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一级的封建贵族官员，七十岁就要把执掌的政事交还国君而告老还乡。贵族官员致仕后，朝廷把他们奉养于各级官学。《礼记·王制篇》说：“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又说：“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此所谓“国老”，就是卿大夫一级年老致仕的封建贵族；所谓“庶老”，就是庶民百姓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周代的学校就是官学，把“国老”、“庶老”们安排在官学养老，让他们兼任学校的老师，传播知识，推广教化，可见当时不但注意到了养老，而且已注意到了发挥老年人的智力资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周代

　　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乡是周天子及诸侯都城四郊的基层组织单位，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相传天子有六乡、诸侯有三乡。举行乡饮酒礼时，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他们不仅受到晚辈的伺候，还依年龄而别，年龄越大，享用的美味佳肴也越丰富。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在于正齿位，序人伦，尊老敬贤，敦睦乡里。 周代朝廷对老年人及其家庭也实行优惠政策。《礼记·王制篇》规定，老人五十岁以后，不再服劳役；六十岁以后免服兵役。朝廷还根据户口册核查老年人的家庭及其财产情况，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这是说，八十岁老人的家庭可有一子免服兵役和徭役，九十岁老人全家可以免服兵役和徭役，以便让其家人安心在家服侍老人，恪尽赡养老人的义务。

　　春秋战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的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以致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佛教传入中国，最后也不得不把“无夫无君”的教义改变为 “忠孝”的说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也不得不改变“不能崇拜偶像”的诫条，允许信徒“祭祖”……

　　孔子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记载他仅有数千言的《孝经》，以孝为纲，历陈“五等之孝”，提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个等级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经典之一。

　　《论语·为政》里也记载了孔子的许多弟子向他问孝的事情。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游的发问，孔子说得极有道理。关于如何具体行孝，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很是精僻到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明确地提出在伺俸父母时，还要做得和颜悦色。他特别强调这个态度问题，主要是在于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诚笃，要求子女要确实出于敬爱之心，真心实意。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还记载着这样一个件事：曾子犯了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老教训我，没累着您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得没有 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这显然是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攻之击。可见， 古时把孝当成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

　　关于孝孔子还有一句名言：“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这句话的深意还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让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作到了这些也是孝。

　　孔子的弟子曾子受孔子孝道思想的启示，由事亲之孝，扩展为五伦之孝，认为做人之道，除尊敬父母师长、供养侍奉外，还要洁身自爱，力争进取；上则尽忠报国，下则爱人以德。否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儒家之孝，由父母之孝，演绎成五伦之孝，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极力推广孝道的教化。

　　秦代

　　自秦代后，历代朝廷也都注意从正面导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却不能不读，类似现代大学的“公共课”；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到了宋代，我国的儒学伦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其间宣扬的孝道有的偏离了儒家的基本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较大的误导作用。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等也极力提倡孝道， 他们经常举行“千叟宴”，颁诏“旌表百岁”，昭示其尊老敬贤的教化，推行其以少胜多的统治政策。我国历代的法令都有类似的规定，凡需赡养老人者，官府可以减免其徭役和赋税，有罪者可以减轻其刑罚；同时都把“不孝”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被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

　　由于受儒家伦理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民间,关于孝道与崇老的文化和习俗,则有更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就是说，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孝道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完全纳入了社会道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范畴,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经发展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