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到现代，儒家孝道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但仍被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且经过儒家孔子、曾子、孟子等的宣扬，逐步被众人认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在基本伦理道德不变的情况下，对儒家孝道思想进行了不断修缮，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予以宣扬和提倡。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传统儒家孝道思想的内容也有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一、传统儒家孝道思想的起源  

　　从古代社会开始，人们对于孝从各个方面进行过诠释。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中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他认为“孝”字从结构上看是个会意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下面的“子”字结合成的，本义是子在下面侍奉上面的老人。而甲骨文的“孝”字像个曲背的老人手抚幼子之头，表示长辈对于晚辈的亲爱之意。在西周铭文中，孝被定义为“追思”“孝祀”以及“孝养”。孔子结合当时所处的时代，吸收各家之长，第一次对孝行做出了深刻的诠释，并且创立了传统儒家孝道思想。他的孝道思想认为：“孝”不仅指子女从物质上满足父母，使父母衣食周全，更重要的是要尊敬父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子游问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论语》记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先生撰，曾以为孝乎？”这就提出了子女对待父母双亲该如何赡养的问题。这既是理论上的一个原则，也有具体的道德要求。《孝经》引孔子的话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2]“敬”“乐”“忧”都更加彰显了情感层面的内容。孔子总结了人类生产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尊敬和赡养长辈的道德规律，并将这一规律加了一定的限制，形成了我国重要的道德规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协调了家庭和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使其井然有序，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伦理思想也奠定于传统儒家孝的思想之上。  

　　二、传统儒家孝道的演变  

　　春秋是儒家“孝”思想的形成时期。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起源于儒家的道德思想，其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把“孝”认为是“仁”的基础。而且它还在孝养的基础上提出了敬养，把“敬”引入“孝”，拓展了儒家孝道的内容，使它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孟子进一步发挥孝仁的思想，认为应该把最初从亲子关系出发的孝观念推及至家族再到国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仁”思想被不断地得到加强，甚至上升成为一种理论。秦汉以后，这时的封建专制在不断加强，孝道在这时也已经逾越了家庭伦理道德的范围，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了统领性的认识。“孝”不仅协调了家庭内部成员的各种关系，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古代的宗法制度，成为一种行为准则。[3]因此到了汉朝，申明“以孝治天下”，甚至出现了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死后皇帝以“孝”冠之以谥号。“举孝廉”就是这时候用以取士的重要依据。孝在当时被附加了强有力的政治色彩。在孝的诠释上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把师长与弟子关系用父子关系来解释。  

　　魏晋也同样标榜“以孝治天下”，颇有汉代遗风。其中还出现了“孝子传”作为正史。《晋书》中专辟用以记述一代著名孝子的孝行，可见当时的孝行已在全社会得到了推广。  

　　隋唐时期，孝行得到进一步的社会教化。虽然一度由于佛教冲击有了一定的淡化，但在韩愈等饱学之士的强烈推崇下，又有了很大的改观。  

　　孝道在两宋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孝行遍天下。但在这一时期孝行教化也因日益鼎盛而变得更加权威，从而走向了偏面和僵化，强调绝对服从。元朝的孝道教化在民间以趋于通俗的趋势，相对于以前出现了重大转向。《二十四孝》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为了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统治者也就更加强调孝道。  

　　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儒家孝道思想经历了“凤凰涅槃”的过程。五四时期，虽然仍以“尊老敬老爱老”为核心，但对于传统的孝道，以陈独秀为首的反传统人士却在进行猛烈的批判。由于受民国初年的帝制运动和孔教运动的强烈刺激，学者们批判传统孝道的虚伪和保守，从而认为传统儒家孝道的愚孝行为有悖于人道。进入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对于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的孝道思想进行反思，以精神文明和道德构建为出发点，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统孝道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使新儒家应运而生。新儒家十分重视对“孝”的研究，其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比较注重儒家孝道的意义，代表人物是梁潄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第二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孝道观阐发弘扬贡献较大者为徐复观、唐君毅。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今）杜淮明等对孝道精神做出了重要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