“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孔子思维的道德省察和伦理行为，今天依然是我们实现和平、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实践依据。 

全圣健：学之仁政论与礼治观

　　韩国安东大学教授全圣健表示，孟子认为“养民”是王道之始，在可以“养民”的状态下，提出“教民”。仅凭吃饱穿暖的养民，无法过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所谓“教民”成为必需。因为只有教育人民以“父子有亲、君臣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亲”为代表的人伦，才能建立儒学提出的共同体。

　　孟子把重视人际关系调和的孔子的思想用以五伦为代表的人伦加以确立。作为人类秩序总称的“人伦”，是指“伴随人际关系中所获得的个人角色而来的权利和义务。”我们作为子女、父母、丈夫、妻子、大人、小孩、朋友等各种不同角色，需要履行各种不同的责任和权利。如果都能够胜任这些角色，就能够建立良好的共同体。

　　孟子用“兼善”的逻辑对此进行归纳。知识分子并非仅听善言，而是要实践它。要求他们不能仅限于“独善”，而要“兼善”。知识分子不仅是追求“独乐”之人，应是“与民同乐”和“与民偕乐”之人。共同体全体成员共生、共享幸福之价值的世界，正是孟子所期盼的世界。

　　朝鲜儒学家们不断努力，试图运用孔子和孟子的这种思想，维护经学和经世学秩序。其中尤以悔庵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影响至大。悔庵提出的理学根源，其实就是以继承孔子教导的孟子性善论为前提的。所以，可以说，朝鲜儒学的“治道”也是基于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