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明作学术总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荏苒，中韩儒学交流大会至今已经召开了七届。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庚子之年，中韩双方儒家学者还能借助现代通讯方式，“面对面”进行交流，实属难得。这场史所罕见的瘟疫，考验着中韩两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叩问着两国所共有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当下应对方式。因此，此届会议以“儒家治道思想与当代社会治理”为题，就显得格外严肃与瞩目。

　　毫无疑问，“正义”是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议题，也是近年来黄玉顺教授倾力而为的“中国正义论”的出发点。他在《论“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儒家治道的“正义”概念》一文中追溯了先秦时代孔孟荀等儒家的源初思想，对“行为正义”和“制度正义”作出了明确区分，而这两种“正义”恰可对应儒家治道思想中的“礼”与“义”的概念。他将先秦儒家“制度正义”思想提炼出来并作了系统说明，确证为一般正义论范畴，而将“行为正义”归入传统伦理学范畴。这种区分也就意味着在制度与道德二者的关系上，是制度决定了道德而不是相反，并以此为传统伦理学奠基。长期困扰并引发诸多混乱的关于正义概念本身的理解难题，因此获得了清晰的答案。很显然，儒家的“义”“礼”之思给予了绝对性的思想助力，在与西方正义论观念的比较中显示了自身的价值与优势。

　　与黄教授中西比较的视域不同，涂可国研究员是从本土的文献出发，紧密围绕儒家“治道”的传统来论说。他的《儒家治道思想论衡》一文，先从儒家经典文献中提炼出“治”的三种用法，即作为名词性的“太平盛世”“良好政绩”之意、作为形容词性的“有序”“合度”之意，以及作为动词性的“治理”“整顿”之意。继而将儒家“治道”思想分为治人、治己、治邦和治天下四个层面，将儒家“为政”的理论与实践分为道德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三个层面，全面涵盖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各方面，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传统资源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李润和教授追本求源，以孔夫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为其论说的基点。《克已复礼为仁与治道》一文将“克己”“复礼”“为仁”分作三个层面加以阐发。从“克己”的伦理性角度看，“克己”指向的并非单纯自我修养的提升，而是在在解决由各种关系衍生出的诸多问题的个人之道德反省和自觉。从“复礼”与“安人”的社会性角度看，儒家成己成人、修己安人乃是一体同构的关系，复礼于是也就成为社会性的道德实践。“为仁”与“归仁”则具有普遍性且与儒家“治道”直接相关，即通过建立在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人之道德实践，达致“大同”的理想社会。在李教授看来，由“克己复礼归仁”所蕴含的儒家治道思想，在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中仍是有效的。韩星教授则将视野投向更为遥远的上古时代，把历代儒者所崇奉的“尧舜之道”作了一番理论梳理，对尧舜之道的内涵、尧舜德行、尧舜道统、尧舜道德人格典范及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等等全面加以描述阐发。作为理想的典范，尧舜之道实则一直是儒家遵循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

　　尹锡皓教授的论文把我们带进了韩国历史上以茶山丁若镛《经世遗表》为中心的市廛体制改革事件中。藉由这个历史的个案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儒家经典及其传统理念的解释问题，特别是在面对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这种现代情形时，那些载于典籍的儒家“治道”思想是否成为改革的阻碍，抑或成为前进的动力？而关于儒学现代性转化的话题可能是当下最具吸引力的话题之一，中韩儒者正走在朝向可能性的路上。咸泳大教授同样关注了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即是以顺菴安鼎福为中心的乡约运动。乡约，是儒家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虽然源出较早，但却仍于当下具有活力。无论所谓前现代之农业社会，以及现代之社区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家庭与家庭的联系，必在具体的协调中建立某种契约。或许，着重于人伦及社会关系的儒家学说，可以为现代乡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提供前提。

　　朱子之学长期被奉为官方学说，在“治道”领域有特殊意义。成积春教授聚焦于康熙时代的历史史实，细致考察了朱子学如何在易代背景下逐渐取得“独尊”地位的前因后果。这种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朱熹的“治道”思想为大一统帝国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积极价值。全圣键教授为我们描述了朱子经世之学在朝鲜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其要点包括栗谷李珥经由朱子接受的孟学王道观、磻溪柳馨远的制度改革论、茶山丁若镛以《周礼》为核心的实学思想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全教授的论文建基在新冠疫情这一动摇经济根本、加剧国民困境的当下氛围中，特意强调“讨论治道之人，必须立志于为国民和市民谋幸福和安宁这一目的”，并且从儒家“礼仪”的自发性视角出发，借古喻今，匡时救世。李昤昊教授关于占卜与经世的论文可能要让中国学者惊叹，原来“朱子学之国”将源自中国的古代文化诸如《书经》的篇章也能演绎发挥，以致在朱子心性之学和经世之学间，亦能建构出以神为中心的新学说，这就是存齐李徽逸与葛严李玄逸《洪范衍义》的功绩。这种跨越了孔子、朱子和退溪而直接进入儒学第一期的天人思想，不仅不可以迷信视之，反而为古道之保存和后世之运用奠定了基础，“朝鲜朱子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或许要在它把第一期儒学关注的超理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引入经世学领域中去寻找”。郑宗模教授的思想可能更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他所提到的“少数者”，如受种族歧视者、性少数者、难民、外籍劳工等等，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社会问题。他的问题是尖锐的，无论东西方或古今代，都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郑教授独具慧眼，找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视之为“20世纪少数者问题的重要起源”，认为康有为积极把儒家仁爱和仁政的理想与少数者的困境连结起来，以勾勒出儒家的理想社会论，因此或可构建儒家的“少数者伦理学”。

　　在儒家“治道”方面，谈及最深的是荀子。作为荀学专家，路德斌研究员深知儒家藉由荀子的“治道”思想。随着国家形态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从孔、孟到荀子,儒家的治道理念也经历并完成了一次实质性的转进和发展，即由以“正心”为本、以“内圣外王”为进路的“德治”之道转向以“治身”为急、以“隆礼重法”为特征的“法治”之途。依荀子之见，前儒将内圣外王定于一本、修齐治平归于修身，看起来是寻根务本，一劳永逸，但其实潜含着很严重的理论偏差，因为内圣、外王实非一事，修齐、治平其道不同。治道之本不在“心”，而是“礼义法度”。

　　刘云超研究员则从“孔颜之乐”的角度去把握儒家“治道”的社会和谐观。他认为，“孔颜之乐”具有一种典型性，就是把情感、审美与道德融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哲学德性论的典型特征。其最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从中发现儒家德性论中情感与道德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发现审美体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并进而发现，儒者对人格理想与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是在“愉悦”情感中生发，又在“愉悦”情感的彻然彰显中臻于至善至美的终极完成的。

　　如果说这次中韩儒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最让我们这些儒家学者感到轻松却又沉重的，是李致亿教授关于森比（seonbi）的讨论。或许我们从未质疑过自身作为儒家学者、秉持儒学规范的身份，但是如果读完李教授的文章，恐怕要存有一些疑虑了。说它轻松，是因为它不像一篇高头讲章，而是直插当下我们的现实境遇，电视、综艺节目，以及更为广泛而世俗的生活情境；然而，我们还是那个儒生、士、君子、森比么？我们为此而感到沉重。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我们真能保持住那种“纯粹”吗？好吧，至少李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几种路径：信仰，道德，以及担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儒学乃是中韩两国共同之文化传统，唯如此，无论是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还是应对当下之严峻局势，势必要汲取儒家治道的精神养料，以期开万世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